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的兴亡周期不可避免的历史规律

发布网友发布时间：2023-07-09 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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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兴亡周期：不可避免的历史规律

中国自古就有这样一句话：“和为贵，久和为贵。”好像是一个循环。历史学家眼中也有循环。他们相信朝代会由盛转衰，建国之时会盛世太平。当这个王朝即将结束的时候，内忧外患就会接踵而至。这两个概念中提到的循环并不是必然的历史规律，而只是描述了一个*共同体。把它看成一个复杂的系统，逐渐失去调节能力，以至于无法面对困难。

人或事物的无常

先说分离和融合的概念。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理区域自然条件不同。当它们组合成一个社区时，它们必须互补而不冲突。一个朝代的开始，通常是在混乱之后，出现了新的秩序，各个地区可以重新调整，彼此形成互补关系；在不同地区之间协调和重新分配资源也是新政权的一项重要任务。一些新的交通网络和新的管理系统的建立是为了把一些冲突的地区放回一个系统中，这个调整过程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比如汉朝*后，直到唐朝才重新构建了南北协调的新秩序。是汉代东西结合，产品和人力资源由几条横路和竖支线结合成一个整体。汉朝灭亡后，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导致南北*，各自走自己的发展路线。几百年过去了，其实南北的产品和人口配置已经不一样了。隋唐间建立的大运河是统一南北的新配套设施。

每个区的核心和边界的关系也因为新的资源分配而不同。秦汉的核心在于关中与中原的合作，隋唐也是如此。但是到了宋朝以后，核心其实逐渐南移了。北宋**虽然在北方，但其财富和资源早已向南方转移，甚至南方人才更多。这种南移的趋势还在继续。南宋的疆域只有北宋的一半，但国家的繁荣程度却比北宋好。暖风使游人醉，使杭州变洲，这是自然现象。到了明代，南北差异变得更加显著。*把南北直隶保持为直属*的领地，在这两个直隶之内，不授予亲王。但实际上，北直隶是北京的外围，在这些地区驻扎了大量的军队，而南直隶是富庶之地。通过大运河向北方运粮是北京建都后粮食供应的主要方式，明清两代都是如此。到了晚清，沿海、华南、东南是支撑国家的主要资源。要看**能否有效掌握主要领域的资源。

人才选拔机制是否合理？

我们来谈谈繁荣-萧条周期。王朝刚兴起的时候，似乎遍地都是人才；到了王朝末期，人才全部消失。这并不是说天地的人才在不同的时间段有不同的分布，而是能否将人才吸收到国家管理机构中来维持有效的管理体系。中国历代都是帝制，*集权的趋势越来越严重。换句话说，统治阶级是一个封闭的群体。建国初期，英雄会来自四面八方，成分多样复杂。这些人才加在一起，都是有经验的人，他们的合作真的可以组成一个强大的团队。一两代之后，英雄的子女都成了纨绔子弟，只知道享乐，却什么都不会。皇室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小的群体，而且随着皇权传给自己儿子的规则的逐渐采用，可以从中挑选领袖的人才库非常小。皇权本身是不能挑战的，所以依附于皇权的权贵包括宦官和奴才，代表皇权统治整个庞大的国家。这个群体持续的时间越长，吸收新生力量的可能性就越小。中国虽然有悠久的科举制度，但理论上可以选拔全国最优秀的人才进入*；但是，从上面选拔人才，必须是最听话的人。所以，虽然有新人进入了这个小圈子，但是经过两三代，这个小圈子里的新势力不过是旧势力的翻版。他们不会有新的想法，也不会有勇气去做新的尝试。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小圈子，如果过了两三代，也只是同一个人物的翻版，而过了两三代，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必然会出现新的挑战，这些领导者将无法应对。

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的互动

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帝国，自秦汉以来，上下级之间就有一定的互动。几千万到几亿人分散在新疆广袤的疆域。他们不能完全由国家权力来管理，但他们必须创造一个合作与共存的环境。因此，除了国家的公权力之外，还必须有社会力量与国家相结合来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秦汉时期，所谓的贵族家族和宗族，一部分是依附于政权的权贵，另一部分是地方形成的宗族势力。在全民居住的中国，*不可能完全依靠公权力来管理老百姓，*治理国家也是有帮助的。只要*管好每个地方的大家族，大家族就会管好自己的成员。这里所说的大家族，不一定是亲属集团，也可以是围绕一些有名望的人物而组合起来的地域集团。打个比喻，中国黄土高原上发展起来的夯土建筑，就是把松散的黄土颗粒一个个夯成方块。直的可以当墙用，横的可以当地基。大家族和贵族家族就像黄土颗粒组成的夯土块。最常见的形式是血缘和地缘的结合，宗族和邻里共同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秦汉时期的大家族和贵族家族在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很长。虽然名字不一定相同，但是这种结构一直存在，这是庞大的人口和地域组合成一个大国的基本条件。这种群体聚合形成的社会力量，既能协调群众权益与*权力之间的平衡，又能发挥社会福利功能，在群体内部为群众谋求社会福利，使贫困、孤寡、孤独的成员有所依靠。

