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屈原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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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4 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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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17 22:22
崇尚真理，追求美好的人生理想是人格美的基础，也是人格美的最高体现。屈原一生孜孜以求的*理想是“美政”。他主张“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惜往日》)，也就是举贤任能，立法富国。楚国本是当时的大国，但由于楚王的昏庸，致使*日趋黑暗，屈原的治国方案就是挽救楚国命运的良药。细读《离*》，我们可以感触到诗中充满了诗人不懈追求*理想的热情。“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为了楚国的强盛，诗人奔走操劳，希望君王能赶上前代圣君的脚步，并主动承担起开路先锋的重任。
诗人追求崇高的*理想，遭到楚国一伙奸佞的阻挠，连楚怀王也疏远了他。但是，诗人的决心从未动摇。诗人反复表示：“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独立不迁，横而不流，百折不挠，宁死不屈，是其崇高人格的体现，是其人格美的核心。信念是人格的支柱，只有确立了坚定不移的信念的人，才具有审美价值。美国思想家埃里希·费罗姆在《爱的艺术》中指出：“信念与其说是一种特殊的信仰，毋宁说是一种分布于整个人格中的性格特征。”屈原兼*家与文学家于一身，*家的头脑决定了他要为崇高的*理想奋斗不息；放弃理想和信念也就等于放弃了人格。屈原一旦认定了崇高的*理想，就始终如一，坚定不移，充分表现了他高尚的人格美。
2?通过对*势力的斗争表现出屈原的人格美。
当时楚国黑暗*，贤者遭斥，奸臣横行，这就给屈原的*道路罩上了灰色。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记载：“上官大夫与之(屈原)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原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上官大夫嫉贤妒能，楚王是非不分，这就断绝了屈原实现其*理想的道路。后来，楚怀王的继承人顷襄王听信令尹子兰等人的谗言，把屈原放逐到更偏远的地区。屈原处在奸党的围攻之中，八面受敌，势单力薄，处境十分艰难。但他并没有低头屈服，而是用诗歌向奸党进行了有力的回击。他在《离*》中这样勾画他们：“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面对众恶，诗人勇敢地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他列举历史上的昏君，并指出其可悲的下场：“(浇)日康娱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长”。他总结了一条历史教训：“固乱流其鲜终兮”，以此警告统治者。诗人还热情地歌颂了历史上的明君，“夫惟圣哲以茂行兮，苛得用此下土”。一抑一扬，表明了诗人的鲜明态度，展示了与奸党斗争的决心。
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说：“愤怒出诗人”。中国孔子主张“诗可以怨”。富有顽强斗争精神的屈原则响亮提出“发愤以抒情”(《惜诵》)。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及《报任安书》中对屈原的文学观进行了阐释。他说：“屈原放逐，乃赋《离*》；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屈原“发愤以抒情”的文学观，直接来自于当时社会黑暗势力的重压，是“至于不得已而后发愤以抒其情”(朱熹《楚辞集注》)。屈原曾身兼内政外交重任，励精图治，渴望改革，渴望国富民强。但是，他“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以致一再遭受流放之苦，这使屈原内心深处郁结着强烈的愤嫉之情，这种感情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便以火山爆发之势喷薄而出。诗人上指苍天，下瞰大地，纵横驰骋。咏香草鲜花以颂君子，斥恶草臭叶以责小人。他还把矛头直指楚王。卖*、专权者、嫉妒者、诽谤者，统统成了他笔下鞭挞的对象。
人格美，一方面表现在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上，另一方面表现在对*势力的斗争上。勇敢地与恶势力斗争，就是对人格的捍卫；反之，也就谈不到人格美。屈原以杰出的作品向黑暗势力展开斗争，而且是如此英勇顽强，其人格美如日月，光明天下。
3?通过对基于内在美的仪表美的追求表现出诗人的人格美。
