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上有什么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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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4 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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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13 05:31
司马迁因李陵事件而蒙受人生灾祸。他因为替李陵辩护，汉武帝震怒，司马迁下狱。他想到了接受死亡甚至有自杀的念头。但他毅然接受宫刑，在死刑与宫刑之间选择。为了著述的理想，司马迁忍辱含诟，隐忍苟活，选择了辱没祖先和个人人格的宫刑。生前人所不耻，死后光耀千古，成为一个另类的英雄。
自从司马迁写完《报任安书》之后，人们便再也不知道他的消息了，历史的记载在这里留下了一页空白，后人只能从零星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传说中去揣测他的结局。司马迁死了，在《史记》完成之后，悄然无声地离开人世了。他以生命的终结，换来了《史记》的诞生；他的死留下一个历史之谜，他的著作却矗立起一块历史的丰碑。
（全文）
司马迁是汉武帝时期的一位执掌天时星历，记录、搜集保存典籍文献的一个史官。史官无权无势，无名无利，他因罪得罪了汉武帝，在死刑和宫刑之间他选择了一个男人最为耻辱的宫刑，包羞忍耻活了下来。后来呢，他又充当了本应该由太监来充当的一个官，也就是中书令。当中书令的时候，他为官又不能推贤进士，也就是说并不是个好官。但是就是这位司马迁，撰写了中华文化史上一部宏伟的巨著《史记》。这部《史记》影响了，并且继续影响着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司马迁是不是一位英雄？如何评价他的人格？司马迁有着怎样的传奇的人生？他对中华民族的贡献究竟在哪里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问题，我们将沿着司马迁生命的轨迹走进这位历史文化名人的精神世界，来解读两千多年前的一个历史之谜。
我想分四个问题讲一讲，第一个问题谈的是二十漫游，二十岁的一次漫游。司马迁字子长，生于公元前145年，出生地在龙门，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韩城县。据司马迁自己说，他少年时期曾经“耕牧河山之阳”，也就是说他儿童时期曾经在家乡从事过一些农业劳动。后来他的父亲司马谈到长安做了太史令，司马迁随父亲也到了长安，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刻苦读书，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础，他拜了很多名师做老师。司马迁的家族，就是他这个家族，世代都是史官，而作为史官，他有责任来记载帝王圣贤的言行，也有责任来搜集整理天下的遗文古事，更有责任通过叙事论人而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借鉴。那么他的父亲司马谈就有志于整理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试图撰写一部规模空前的史著。就是写一部史书，从他父亲开始就已有这么一个理想，他的父亲做太史令之后，就开始搜集阅读史料，为修史做准备。但是司马谈感到自己年事已高，要独立地修成一部史著，无论是时间、无论是精力，还是才学知识都还不够，所以司马谈寄厚望于他的儿子司马迁，希望他能够早日参与其事，最终实现这样一个宏愿。
于是，他让儿子在读万卷书的基础上，开始行万里路，他要求他儿子来进行一次为期两年多的一次全国的漫游。所以我这里要介绍司马迁的漫游，于是司马迁从20岁开始，就做了一次漫游，司马迁是为写《史记》做准备的一次实地考察，他亲自采访，获得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保证了《史记》的真实性和科学性。那么他这个漫游，也是《史记》实录精神的一种具体体现。
