我国人口的增长对经济有什么影响?
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2-04-24 13:55
共5个回答
热心网友
时间：2022-05-03 07:33
增加的国 国内生产 纯增长的 人口 纯增长人 增加的 人均年次 内生产总值 总值增长 人口 增长率 口的消费 消费总额 消费额 (亿元) 率(%) (万人) (%) (亿元) (亿元) (元)1955 51.0 6.8 1999 1.99 11.3 52.0 93.51960 18.0 -0.3 -1000 -1.49 -10.347.0 103.21965 262.1 17.0 2039 2.89 25.2 61.0 123.41970 314.8 19.4 2321 2.88 32.0 78.0 138.01975 207.4 8.7 1561 1.72 24.5 71.0 156.91978 422.2 11.7 1285 1.35 23.5 147.0 182.71980 479.6 7.8 1163 1.19 27.3 356.7 234.81985 1793.4 13.5 1494 1.43 64.8 1079.0 433.51990 1638.7 3.8 1629 1.45 129.8 808.7 797.11995 11728.7 10.5 1271 1.09 282.7 6839.0 2224.61999 3565.7 7.1 1099 0.88 343.9 3278.9 3129.1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2年、2000年。 注：纯增长人口的消费、增加的消费总额以及人均消费额等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资料算出。 从人口增长的影响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来看，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是缓慢的。根据联合国《世界统计年鉴》的统计，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在1950年是28美元，日本同期的人均国民收入为195美元， 大约是中国的7倍。当时中国和日本的人口分别是5.5196亿人、8320万人， 中国人口是日本的7倍，但中国在经济*改革以前， 由于基本上采用了比较放任自流的人口*，导致人口爆炸。与此同时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推行采用了由多样的经济形态向单一的经济形态的社会主义改造、重工业优先发展方式的推进等一系列经济*的失误，以及大跃进和文化大*等*因素的影响，使经济波幅较大。两者的乘数效果，极大地影响了人均国民收入的发展速度。之后，中国推进了以对外经济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为目标的经济*改革，在各个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经济急速地发展。然而，在这个时期人口增长的趋势仍然很快，抑制了人均产值的提高。而日本在1950年以后，人口增长的规模以平均每年87万人的水准追加，人口增长的速度是适度的。与此同时经济发展是急速的，仅仅半个世纪日本的经济规模达到世界第二位，人均产值也达到了世界第三位。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的统计，在1999年中国和日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是860美元、38，160美元，日本是中国的44倍多，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大，究其因是前述的人口增加的负效果。 另外，从人口增长的重要指标的人口增长率来看，上升趋势越高对经济发展越产生不利的作用。从图1可以清楚地看到。横轴是1993 年或1994年的世界各国的人均国民收入，纵轴是1990—1994年的人口增长率，两者之间有很强的负的相关关系。即随着人口增长率的上升，收入显著地变低的现象。中国的人口增长率是1.1％， 与高收入国美国和欧洲一些高收入国基本上处在同一水准。而人均国民收入却在图中描绘回归线的右下方，只不过与低收入国印度相比较处在较高的水准而已。其主要原因是人口增长的阻碍效果。尽管中国的年平均人口增长率低，但1990—1994年间均以1,300万以上的水准推移， 世界最高的人口纯增长量的增大，不仅抑制了人均国民收入的成长，在某种程度上也抑制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附图 图1 人口增长率和人均国民收入的国际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总务厅统计局《世界的统计》1996年日本矢野恒太纪念会《世界国势图会》1996—1997年的统计资料算出、作成。 