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案”中的受害者阿垅]胡风案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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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07-04 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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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9-17 13:09
阿垅(1907-1967),原名陈守梅,浙江杭州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七月派”代表诗人,也是卓有贡献的文艺理论家。1955年因“胡风案”被捕,并于10年后被判12年徒刑,1967年死于狱中,1980年获得平反。一生著有长篇小说《南京》(《南京血祭》),诗集《无弦琴》,文艺论集《人和诗》、《诗与现实》、《作家的性格和人物的创造》等。
阿垅早年就读于上海工业大学。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他目睹吴淞口的校舍被日军炮火摧毁,感到在强敌面前,仅靠“实业救国”远远不够,遂于1933年考入**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10期步兵科,至南京受训。毕业后进入*第88师任少尉排长,不久参加了“淞沪会战”。在一次敌机轰炸中,他脸部受伤,不得不离开部队治疗。这段经历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记,后来将其写入报告文学《闸北打了起来》和《从攻击到防御》,以S·M的笔名发表在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上。“七月派”诗人罗飞说:“淞沪抗战期间,当时前线也有随军记者在活动,但像阿垅这样深潜在生活的最底层,手持武器与士兵同生死共荣辱一起战斗的作家是极少的。”
因对*部队中的种种现象十分失望,同时受少年时的好友、*地下党员的陈道生的影响,阿垅逐渐开始倾向*和*。1938年7月,阿垅在武汉第一次见到胡风,表达了对中国*党的热烈向往。1939年,在胡风的介绍下,阿垅拜访了当时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工作的吴奚如(周恩来的*秘书之一)。吴奚如对阿垅印象很好,决定介绍他到延安去学习,并计划让他在学习之后回到*部队,从事情报和*工作。为避人耳目,阿垅只身从衡阳步行到达西安,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帮助下进入他“梦想的王国”。之后,他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和延安抗大学习,亲身感受到了与*部队截然不同的气息。几个月后,他的眼睛在一次野战演习中受伤,组织于是把他送到西安医治。但病未痊愈,去延安的交通就被*封锁了。1941年,阿垅奉命到重庆潜伏,进入了重庆的陆军大学,并在毕业后留校任教。期间,他为我党获取了不少军事情报,通过胡风——宋庆龄——廖梦醒(*元老廖仲恺之女、*党员)的渠道传往延安。后来,经黄埔同学介绍,他又进入*军事委员会任少校参谋,继续为党提供了大量情报。但随着当事人的纷纷离世,他的这段历史逐渐尘封于岁月。
直到2001年,当年参与审理“胡风反*集团”案的王增铎撰文回忆对阿垅的审查情况,才使这段历史浮出水面。根据王曾铎的记述,1942年阿垅曾托诗人绿原将刊载有*部队编制、番号及部署地点的一包袱小册子带给胡风,让他转交给地下党。诗人冀在一篇文章中更是详细地回忆了这段历史:“1942年,我和绿原同时考进了复旦大学。有一天,绿原从重庆回到学校之后,不无余悸地告诉我:守梅(阿垅)托他带一包东西给胡先生(胡风),并严肃而郑重地告诉他,那是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丢失了它,同时也就丢失了生命。”他后来才知道,那“东西”原来是*军队编制、部署的印本和图表。不久,阿垅遭到*的怀疑。他收到了一封匿名信,里面写着“你干的好事,当心揭露你的真面目”。阿垅认为这是深知内情的同情者的警告。于是,他丢下了工作,对孩子匆匆做了安排,便逃到重庆。刚到重庆,通缉令也跟着过来了。他又乘船离开,一路东去。之后,他化名“陈君龙”,避居杭州、南京一带。1947年,阿垅在气象台当临时雇员,但感到并不安全,随即称病辞职,匿居军界朋友家中。为了装出有病的样子,他养了热带观赏鱼、寄居蟹和花草,深居简出。期间,从旧同事那里,阿垅获知了*对沂蒙山区的作战计划。他敏感地意识到这个情报的重要性,于是连夜跑到上海告知胡风。胡风随即将情报转给地下党负责人廖梦醒。冀还记得当时的情景:一天,他和阿垅在新街口闹市漫步,见一家照相馆的临街橱窗里陈列着许多*高级将领的照片,阿垅指着整编第74师师长张灵甫的照片悄声说:“等着,有好消息听,有好戏看。”阿垅的话当时并没有引起冀的注意。直到当年5月,孟良崮一役,74师全军覆没,张灵甫被击毙,南京震惊,冀才又记起这件事。阿垅笑道:“早从军界朋友那里知道了这支部队的调动和作战布署,并且把它传到那边去了。”廖梦醒告诉胡风,阿垅送的消息“使*很赚了一笔”。不久,胡风也在信中转达了党组织对阿垅的褒奖,以隐语说:“上次转告友人的话,他听了似乎高兴,并嘱以后有同类的话还想听到。这也可以作为找职业的参考。”接下来,党组织交给阿垅又一个艰巨的任务:想尽办法,利用旧关系再入*的军事系统。1948年夏,他化名进入*陆军大学研究院12期任中校研究员,后任*参谋学校中校、上校战术教官。尽管受到了监视,但只要有机会,他仍会通过胡风和罗飞继续向地下党组织提供情报。当年,阿垅5次将从军校同学蔡炽甫处了解到的*部队军事调动、军队番号、驻地资料等情报,交待给地下党郑瑛。1948年至1949年春,他说服蔡炽甫,将蔡所知*有关军事布置、武器配备等资料通过罗飞转交给了上海地下党组织。1948年冬,他通过方然(后被定为“胡风反*集团”骨干分子)向浙东游击区转交由蔡炽甫提供的浙江全省军用地图百余份。
1950年3月,阿垅受鲁藜和芦甸(此二人后来也被定为“胡风反*集团”骨干分子)之邀来到天津,被安排在文联工作。不久,阿垅连续发表了两篇论文——《论倾向性》和《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提出了自己对当时高度敏感的文学与*关系的理解。他反对*内容的概念化表现,反对除工农兵以外不能写的论调,反对对正面人物的神化和对反面人物的丑化。没想到,这两篇文章竟为他惹下塌天大祸。实际上,阿垅的观点也是胡风文艺思想的呈现。胡风是鲁迅的弟子,在鲁迅晚年曾帮助鲁迅打过很多笔仗。阿垅的文章一发表,就遭到了《人民日报》的猛烈批判,说他“反对艺术为*服务”、“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阿垅给《人民日报》写信,并附上一篇辩论文章。信中,他做出了某种程度的“检查”。很快,检查在《人民日报》发表,但辩论文章则遭到扣押。然而,对他的批判其实不是针对他个人的。一封私人间通信被查抄,在对胡风和阿垅的定性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955年,“胡风反*集团”案发时,*亲笔写下:“阿垅,即陈亦门、陈守梅,浙江人。原是*的军官……”他头上那块日本子弹留下的伤疤竟成了“替*卖命的铁证”。当年从阿垅处收取情报的*地下联络员罗飞也被连累,成了“胡风骨干分子”。周恩来知道这是件冤案,便告诉有关人员说:“阿垅是我方的地下情报人员,给我方送军事情报的。中宣部和*部要注意这个问题。”可是,当***部副*张执一和廖梦醒都写了证明材料后,却没有了下文。拖到1965年时,阿垅便被判刑……正如他在《白色花》诗中所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