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命运悲剧 曹禺对古希腊命运悲剧的继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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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07-09 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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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11-30 10:50
悲剧自古希腊开始,主题就与命运、轮回密不可分。许多剧作家在创作悲剧时都会受到这种悲剧主题的影响,并在自己的努力下完成一种对前人的超越,例如莎士比亚,奥尼尔等等。而在我国,曹禺使中国现代话剧走向成熟并且使得“人及人类命运”的主题,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除了小说之外,有了新的思考。
一、对古希腊悲剧命运主题的继承
曹禺是一位善于借鉴的作家,这一点他从不避讳。他在《雷雨〈序言〉》中写到:“我是我自己――一个渺小的自己……‘偷了人家的金线来织自己丑陋的衣服’。其实偷人家点故事,几段穿插,并不寒碜。”
生死轮回,在古希腊悲剧中很常见。表现在“死去”的人直接复活。在《俄底浦斯王》中,俄底浦斯的父亲为了逃避神谕说他的儿子将来会杀父娶母,所以把俄底浦斯捆了手脚送到了荒山里,在他们看来他的儿子肯定死了,所以神谕也就不会应验。但是,后来俄底浦斯还是“死而复生”,长大*,在一个路口杀了他的父亲。并且不久娶了他的母亲。这是作者精心营造的生死转化,抹杀生与死两方面的界限。以达到命运弄人的效果。同样在曹禺的戏剧中,也有这种精心安排的生死转化。投河自尽的鲁侍萍30年后“死”而复生,而且她自己也认为周朴园已经死了,“命,不公平的的命……”让这一对冤家重逢;在《原野》中焦阎王与焦大星都在仇虎面前死而重现;《日出》中竹均“死了”,陈白露也死了,但她房间里的“陈白露”悲剧还会在上演。周扬曾精辟地说:“一个潘经理走掉了,一个陈白露自杀了,第二个潘经理、第二个陈白露,就会来占住他们所空下来的房间……”这种生死轮回表现了命运的不可变更性,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共通的。
曹禺在《雷雨・序》中说:“我不知道怎样来表白我自己,我素来有些忧郁而暗涩;纵然爱人前我有时也显露着欢娱,在孤独时却如许多精神总不甘于凝固的人,自己不断地来苦恼着自己,这些年我不晓得‘宁静’是什么,我不明白了我自己,我没有希腊人所宝贵的智慧――自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写《雷雨》,就是要学着古希腊人一样完成一次对生命的探索,人生存状态的思考。古希腊悲剧《俄底浦斯王》中,主人公苦苦追寻的*之路,也就是他思考人生存境域,探询人类真理的路,在俄底浦斯准确地回答出谜底时,也就注定了踏上了一条不归路。无论怎么样做也无法摆脱命运对他的操控。在《雷雨》中,在专横的周朴园身上,在苦痛的蘩漪身上,在软弱的周萍身上,在天真的周冲身上,在无辜的四凤身上,曹禺同样表现出了他们身上特有的固执,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人生信条。但最终无论怎样挣扎终不免失败的共同命运。人生最大的悲哀也许正是这种无可奈何地生活在无从把握的生命世界中。在这一点上,曹禺继承了古希腊悲剧的这种命运观。
二、对传统悲剧表现手法的丰富
从创作上说,曹禺在剧中对现实主义进行了拓展。古希腊的现实主义虽然也反映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各种关系,但他们取材于神话,人物大多是超生活的,超人的神性的英雄或巨人,缺少一种现实生活的典型性。而曹禺的《雷雨》等杰作达到了恩格斯所说的“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结合。”情节是人物性格形成的历史,离开了丰富生动的情节,人物性格就不能得到发展。以《雷雨》为例,八个人物是靠血缘关系组成的网,而贯穿全剧的情节是周朴园对鲁侍萍的始乱终弃,其他情节皆是这一主导情节的派生。周萍与蘩漪,与四凤的**,都是周鲁关系不同的变形。正是周仆园的情节引发了一系列的情节,进而深刻揭露了具有浓厚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家庭的腐朽和社会矛盾实质。