急速人口增长的效果，由于劳动力人口的激增使雇用深刻化，对于经济发展也是不利的。中国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由于两次人口增长*期的影响，劳动力人口急速地由1953年3.3657亿人增大到5.7178亿人，仅仅25年间就发生了2.3521亿人的纯增长。劳动力人口的爆发，加速了完全失业（totally unemployed），在1978年劳动雇用达到了建国以来最低水平，都市的完全失业者上升到530万人、失业率也达到了5.3％的状态。都市的完全失业者主要是由于文化大*的影响、经济的停滞不前及产业结构的不平衡等急速地增大。经济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都市经济的活性化及外国资本和技术的导入促进了集体经济、个人经济的发展，使劳动、就业问题好转，失业人数渐渐减少，在经济改革开放全面转换的1984年下落到235万人， 失业率也降低到1.9％的水准。这个时期都市新雇用年间大约为850万人。然而在1988年社会的需要和供给的失调、产业部门发展的不平衡等持续的进行，不得已采用了经济紧缩*。这样劳动雇用状况恶化，都市完全失业人数急速地增大，1995年越过了500万人。最近数年以来， 中国为了提高劳动生产性。作为企业雇用制度的一环推进优化组合制度。各个企业部门在生产现场和管理部门挑选合适人员，根据从业人员的能力和业绩进行审核，在合适人员的范围内形成作业集团，合适人员以外的剩余人员被削减。另外大部分的企业部门采取了提前退休制度。这样都市部门由于优化组合和推行提前退休制度，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完全失业者、潜在失业者和不完全就业者。 另外，人口急速增长导致劳动力的资本投资降低，由于劳动力素质的降低，对于经济发展不利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视的。就现代的经济发展而言，具有大量高素质的劳动力是必要的。这样的素质包括文化素质、科学技术素质及身体素质，特别是科学技术素质和文化素质对于高度的经济成长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众所周知美国和日本劳动力的质量是很高的，尽管两国的劳动力资源数量不高，约占世界的6.2％， 但由于劳动力的科学技术素质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和智力资源的增长，使劳动力资源量也相应地增长，因而两国的经济发展始终保持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三分之一强的高水准。由此看“智力资源”即劳动力的科技水平和劳动技能的提高，对一国的经济发展而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经济*改革以来，中国国民的文化素质和科学技术素质较明显提高，人口的过快增长，加重了教育事业的负担，引起了教育费用和教育设施的不足，对劳动力的文化技术的提高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根据199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全国各种职业的从业人员中，大专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仅占3.5 ％，与1990年的全国人口调查的2.1％相比虽然较明显地增加， 但与美国的46.5％、日本的20.7％的水准相比，差距之悬殊是显而易见的；中等教育程度和初等教育程度的比率分别是50.8％和34.2％，而不识字率达到了11.5％的数值，不言而喻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偏低。此外由于劳动力的资本投资过低，具有现代科学技术的熟练工人和科学技术者在数量上是偏低的。根据统计调查，1998 年国有企事业单位中， 专业技术者为2091万人，只不过占职员和工人总数的23.7％而已。这样劳动力的素质低成为制约中国劳动生产性提高的主要因素，影响了经济发展的速度。 二、结论 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并不是单纯的，对于经济发展的过程来说，具有促进因素和阻碍因素这两个方面的影响。近代经济发展的初期，欧美和日本等先进国适度人口的增长扩大了市场，随着投资水平的增大而扩大了经济规模，带来经济效益，刺激了经济发展。而中国人口增长的经济效果，如上所述与先进诸国适度人口增长的效果相比是比较低的。