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他漫游到汨罗江畔，在汨罗江畔，在当年屈原投江自沉的地方，他高声朗诵着屈原的诗，他痛哭流涕，所以他写《屈原列传》写得那么有感情，他是亲自去考察过，他是在学习屈原的基础上来写屈原的。比方说，在韩信的故乡淮阴，他也搜集了许多有关韩信的故事，你比如说他亲自去问别人，说当年韩信受胯下之辱，这大家知道，这个典故，韩信为什么能够受胯下之辱而不发怒？而不愿意去做出非法的事来，忍了。韩信那么高的个子，从一个流氓两个腿之间爬过去，如果按照他的个性，一刀就把他杀了。但是如果把他杀了，后来还能够建功立业吗？韩信后来帮助刘邦推翻了秦王朝，建立了西汉，封王封个侯，回了故乡，韩信自己说，如果当初我把你杀了，我就没后来的建功立业，所以小不忍则乱大谋。
再比如说在曲阜他去瞻仰了孔子的墓，还和孔子故乡的一些儒生在一起揽衣挽袖、一步一揖，学骑马、学射箭，学行古礼，以此表达他对孔子的纪念，高山仰止，对孔子的纪念。
再比如讲，在孟尝君的故乡薛城，他走乡串巷，考察民风，而且他考察这个地方的民风跟当年孟尝君好客养士有什么关系，所以他走一路、考察一路，可以这样说，司马迁在漫游的旅程中，不放过任何一个了解历史的人，不放过任何一个存留于人们口碑上的故事，获得了许许多多从古籍当中所得不到的历史材料，同时他深入民间，广泛地接触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使得他对社会，对人生的观察、认识逐渐深入。
此外他遍历名山大川，饱览了祖国山河的壮美，陶冶了性情，从而也提高了他的文学的表现力，所以我要讲司马迁这的这次漫游，正是司马迁走向成功的极为坚实的一步，是非常典型的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第二件事情，就是李陵之祸。就是司马迁因为受李陵事件的影响，而被下到牢里边去了，所谓“李陵之祸”。司马迁22岁漫游回来以后，22岁就开始做官，但是做的是一个郎中，郎中是什么，就是“掌守门户，出充车骑”，就是皇帝的一个侍从。一直到38岁的时候，他才继承他父亲的职位，就是他父亲去世以后，他继承了父亲的职位做了太史令。从做太史令那天开始，他就开始《史记》的资料准备和撰写工作，38岁一直当太史令，然后就开始写《史记》。
正当司马迁专心著述，专心写《史记》的时候，巨大的灾难降临到他的头上，我刚才讲了，一部文学史，就是文人的辛酸史，文人的不幸才给我们文学史上留下了这么伟大的作品。在汉武帝天汉二年，也就是公元前99年，司马迁47岁。这一年的秋天，匈奴发动了对汉朝的进攻，汉武帝就任命他的宠妃，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为主帅去抗击匈奴，而要李陵，李陵是什么人物呢？就是汉代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人物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李陵这个人心劲很高，他提出来，我带一支军队，五千人，我要横行匈奴。名将之后很有气魄，汉武帝看他如此有勇气，于是就给他五千精兵，这五千精兵都是五千荆楚壮士，非常勇敢、非常能打仗，李陵开到前线去，到前线去以后，跟匈奴打仗，连打了几仗，连打连胜，消灭了几倍于他的匈奴敌人。
当李陵打胜仗的消息不断传到朝廷的时候，汉武帝非常高兴。看着汉武帝高兴，那么周围大臣都纷纷祝贺汉武帝，哎呀！陛下得此良将，李陵不愧是名将之后，都恭贺汉武帝。但李陵毕竟带的是五千人，寡不敌众，而且后来匈奴以为这就是汉朝的主力军，整个匈奴把军队都拉来对付李陵，最后李陵终于敌众我寡，打了几次仗以后，最后战败被俘了。李陵被俘虏之后，汉武帝非常生气，挫败了我大汉王朝的军威，挫动了我的国威，很恼火，很生气，而这些大臣朝廷大臣们，看着汉武帝生气，于是又转过来纷纷来咒骂李陵，说李陵本来就不是个好东西，李陵本来就不是个好人，就纷纷骂李陵。
结果有一次在朝廷议事的时候，史官不是陪侍在旁边吗？汉武帝就问司马迁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司马迁就说了一番话，是替李陵辩护，好！这就惹恼了汉武帝，于是司马迁被定了一个什么罪呢？“诬罔主上”。就是攻击诬蔑咒骂皇上，于是把司马迁打入大牢，司马迁这样得罪了汉武帝，开始司马迁并没有定为死罪，大概过了将近一年，半年多到一年的时间，一直没有李陵消息，汉武帝就想派人打听李陵被俘虏以后，究竟是投降了？还是现在情况怎么样呢？就派一个人叫公孙敖到匈奴去打听李陵的消息，公孙敖在匈奴那个地方转了几个月，始终没有得到李陵的准确的消息，到底李陵现在怎么样了？是死了？还是活了？是投降了？还是干什么去了？不知道。后来听信一个传言，说李陵正在某处帮助匈奴训练军队，他得不到别的准确消息，于是带着这个消息回来告诉汉武帝，说李陵在那里帮助匈奴训练军队，汉武帝大怒，这就是叛徒，你被俘虏还不说，你现在帮助匈奴训练军队打我们，于是李陵被诛灭九族，那么司马迁就被定为死罪。司马迁是为李陵辩护，因此我的结论是：在李陵事件当中，司马迁只是尽到了一个史官直言的职责。司马迁如果不说话什么都没有，皇上问我，我不说，或者跟其他大臣一样，也把李陵骂一通，他什么事都没有，他不过是尽到了一个史官坦诚说自己意见，也许这个意见可能错，但是这个史官该说真话，所以坦诚直言的职责，他因此而蒙冤下狱，甚至被判了死刑，死罪，那么这正是封建统治者的专横。