另外,曹禺还丰富了悲剧命运观的内容。“悲剧在于对灾难的冲突”,古希腊悲剧是以“冲突为美”的审美观,但其冲突的“点”往往比较少,一般情况分为两派,冲突的“点”也就是两个主人公之间的冲突,除了这个冲突之外,次要的冲突几乎没有。如《美狄亚》中,美狄亚与伊阿宋派的冲突。还有人类英雄的代表普罗米修斯与以宙斯为代表的恶神两派间的冲突。相对与曹禺的《雷雨》,冲突的不是单个人或者是单派的冲突,而是形成了多点的冲突。除了以周朴园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和以鲁侍萍为代表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还有两派内部复杂冲突。各个小冲突连缀在主要的阶级冲突上面,并一个一个的爆发引发了大冲突,这种连锁反应最终使剧情发生急剧逆转,实现了网状冲突的顿挫之美。正是这些多点的网状冲突,显示了曹禺较之古希腊命运悲剧在表现现实生活矛盾上更具丰富性和复杂性。可以说,希腊悲剧是个人的命运大悲剧,而曹禺的悲剧则预示着群体的社会命运大悲剧。
三、对悲剧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造
与传统的古希腊命运悲剧轮回主题相比,曹禺戏剧表现出一种中国特有的文化心态:血仇代代相传。在创作中表现出这种文化心态是很自然的,作为封建大家庭的一员,曹禺必然受到传统观念和家族文化的影响。同时这些影响是无意识地、潜在地、若隐若现地体现在他的剧作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家族文化是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每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不可避免地扮演一定的家庭角色,烙上作为家庭的一分子在精神特质、意识内容等方面的印记。从小在封建贵族家庭中长大的曹禺对旧家庭的体验是深刻的,他有着梦魇般的记忆,在他的印象中,封建家庭就像一个可怕的桎梏,置身于其中的人们如同枯井里的水。在《原野》中,仇虎说:“叫他们别怕势力,别怕难。告诉他们我们现在要拼出去,有一天我们子孙会起来的。”比《原野》更深刻的是《雷雨》,四凤重复了三十年前母亲的悲剧,周家少爷们继续就着周朴园的老路。周萍对四凤说:“啊,天知道谁犯的错,谁造的孽……如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事情已经做了的,不必再怨这个不公平的天;人犯了一次罪过,第二次也就自然的跟着来。”母女的轮回悲剧在周家父子的身上再次上演,母女与父子的悲剧的传递,两代人所有的努力都不能逃离周公馆。难道人真的逃离不了命运?人的再生,人物苦难命运的代代相传,该死的没死不该死的却死了……也许人真的不能驾驭自己的命运。曹禺在继承古希腊命运悲剧的轮回写法外,利用离奇和神秘的气氛,巧妙的构制,使人在这种“怪圈”似的循环中感受到了更深的悲剧性,显示出了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轮回精神,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悲剧。
另外,曹禺还善于以中国的艺术精神去融会他需要的并且是中国观众能接受的外国戏剧技巧和方法。尤其是用诗的艺术精神消融了外国戏剧的形式因素。希腊悲剧的语言句子比较长,用了较多的词汇,有抒情性和一定的诗性,但缺少动作性,总体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加之由于整体的抽象性和神话取材,又给人一种悲剧的高远大气和距离感。但曹禺的戏剧本身就具有动作性,句式都比较短,完全口语化,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每个人说话的口气、身份、性格都刻画得细致入微。常常用一种简短的语句表达出丰富的意义,具有本民族言简意赅的民族特点,突出了民族的气质和风姿。
曹禺在同青年剧作家漫谈创作要领时说:“我不希望你们只学一个作家,要多读一些作家的作品,受他们一些影响和熏陶,但更重要的是走自己的路。”曹禺戏剧以其高度的艺术成就,他在借鉴的同时,把死亡当成时代最大的特征,最佳的艺术元素,通过表现平凡人物,凸显了时代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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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田本相 刘家鸣.中外学者论曹禺.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
杨琴琴,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