人口的迅速增长不仅仅抑制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也抑制了国民储蓄额的增加，阻碍了资本形成，对经济发展的速度造成负面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人口正处在后期扩张（Late expending）的阶段，这种成长局面虽然处在人口转换的后期，但与西欧、美国及日本等先进诸国一部分经验的低位静止（Low stationary ）或者减退（diminishing）的最后阶段相比有很大差距， 人口的迅速增长导致雇用水准降低，带来大量的完全失业、潜在失业和不完全就业、使劳动力的生产性减退，与此同时抑制了经济成长。毋庸置疑，人口的过快增长作为抑制因素对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因此，今后中国实行弹性的人口控制*，特别是抑制人口素质相对较低的农村人口的增长，促进人口素质相对较高的都市人口的增长将成为重要的课题，此外，对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和科学技术的素质等人力资本进行大量的投资，使智力资源大幅度地增长，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这样适度人口的达成和劳动力质量的改善，渐渐地成为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缩小与欧美人口质量的差距，加速经济发展的进程。
热心网友
时间：2022-05-03 08:51
人类在利用环境的同时，也在改造着环境。随着人口的增长和膨胀，也对环境造成许多影响，其途径是多方面的，范围也在扩大。
人口增长对环境的影响表现在两大方面
一、人口增长对生存环境的压力
1、生存空间及承载力
宇宙环境是无限的，但是适合于人类生存的环境空间是有限的，而就是地球(屹今为止唯一发现的)地球的重量5.875×1021t，面积510083042km2(即5.1亿km2)。
纵观人口增长史，我们将发现越往前人口增长1倍的时间(倍增期)越长，越往后，增加1倍的时间越短。公元时代开始，人口增长1倍约用450年，第二次增长1倍时间为400年，接着，为100年，45年。目前是35年左右，有人以1970年世界人口为36.8亿做基数，按每35年人口增长1倍的固定增长速度计算，到公元2705年，整个地球表面每m2将有10个人，到公元3535年全世界人体的总重量超过地球的重量。这是难以想象的情景。
另外，地球对人口的容纳量，不光指按容器的容积大小计算，而是指人类在地球上维持永久生存下去的最多人口数，地球上植物的总产量按能量计算，每年为660×1015千卡，每人每天维持正常生存需能量2400千卡，年需能量8×105千卡，那么要养活地球上60亿人口年需能量4.8×1015千卡，占植物总产量的0.73%。按这样计算，地球上的植物总产量可养活8250亿人口，但人类仅能获取植物总产量的1%，因此，仅能养活82亿人口，况且地球上以植物为食的不仅仅是人类，其它各种动植物都直接、间接地以植物为食，还有许多植、动物是不能供人类食用的。
2、对气候的影响
人口增长，会因呼吸、燃烧、工业发展等使排入大气的CO2、NOX、SO2增加，引起酸雨和光化学烟雾、温室效应等发生。近百年来，全球地面气温增加0.3~0.6℃。80年代为本世纪最热的10年，1988年平均比1949~1979年增加0.34℃，海平面上升14.4cm，我国上升11.5cm，估计到2030~2050年，全球年平均气温比近几十年还要高1.5~4.5℃，将比过去一个世纪高5℃左右。
3、对城市环境的影响
目前世界平均城镇人口比例为42.2%，而发达国家城镇人口比例为79%，我国1990年城镇人口占26.2%，约3亿人，1982~1990年间每年以4.35%的速度递增，高于49~81年的3.99%递增速度，2000年，我国城市人口比例达35.7%。
人口城镇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但由于人口过分集中，导致住房拥挤(90年底，我国城镇共有无房户、困难户800多万户，1988年统计，全国人均居住面积在2m2以上一特困户尚有55万户)。2002年统计，我国城市居民平均居住面积21.3m2。交通堵塞，是城市的另一大难题，据统计世界295个城市公共汽车行驶速度，天津倒数第一，北京第二，我国各大城市速度逐年下降，水源紧张、环境污染(大气、噪声、垃圾、卫生、绿地)。究其原因，均为人口膨胀，市区人口过密所造成的。
就业困难
二、人口增长对自然资源的影响
地球上水的总量为13.8亿km3，其中96.53%以上为海洋咸水，地球淡水的总量为0.35亿km3，只占全球总水量的2.53%。其中3/4是在南、北极的冰帽和冰川中。因此，人类易于利用的淡水约占全部淡水的20%左右。而直接能取用的河、湖淡水仅占全部淡水的0.5%，可见能供人类直接利用且易于取得的淡水资源是十分有限的。
由于人口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在某些国家某些地区，对水的需求量已达到本地区供应能力的极限。公元前一人一天耗水12L，中世纪增加到20~40L，18世纪到60L，当前欧美一些大城市每人每天耗水达500L，每年人均耗水超过104m3，每年消耗水资源的数量远远超过其它任何资源的使用量。据统计，全世界每年用水总量接近3万亿m3，目前许多地区缺水问题十分严重。