社会和*力量之间的互补和相互制衡，在今天的美国可以看到。但是，在美国，宗族和邻里并不是结合社会力量的基础。他们以各种方式结合了很多人，比如工会、政党、企业、信仰。所谓现代方法的结合，和领导和群众一样，也和利益结合。但是在美国，组合方式是自愿的，个人可以自己选择

这些基层社会力量的意愿及其对政权执政风格的回应，都是政权稳定的重要因素。如果*权力集团与社会力量之间没有足够的沟通，公共权力的行使往往不是为了维持一个*共同体的正常运转，而是用公共权力压制社会；当社会力量无法影响*力量的时候，社会力量就必须突破约束，像决堤一样*政权。

在中国传统王朝，*反馈的渠道是以科举制度为基础的。而且从宋代开始，科举制度越来越寻求地域分配的平衡，每个小郡的人都会进入科举制度，甚至最后进入*管理系统。但是，如果在**和皇权核心之间有一个围绕皇权的小圈子，这些*的反馈并不会影响到那个密封的权力中心。当**之间无法沟通时，整个*只是一个寄生在皇权上的僵化集团，无法有效管理国家，无法为等待求助的民众解决问题。

制度的核心应该是开放的。

一个王朝的兴衰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公共权力的核心是否公开。如果这个核心认为自我凝聚是为了保护自己，不断保护群体成员的利益，以至于关起门来，以这种方式寻求自我的可持续性，那就是在自寻灭亡。这种自我封闭的过程最多可以持续五六十年，超过两三代，而当慢性病已经严重的时候，核心中的领导者就再也不能有开放的意图了。导致下面三五代逐渐脱节，*逐渐失去效率。*中的*找不到*存在的理想。他们只是通过公权力来中饱私囊。随着越来越多的*，他们失去了越来越多的人心。社会力量无法矫正*力量，除了倾家荡产别无选择。混乱中出现了新的王朝，一些人组合成新的统治集团。于是朝代开始了一次又一次，从治到乱，从乱到死。兴，百姓遭殃；死亡，受苦的人都是人。

如果一个*的核心集团足够开放，能够不断吸收新鲜血液，面对新的问题，这样的核心就不会脱离民众。老百姓聚合形成的社会力量也可以不断地与公权力对话，将老百姓的需求反馈给公权力，使国家共同体成为大多数老百姓谋求稳定和福利的力量。上述大起大落的循环可以延长，甚至永远不会发生。现代社会有民主制度，可以不断更新*，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当然，在今天的美国，掌权者不一定在*，商界也有。大企业的合力足以影响政权。但是，大企业的领导层也可能是一个封闭的群体。事实上，近年来，由于大公司急于盈利，美国很少关注社会福利。这样一来，以企业界为代表的社会和*力量的结合，就形成了一种相对僵化的*力量。即使换了一个政党，普通人也很难解决问题。所以，大起大落即使在民主*下也会发生，但它的周期可能比三国更长。以美国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已有200多年了。如今，衰落的迹象已经显现。我们只希望在今天这个开放的社会，能够出现新的社会力量来制衡金钱与*权力的结合。

强人*的不稳定性

从秦汉到隋唐，豪强*经常出现，甚至豪强篡位，建立新的王朝。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每个朝代都是由一个强人建立，政权的转移往往只是*统治者的更替。当普通人睁开眼睛的时候，他们突然发现了一个新皇帝。这种王朝构成的变化，国家不会持续太久，老百姓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干扰。但是，这样的政权更迭往往只涉及**中的一些新人，他们中的一些人能够感受到普通人的需求，而另一些人则仅仅因为处于权力中心而窃取政权，他们无意改变僵化的**。宋代以后，篡盗现象几乎不再出现。无论权力核心多么*和*，都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人来取代它。这种现象部分是由于宋代以后，君臣伦理思想成为正宗的儒家思想。一般科举出身的士大夫都不敢再冒天下之大不韪，所以才会改日。只有当老百姓真的穷到毫无怨言的时候，才会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引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民变。明朝的盗匪，清朝的屡禁不止，都是这方面的例子。

清末太平天国声势浩大，湘军以士大夫之力在民间崛起，一举平定了乱局。但曾国藩和李鸿章明知清**，却不敢取而代之。清末，民间到处都有要求改革和变革的呼声，但新疆的*大臣们却不敢胁迫**改变。甚至在义和团时期，罪魁祸首慈禧太后已经逃到了西安安，东南各省也敢于提出东南自保，却不敢要求慈禧太后释放光绪，另立一个可以进行变法维新的政权。这两个例子恰恰说明了当意识形态被圣旨变成正宗的时候，约束人心的力量是多么强大。

文章来自《大国霸业的兴废》作者：许倬云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