屈原非常注重仪表修饰，他在《离*》中写道：“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诗人对仪表美的追求是从幼年就开始的。他在《涉江》中说：“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应该指出的是，屈原是把仪表美与内在美结合在一起的。他说：“内厚质正兮，大人所盛。”(《怀沙》)屈原从人格的角度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内美”的美学观念，表现了他的美学思想。这样，华美的仪表与质正的心灵构成了屈原最完美的人格。屈原在《思美人》中进一步阐释了这种内美与外美的统一。“情与质信可保兮，羌居蔽而闻章”。他在《橘颂》中把两种美的结合高度概括为四个字“精色内白”。
屈原把奸党小人的审美观与自己的审美观作了对比。奸党小人也追求仪表美，他们“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览察草木其犹未得兮，岂锃美之能当?苏粪壤以充帏兮，谓申椒其不芳”。可见，奸党小人是以丑为美的。屈原的审美标准与奸党的审美标准是方枘圆凿。审美观的不同，体现了人格的不同。“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屈原的高尚与奸党小人的卑鄙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尽管屈原抱石沉沙，葬身江流，但其伟大人格光照千秋，万代景仰；奸党小人一时横行天下，却永遭后人唾弃。这就是人民的审判。
还应指出，屈原的内在美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和丰富的社会内容。它包含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坚持正义，勤奋好学，刚直不阿等美好的品质。这种内在美是诗人不断探索、追求的结果。他“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表明了他对内在美的培养。屈原认为，内在美是本质的，起决定作用的。如果仅有外在美而无内在美，只能是“羌无实而容长”。他在评价宓妃时说：“保厥美以骄傲兮，日康娱以淫游，虽信美而无礼兮，来违弃而改求”。
人格美表现在人身上就是内在美与外在美的统一。一个具有内在美的人，往往也追求仪表美。有诸内必形诸外，内在美要通过仪表美表现出来；有诸外必显诸内，仪表美是内在美的体现和反映。屈原的仪表美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仪表美，它是一种象征，一种标志。屈原的仪表美表现出他对至善至美的追求。在那个浓黑的社会里，高雅的服饰，烘托着他那高洁的气质和杰出的风貌，宛如一朵圣洁的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又好像一棵挺拔刚劲的松柏，遭风雨而不挠。屈原就是美的化身，就是人类最完美的心灵与外在美的统一体。从美学的意义上讲，屈原的仪表美是人类审美心理某种共性的显现，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4?从诗中表现出的清高思想看屈原的人格美。
清高本属内在美的范畴，但考虑到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涉及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故专列一节加以论述。
“清高”一词，本义是清洁高尚，不慕荣利。此词最早出自王逸的《楚辞章句》。王逸说：“凡百君子，莫不慕其(屈原)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闵其志焉”。后来杜甫在《咏怀古迹》(五)中说：“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可见，“清高”最早是用来评价屈原人格的，后专用来赞扬那些志趣高尚的伟人，是一个褒义词。
屈原的清高思想在《离*》中表现得很突出。如“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在其他作品中也有所体现，如《渔父》：“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出，屈原的清高思想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对崇高的精神境界的执着追求；二、对荣华富贵的蔑视；三、对世俗观念的鄙弃。
屈原清高思想的产生有其社会基础。屈原生活的社会是一个泯灭个性的社会，谁要想在仕途上站稳脚跟，必须放弃高尚的人格。诗人的悲剧就在于他想在坚持高尚人格的同时获得*上的成功，他宁死也不愿意把自己从高尚降为卑污，结果只能是“抱香而死”。因此，黑暗的社会现实是产生清高思想的土壤。屈原的“独醒”、“独清”反衬出周围环境的险恶污浊。屈原的清高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后代的知识分子。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等都是对这种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清高成为封建社会中反抗*的武器，维护人格的盾牌，虽然它会导致消极。
要说明的是，屈原的清高与庄子的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清代钱澄之把屈、庄相提并论，说“庄屈无二道”(《庄屈合诂·唐序》)，实是一大误解。屈原的清高思想是建立在坚持正义、爱国爱民的基础之上的，既包含着浓厚的忧患意识，又包含着与恶势力进行抗争的精神，其人生态度是积极入世的。他说：“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然遭受坎坷历尽蹭蹬，却对人生表现出极大的热爱。庄子则主张生不如死、逃避矛盾，追求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生活，其人生态度是消极遁世的。二者相比，不是泾渭分明了吗?至于后世一些人，借清高之名，或独善以明哲保身，或隐逸以沽名钓誉，或啸吟以孤芳自赏，像孔稚珪在《北山移文》中所讽刺的那种“虽假容于江皋，乃缨情于好爵”的假清高之士，只能令人作呕，其人格与屈原相比实有天壤之别。