我国水资源总量2.8×104亿m3，但人均占有量仅为2693m3，居世界第109位，被列入全世界人均水资源13个贫水国之一。全国668个城市中，目前有400个城市缺水，北京城市尤为突出。据统计，我国城市平均日缺水量为1600万m3，北京、山东、沈阳、长春等都是缺水城市(1984年192个城市缺水，说明人口的增长，需求量加大)。
二、粮食问题、土地问题
随着人口的增加，人类对粮食的需求量也日益增加。据美国国际粮食*研究所推算，现在世界粮食增长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1985年后人口增长速度未变，则每年将短缺1亿吨粮食和5000万吨蛋白质，将会有更多国家人民不得不处于饥饿和营养不良的状态。
造成粮食短缺的一个原因是世界上可耕地面积有限，而且分布不均，其中最肥沃而又便于耕种的土地均已开垦，剩下的若开垦则需要大量投资。实际上各个国家人均占有耕地的数量是极不平均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几乎没有扩大耕地的可能。有些地区甚至还需要退耕还林、还牧。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工业、城市、交通占地的不断增加，使耕地面积不断缩小。虽然人们还可以通过改革耕作技术和增加农业投资等措施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使粮食获得较高的收获，但目前粮食增产是有限度的。最根本的措施是控制人口的增长。
中国人均占有耕地少，加之人口增长过快，人均耕地面积越来越少，人地矛盾日趋尖锐。1953年全国人均耕地面积为0.18公顷，每公顷耕地平均养活5.5人，目前我国每年出生人口1500多万人，而耕地面积每年由于工业、城市、交通占地而减少40~50万公顷，以致造*均耕地面积不足0.1公顷。每公顷耕地平均需要养活9.8人。预计到2050年，每公顷耕地需养活12人左右。浙江省人均耕地不足0.05公顷，福建省只有0.04公顷。
预计到2050年，我国人口达到16.4亿，而耕地面积则下降到7300万公顷(由目前的9600万公顷)，按16亿人均年消费粮食600kg计算，我国共需粮食9.84亿吨，需每公顷产粮13.5吨，而目前粮食单产最高年份(1984年)只有3.6k/ha，比现在需要提高粮食单产2.7倍。达此指标是相当困难的，只有控制人口的增长才是唯一出路。
三、能源与资源的问题
自然资源的耗竭问题指的是不可更新资源，包括矿产、化石燃料(煤、石油、天然气等)。
世界能源消耗速度迅速增加，目前消耗最多的是石油、煤炭等化石能源、石油年能源消耗量占总量中的38%，发达国家多，如日本石油、天然气消耗占总耗能额的65.8%，煤仅占18.8%，美国石油、天然气消耗额占总额的65.6%，煤占29.3%，而我国能耗特点是以煤为主，1990年煤耗占75.06%，石油、天然气仅占19.4%。
矿产资源：我国总量丰富，但人均占有量少，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而庞大的人口数量对矿产资源需求，已使我国在允许的人均矿产消费很低的情况下，成为一个资源消费大国。每年矿石采掘量达50亿吨，年人均5吨。总量超过了美国的采掘量。不仅造成资源的紧张，而又诱发出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很多矿产品和加工产品又被用来满足新增人口的需要。
人口对环境的影响
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与科学技术的进步，一方面在利用环境与征服自然方面取得很大发展，同时也带来一些严重的问题。这就是目前经常从新闻媒介得知的生态危机。这是由于人对自身的发展失去控制而使环境遭到破坏，破坏的严重程度已影响到人本身，也威胁着许多其他物种的继续生存。许多关心人类生存环境的学者面对这种惊人的事实深感不安，他们大声疾呼要求人们实行自我控制，以维持自身与生态环境间的平衡。虽然他们也认识到，造成这种危机的原因很多，但是降低人口的增长速度，减轻对环境的压力，则是十分重要的措施，否则环境条件将继续恶化。
人口的数量，即一地区的人口密度，与环境的关系十分密切。从中世纪以来，中、西欧植被的变化情况就是个很好的例证。昔日，居住于平原与河谷的农民砍伐森林，把比较平坦的地方开辟为肥沃的农田，形*口密集的农业区。但是，在农业地区的边缘和农业区之间则是丘陵与低山，那里生长有茂密的森林，由于不适于耕作而被保留下来。由于森林植被与丘陵地形这两种现象密切相关，所以，居住在中、西欧的丘陵地区的人往往把森林这个词视为包含着地形崎岖的地区。这地区森林面积的扩大与收缩就与人口增减密切相关。在战争、疫病和饥荒时期，人口数量下降，丘陵上的森林就向低的地方与平原区扩展；在社会稳定，人口增长时期，森林面积就收缩。在1337—1453年，英法之间持续的百年战争，使人口大量减少，森林面积大大扩展。在法国，农民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英国人把森林带到了法国”。在美国的东北部也有这样情况，最初的移民到达之后，就砍伐森林、开辟农田。当时，农业随着森林砍伐的速度而发展，以致于大片的森林消失。可是，从20世纪以来，许多农民离开农村转向城市，森林也就向农田扩展，森林面积又在逐步扩大。