关于司马迁生平第三件事情，就是“痛下蚕室”，司马迁以诬罔主上而被定为死罪，那么按照汉朝的刑法呢，死罪犯人有两种方法可以免死：一就是缴纳五十万钱，二是接受宫刑。司马迁作为史官，家境清贫，再加上下到死牢里面去，人们逃避惟恐不及，谁还去资助他钱呢？就算借得到钱，也没有人敢借给他，自己拿不出来，也没有人借，所以无法筹措那五十万。因此，司马迁要想活命，只能接受宫刑，什么叫宫刑呢？宫刑就是施刑于男人的下身，而且接受这种刑法的人，他畏冷怕风，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因此在施刑的牢房当中必须保暖，就好像民间养蚕的屋子一样，所以，受宫刑也叫下蚕室。司马迁对此事来说，去死和接受宫刑更容易接受的是什么？是死。司马迁并不怕死，因为他知道，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是他自己的话了，那么他认为，即使是奴隶，即使是婢妾在受到侮辱的时候，也知道以死来摆脱，何况我司马迁。自己是一个深明是非的史官，我难道不懂得羞辱的活着比死还可耻吗？难道还怕死吗？但是司马迁不能够选择死，这是因为他不能让《史记》的写作半途而废，因为这是继承祖业实现父亲遗愿的大事，如果自己死去，他将以何种面目去见九泉下的先人呢？而作为一位史官，没有留下半点文字，如何向后人交代？再说，如果他选择自杀，或者是被杀，人们并不会把他看做是殉节，而只会认为他智尽*，或者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在这种情况下死，那就是轻于鸿毛了。那么惟一的选择就是接受宫刑，在这时候司马迁想到了，古代的周文王、孔子、屈原、孙膑、吕不韦、韩非子等这样一些圣贤，他们都是在逆境当中坚韧不拔，最后都完成了轰动天下的文化巨著。于是司马迁为了保存自己以完成撰写《史记》的大业，决定自请宫刑，减死一等，我愿意接受宫刑，免死。
司马迁终于被处以宫刑，他前后在狱中呆了三年，他隐忍苟活，在狱中还坚持写《史记》，大概是在汉武帝太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96年，司马迁50岁的时候，他出狱了，47岁被打到牢中，50岁出狱，出了狱以后做了中书令，中书令的职务是“领赞尚书，出入奏事”，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各部的尚书有什么表，有什么奏章呈现给皇上，把皇上有什么圣旨，旨意，传达给大臣们。但这个职务一般是由宦官来担任的，现在司马迁担任这个职务，也就是说汉武帝实际上把他看作一个宦官，实际上是以一个宦官的身份在朝廷做官。司马迁是为了做官活下来的吗？不是！所以他对中书令，对朝廷的事务没有兴趣，出狱以后的司马迁，须发脱落、形容枯槁、弱不禁风，他经常是精神恍惚，他自己在《报任安书》里边这样写到，他说我“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他说我动不动人精神恍惚，不知道怎么回事，或者走着走着，哎呀！我怎么走到这儿来了，人处在一种恍惚状态，心里面经常忍受着痛苦的煎熬和无限的愤恨。他想到他受宫刑，想到是作为一个男人接受最耻辱的刑罚，侮辱祖先，所以这是奇耻大辱。“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什么意思？想到我司马迁受了这种刑罚，我一想到冷汗直冒，经常是汗湿衣裳，衣裳都湿透了。可以看到此时司马迁这种精神状态，而且由于古代这种被阉割的人，历来被人们所鄙视，为人所不耻，所以司马迁被视作是“无行之人”。常常遭到诽谤和中伤，他的好朋友任安也不理解他，任安写信给他，劝他要谨慎地待人接物，要以推举贤能引荐人才为己任，实际上是委婉地批评他，你做官不谨慎，你做官不推举贤能，你不引荐人才，你是个默默无语，没有什么创见，没有什么创新，没有什么主见的中书令。连朋友都不理解他，其实出狱之后，司马迁在精神上是十分痛苦的，我们刚才讲到，经常是恍恍惚惚的，经常走着走着不知道走到这个地方来干什么。但是一提到《史记》，一写《史记》他清醒了，只有一个伟大的理想支持着他，那就是著书的事业，可以说司马迁为《史记》而活着，为《史记》而奋斗。