5?通过对香草美人的追求表现出诗人的人格美。
司马迁赞屈原道：“其志洁，故其称物芳。”《离*》在写作上常常以香草美人代表美好的*制度和高尚的人品。在诗人眼里，各种香草显得那么可爱，诗人爱香草几乎到了成癖的程度。“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他把它们佩戴在身上。王逸说：“行清洁者佩芳。”张德纯说：“兰芳秋而弥烈，君子佩之，所以像德，篇中香草，取譬甚繁，指各有属。”(均见游国恩《〈离*〉纂义》)这充分说明了香草的喻义以及它与人格美的关系。
当时的楚国，君昏臣奸，*黑暗。屈原遭嫉受压，只能通过香草来表达自己美好的追求。诗人种植了大片的香草。“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其目的是“冀枝叶之峻茂兮，愿竢时乎吾将刈”。刘献廷在《离*经讲录》中说：“当屈子立志之日，岂为独善一身，只完一己之事而已哉?直欲使香泽遍薰天下，与天下之人共处于芝兰之室也。”屈原欲使多数人都具有高尚的人格，充分表现了诗人的群体意识。“高尚正直则是促进和巩固个人和集体幸福的。”(《歌德谈话录》)可悲的是，这些经过诗人心血培植的香草，经不住淫风恶雨的侵袭而竞相变节变质。“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但是，诗人并不随波逐流，而是立志不变。“惟兹佩之可贵兮，委厥美而历兹。芳菲菲而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沫。”
《离*》中多处提到美女。前*多认为美女代指明君贤臣。王逸说：“女以喻臣。”李陈玉认为：“言求女者，求贤君之譬也。”(均见《〈离*〉纂义》)我认为美女就是指具有高尚品格、具有内外美统一的女子。屈原想寻求一个与自己一样既有美好之心灵又有动人之仪表的女子，来陪伴自己，安慰自己。然而找来找去，总不能如愿。
诗人对香草美人的追求，不仅表现了对人类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也表现了诗人的审美追求。屈原的人格美并非抽象的，而是具体渗透并表现在诗人的各种生活方式上。通过对香草美人的追求，诗人的人格立体化了。屈原的人格之所以是美的，首先是其心灵的伟大，然后我们才倍觉其美，他的追求、爱好无不打上美的烙印。
6?屈原的死表现出诗人的人格美。
《史记·屈原列传》载：“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在《离*》中，也能找出许多诗句说明他早就做好了死的准备。如：“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在“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楚国，摆在屈原面前有三条路：一是同流合污；二是远走他国；三是以死报国。第一条路屈原是绝对不走的。第二条路是可行的。司马迁说：“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他反复考虑过，别人也劝他走这条路。但是，强烈的爱国之情终于使他选择了第三条路。《离*》字里行间就流露出以死报国的决心。屈原的死，主要是因为“美政”不能得以实现，楚国毫无希望。秦兵入侵，都城失陷，则加快了屈原的自戕。
自汉代至今，对屈原之死评价不一。贬之者有之：班固指责屈原“忿怼不容，沉江而死”“非明智之器”(《离*序》)。刘勰认为屈原“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是“狷狭之志也”(《文心雕龙·辨*》)。清代的唐甄说：“为屈子计，当怀王入秦时，以死争之不得，则从王行，如蔺相如以颈血溅秦王。事若不济，死得所矣。不然，弃其家室，从渔父于沧浪，孰得而非之?乃呜咽悲泣，自捐其躯，吾嫌其近于妇人也。”(见《屈原研究论文集》，长江文艺出版社)但褒之者更多。苏轼说：“(屈原)生既不能力争而强谏，死犹能冀其感发而改行。苟宗国之*兮，吾亦独何爱于久生?”他又说：“自子之逝今千载兮，世愈狭而难存。贤者畏讥而改度兮，随俗变化，斫方以为圆。黾勉于乱世而不能去兮，又或为之臣佐。变丹青于玉莹兮，彼乃谓子为非智。惟高节之不可企及兮，宜夫人之不吾与。违国去俗，死而不顾兮，岂不足以免于后世!”(《屈原庙赋》)洪兴祖说：“余尝折衷而论之曰，或问古人有言，‘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屈原虽死，何益于怀、襄？’曰，忠臣之用心，自尽其爱君之诚耳。死生毁誉，所不顾也。故比干以谏见戮，屈原以放自沉。”他进一步指出：“楚无人焉?原去国则国从而亡。故虽身被放逐，犹徘徊而不忍去。生不得力争而强谏，死犹冀其感发而改行，使百世之下闻其风者，虽流放废斥，犹知爱其君，眷眷而不忘，臣子之义尽矣。非死为难，处死为难。屈原虽死，犹不死也。”(《楚辞补注》)
贬之者主要是认为屈原“发愤以抒情”不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其行为不守“中庸之道”；而褒之者实际上也未能切中肯綮。到了现代，人们的评价才逐渐深入、公允。闻一多先生说：“如果对于当时那在暴风雨前窒息得奄奄待毙的楚国人民，屈原的《离*》唤醒了他们的反抗情绪；那么，屈原的死，更把那反抗情绪提高到爆炸的边沿。”郭沫若同志说：“屈原的自杀，事实上是殉国难。很显然，他是把自己造成一个典型悲剧时代中的典型悲剧人物。”还有的同志说，屈原的死，是“他不忍见自己的祖国被秦所灭，不忍见自己家乡的父老遭亡国之难。”(均见《屈原研究论文集》)