上述例子只是人口的数量与生产方式的变化同森林面积的消长的关系，并没发生森林环境的重大变化而影响到自身的生存。而西班牙人在古巴烧毁森林作为种植咖啡的肥料以获取利润，却导致更严重的后果。他们并未预料到大雨把没有森林掩护的裸露土壤全部冲刷掉，而留下的却是赤裸裸的岩石，非但咖啡无法生长，森林也难以恢复。
森林受到人类破坏的后果是严重的，草原也同样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而达到相当严重的地步。某些证据表明，从罗马时期以来，由于在撒哈拉沙漠边缘地区的矮草草原上过度放牧，结果沙漠的面积逐渐扩大。我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内蒙古南部的一些沙漠也是由于历史上不合理的开垦所造成的。过去经常说的“沙漠南移”实际上是一些地方由于不适当的大量开垦，从而助长了沙漠面积的扩大。
以上的事例充分说明，由于人口数量的增加，因而给环境带来沉重的压力，结果形成严重的生态危机。其实，这种结论并不完全正确。拿人们的消费来说，工业发达国家人们的生活水平比较高，其消费的物质比发展中国家多得多。例如，美国人均消费的能源折合标准煤计算是10吨/人·年（1980），消费的肉类是108公斤/人·年。这个数字比发展中国家不是高几倍、十几倍，而是几十倍。总起来计算，美国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5％，而每年消耗的资源大约占世界40％，所以，在美国每增加一个人要比发展中国家每增加一个人，对世界环境所施加的影响大得多。
热心网友
时间：2022-05-03 10:26
“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了“十一五”时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5％的目标。这个目标充分考虑了需要与可能，是以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为基础的积极而稳妥的目标。综合分析各方面的情况，“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有可能低于“十五”时期，但总体上仍将保持平稳较快增长。这是因为：一方面，科学发展观日益得到贯彻落实，*管理宏观经济的方式逐步完善，反过热和反衰退的能力提高，同时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将不断拓展经济增长空间；另一方面，在“十一五”乃至2020年之前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原来促使经济快速增长的因素不会出现明显衰减，一些新的经济增长因素如技术进步、服务业加速发展等，会随着经济的阶段性提升而逐渐显现出来。
快速推进城镇化不断增加投资和消费需求
“十一五”期间，我国城镇化仍将快速推进。从世界各主要国家城市化发展的历史来看，存在一个“S”形发展规律：当城市化率达到30％以前，城市化进程比较缓慢；当城市化率超过30％而未达到60％的时期，城市化进程出现持续加速趋势；而城市化率一旦超过60％，城市化进程又会相对慢下来，进入平稳推进阶段。我国城镇化率1995年以前在30％以下，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升大约0．65个百分点；1996年达到30％以后，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升1．25个百分点左右。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影响因素，我国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的时间可能会在2025年前后，在这一期间的2012年前后将达到50％，从而出现城乡人口变化的“交点”；在“交点”之后，城市人口规模越来越大于农村人口规模，就像剪刀一样，开口越来越大。因而，“十一五”时期我国城镇化进程将一直保持快速推进的势头。城镇化快速推进，必然带来更多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因为城镇各类建设需要巨额投资，1个城镇居民的消费大体相当于3个农民的消费。不断增加的城镇投资和消费需求，构成“十一五”内需快速扩大的主要来源，也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强大动力。