从屈原的人格上进行分析，他的死是其人格美的具体显现。屈原之死，首先是悲壮的爱国之举，其次是对高尚的气节、神圣的人格的捍卫!同时又是对黑暗*最强烈的控诉、最有力的抨击!表面看来他是自杀，实际是奸党小人夺去了他宝贵的生命。
我们必须看到，屈原身为贵族，有着阶级的局限性。他可悲之处在于把强烈的治国安邦之心系附在楚王身上。他既不能得志于上层统治者，也不能接触百姓，便产生了“举世混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思想，最后，沉江而死。但我们不能去责怪屈原没去做什么，而是应肯定他做了什么。他始终保持了高尚的人格，并以死来捍卫，足以说明他的伟大。
附带谈谈屈原的人格意识。统览屈原全部作品，给人的突出感觉是：屈原不断地、反复地强调人应该具备美好的品格，应该有所追求。这表现出诗人具有“人本位”的进步思想。诗人衡量人价值大小的标尺，是人格的伟大与否。这是相当强烈的人格意识，这种意识实际上是人性觉醒的表现，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有某些相通之处。《橘颂》是屈原人格意识最鲜明的体现。“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屈原借树以言志，用自己的人格谱写了一曲人类美好品质的赞歌。人格意识在人类发展史上弥足宝贵，历史证明了屈原的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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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17 22:22
大体说来，《离*》《天问》《九歌》可以作为屈原作品三种类型的代表。《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其内容与风格可与《离*》列为一组，大都是有事可据，有义可陈，重在表现作者内心的情愫。《离*》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鲜明的个性光辉，是屈原全部创作的重点。《天问》是屈原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创作的诗篇，着重表现作者的学术造诣及其历史观和自然观。《九歌》是楚国祀神乐曲，经屈原加工、润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发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并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显示了南楚文学传统的痕迹。《离*》一组，《九歌》一组，构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风格。
屈原作品和神话有密切关系。许多虚幻的内容就是承袭神话发展而来的。屈原又是关注现实的诗人，作品里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尤以揭露楚国的黑暗*最为深刻。
屈原作品的风貌和《诗经》明显不同。这与长江流域的民风和黄河流域的民风不同有关。当时，北方早已进入宗法社会，而楚地尚有氏族社会的遗风，民性强悍，思想活泼，不为礼法所拘。所以，抒写男女情思、志士爱国是如此直切，而使用的材料，又是如此丰富，什么都可以奔入笔底。写人神之恋，写狂怪之士，写远古历史传说，写与天神鬼怪游观，一切神都具有民间普通的人性，神也不过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它们使作品显得色泽艳丽，情思馥郁，气势奔放。这样的作品，表现了与北方文学不同的特色。
从*上看，屈原以前的诗歌，不管是《诗经》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发展为长篇巨制。《离*》一篇就有2 400多字。在表现手法上，屈原把赋、比、兴巧妙地糅合成一体，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识和复杂的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
在语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总之，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创造性。
屈原作品，在楚人建立汉王朝定都关中后，便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楚辞”的不断传习、发展，北方的文学逐渐楚化。新兴的五、七言诗都和楚*有关。汉代的赋作家无不受“楚辞”影响，汉以后“绍*”之作，历代都有，作者往往用屈原的诗句抒发自己胸中的块垒，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这是屈原文学的直接发展。此外，以屈原生平事迹为题材的诗、歌、词、曲、戏剧、琴辞、大曲、话本等，绘画艺术中如屈原像、《九歌图》、《天问图》等，也难以数计。所以鲁迅称屈原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汉文学史纲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