新农村建设的需求效应日益显现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大举措。从经济运行角度来看，它对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也具有重要意义。如果继续采取城乡非均衡增长*，那么“单打一的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会打折扣。因为经济资源过度向城镇集中，将导致农村经济陷入慢性衰退，而农村经济的衰退势必部分抵消城镇经济的发展。建设新农村是城乡相对均衡的增长*，在城镇经济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促进农村经济协调发展，不断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设施条件，就会在不断扩大城镇需求的基础上，使农村需求不断扩张。无论是加大对农村路、电、气、水、信息等硬件性基础设施投入，还是加大对农村医疗卫生、养老、文化等软件性基础设施投入，或是改善农民生产生活环境、降低农民交易成本、增加农民就业、提高农民收入，都会显著增加农民的实际投资和消费需求。即使留在农村的人口每年减少1100万人（最近10年农村人口累计减少1．14亿，城镇人口累计增加2．1亿），到2012年前后城乡人口各占全国人口的一半时，也还会有6．75亿左右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这部分人的人均收入、投资和消费不断增加，以及随着恩格尔系数下降带来农民消费结构升级和大宗消费增加，将使农民的整体购买力不断提高，并为国民经济快速增长作出更大贡献。
大跨度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实现均衡发展奠定基础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国土面积大、资源分布不均衡、城乡及地区间收入差距明显的发展中大国来说，经济快速增长和人民生活迅速改善，必然会促使人员、物资和信息大跨度流动，从而形成巨大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为了满足这种日益增加的巨大流动性需求，改变目前供求不均衡的格局，需要进行持续时间较长的大跨度基础设施投资。“十一五”时期，我国还要继续推进大跨度的地面交通、航空、水利、油气管道、光纤电缆等基础设施、生态环境设施以及大规模技术创新设施等建设，这就需要大量投资。这些工程规模大、项目融资多的设施性投资，虽然没有制造业投资那样高的消费需求弹性，但也会形成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并通过快速扩张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创造出持续增加的国民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快速增长。更重要的是，大跨度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有效缩小城乡和地区发展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均衡发展。大跨度基础设施建设是“十一五”时期**投资支持的重点领域。这是科学发展观在区域发展中的应用，是“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的重要措施。从客观效果来看，基础设施建设将极大地改善落后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带动落后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帮助落后地区发挥后发优势，缩小城乡和地区发展差距。
服务业加快发展促进经济结构和质量改善
以1993年为界，我国服务业的就业比重从前13年的年均提高0．6个百分点加速到后13年的1．6个百分点，这说明1993年以来服务业对就业的贡献率大幅度提高。但服务业对GDP贡献率的增长速度反而有所降低，前13年年均提升近1个百分点，后13年不足0．7个百分点。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上升速度减慢，在一定程度上与工业和建筑业的发展加快有关。但可以预测，这种结构非均衡状况不会长期延续下去。无论是从节约资源、降低单位GDP能耗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导向看，还是从提升经济效率和竞争力的要求看，我国经济都应当尽快调整三次产业结构，特别是尽快调整二、三产业结构。
当然，这种调整不是以工业和建筑业衰退为代价，而是要在适当调整工业和建筑业扩张节奏的同时，加快发展服务业。这是“十一五”时期产业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我国未来工业发展的主题不是数量的扩张，而是质量和效率的提升。而提升质量和效率，要求改变制造业单兵突进的状况，逐步实现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有机融合。比如，工业制造过程要提高研发、信息和现代物流的贡献率，通过加快发展这些生产性服务业，全面提升制造业的综合竞争力。同时，愈益强大的制造业体系也必然为不断扩大的生产性服务业创造巨大的需求。从消费性服务看，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发展阶段以来，人均收入快速增加，消费水平快速提升，居民的非食品消费份额不断提高，再加上具有很强消费能力的新生代消费群体正逐步改变传统家庭消费行为而更倾向于选择社会化消费，使得社会化消费的服务需求快速扩大，这个趋势随着人口结构的改变而变得越来越明显。“十一五”时期，在一、二产业保持稳定增长的前提下加快发展服务业，快速提升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既有利于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又有利于降低单位GDP能耗，改善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率。
科技进步将大幅度提升国际竞争力
从发展趋势看，以大量自然资源和低价体力劳动耗费为支撑的经济增长将愈加难以为继。这不仅因为资源供给跟不上资源需求增长，环境承载能力减弱，而且因为长此以往，企业和国家的竞争力将面临愈益严峻的挑战。工业化、信息化时代的全球经济竞争，核心是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技术竞争，低技术含量、低人力资本水平、低价格、低附加值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会面临更为严重的国家保护主义的*。应对这种挑战的明智选择，是实施以创新为基础的技术进步战略，在全面增强国民创新意识的基础上加快提升企业和国家的技术进步水平，促使国民经济增长从主要依赖自然资源和廉价体力劳动投入，转向主要依赖以知识和人力资本为基础的并与现代制造及现代服务巧妙融合的技术进步。“十一五”时期，应从准入和创业、进出口调节、税制税率、信贷和直接融资等方面，坚持不懈地大力支持个人发明和创造以及企业研发，大力支持以自主知识产权为基础的国家标准的形成和应用，积极构建全方位的技术进步机制，从而实现快速的科技进步。即使在资源投入不变甚至减少的条件下，这种全面的科技进步也必然大幅度提升要素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推动现代生产力和国民经济快速增长。
劳动力价格提升有利于拉动国民消费需求增长
内需是大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在通常情况下，人均GDP水平越低，内需扩张力越弱；一旦人均GDP水平提升加速，内需增长亦会随之加速。但这里还存在一个分配问题。在其他条件一定时，如果GDP的分配更多流向利润而不是流向工资（尤其是产业工人的工资），甚至出现利润侵蚀工资的情形，那么实际消费需求的增长就会慢于投资需求的增长。在这种分配格局下，人均GDP增长不一定意味着国民消费需求以同样速度增长。反之，如果人均工资增长加快，即使GDP总量、利润、投资保持既定增长，也会使国民消费需求增长加快，从而使内需得到有效扩大。应当注意的是，由于外资企业利润存在境外转移现象，外资利润侵蚀工资具有更为明显的紧缩国民消费需求的效应。“十一五”时期扩大内需的重点应放在扩大国民消费需求上，运用法律和*措施，保障劳动者权益，改变目前劳动力价格低廉、利润侵蚀工资的分配格局。从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劳动力市场的最新情况看，企业增加员工的薪酬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这种趋势将为“十一五”时期工资增长拉动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和国民福利增进之间建立协调均衡作出贡献
参考资料：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6-06/23/content_4736370.htm
热心网友
时间：2022-05-03 12:17
热心网友
时间：2022-05-03 14:25
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使就业压力日益沉重
———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压力日益沉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