在汉武帝太始四年，也就是公元前93年11月，司马迁给他的朋友任安写了一封信，这就是著名的《报任安书》，在这封信里面他详细地申诉了自己对李陵事件的看法，以及接受宫刑前后的心态。他为什么接受这个刑罚，接受这个刑罚之后，他又是一种什么心态，也就是我刚才讲这些，也是这封信里面他跟他朋友诉说的。而且在这封信里面，最后他郑重的宣布《史记》一百三十篇完成了。
司马迁用生命写成的《史记》原来准备是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也就是司马迁原来写《史记》，并不是要公开，这个书准备藏之名山的，特别在他写书过程中遭受那么多经历，那么多挫折，那么多磨难，所以这部书他是准备藏之名山，这是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面说的，那么司马迁《史记》写成之后，他传给谁了呢？在司马迁死后，他的家人把《史记》转移藏匿在他女儿家中，现在的人所看到的史料很少谈到司马迁的亲属，关于司马迁的材料很少，一个就是《报任安书》，再就是《史记》有个《太史公自序》，再就是后来《汉书》上有个《司马迁传》，《司马迁传》基本上是抄他的《太史公自序》，所以司马迁的直接史料是非常少的。但是司马迁有一个女儿，而且女儿所嫁的丈夫，叫杨敞，这是有史可据的，杨敞在汉昭帝时期，还曾经官至宰相。杨敞有两个儿子，也就是司马迁的女儿给杨家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名叫杨忠，小儿子名叫杨恽。杨恽呢，自幼聪颖好学，他的母亲也就是司马迁的女儿把自己珍藏着的并且深爱着的这个《史记》，拿出来给他读。杨恽初读此书，便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住了，爱不释手，一字字、一篇篇，非常用心地把它读完了。杨恽成年之后，还把它读了好几遍，每读一遍总是热泪盈眶，扼腕叹息。在汉宣帝的时候，杨恽被封为平通侯，那么这时候他看到当时朝政清明，想到他的外祖父司马迁这部巨著正是重见天日的时候，于是上书汉宣帝，把《史记》献了出来，从此天下人得以共读这部伟大的史著。
一部《史记》经历了多少磨难多少坎坷，司马迁《史记》完成了，完成之后呢？历史上再也找不到司马迁的消息，司马迁是怎么死的呢？这就是我谈的第四个问题，神秘之死。自从司马迁写完《报任安书》之后，人们便再也不知道他的消息，历史的记载在这里留下了一页空白，后人只能从一些零星的，甚至互相有些矛盾的一些传说当中，一些不完全的资料当中，去揣测司马迁后来的结局。我搜集些资料，我认为司马迁后来结局有四种可能。第一、司马迁可能是自杀身亡。《史记》完稿之后，生命对于司马迁而言，已经无足轻重了，特别是受宫刑之后，人们对他所谓贪生怕死的误解该是洗刷时候了。我司马迁是不是个贪生怕死的人，那么基于这些，他可能自杀，我是从《报任安书》分析出来的。也就是说，司马迁有自杀的这种意图，从《报任安书》里面已经可以透露出不少信息了，你们想一想，司马迁当时给任安写信的时候，当时任安在狱中，后来任安被处死了，司马迁给任安回信，任安写信给司马迁，是在下狱之前，他一直没有时间给他回信，后来任安在狱中，要把汉武帝杀了的时候，他匆忙写这封信给他，写那么长，为什么写这么长，任安因为受了一个案子的牵连，正在狱中羁押在牢中，而且随时可能行刑处斩，司马迁为什么要对一个快要死的人，写下如此长篇，而又悲愤激昂的书信呢？他又为什么要在信中反复诉说自己忍受不了腐刑之后的这种耻辱呢？他又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时机和对象来宣告《史记》一百三十篇完成呢？他又为什么在信中大谈“人故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而且在信里面说，“要死之日，然后是非乃定”。他说一个人生前你不要说我是和非，人生的是非留在身后，一个人等死后的若干年，人们才能给他论定是非，那就是说我司马迁究竟是个什么人，留待后人评价，现在你们怎么攻击我，怎么瞧不起我都可以，死后你们来看我是个什么人。我这个信把我的心情、我的想法、事实经过，我都讲清楚了，所以《报任安书》也许就是一封遗书。
第二种可能，司马迁受任安这个案子的牵连，被汉武帝下令腰斩于市。当时宫廷里面有一场斗争，那么任安牵涉进去了，而当司马迁辗转托人把他的《报任安书》送到狱中以后，任安已经被腰斩了。任安腰斩以后，狱吏在抄检狱室的时候发现了司马迁的信，于是便呈奏给汉武帝，信里面是非常愤慨地表达对汉武帝的不满，那么汉武帝读罢，看到信里面那么多怨愤之词，勃然大怒，再加上有人趁机诬告司马迁和任安是同党，他们俩是好朋友嘛，于是汉武帝便下令把司马迁打入天牢，随后腰斩于市。那么这样看来，似乎是《报任安书》惹的祸，其实司马迁何以不知道《报任安书》会带来什么结果呢，司马迁并非不知道任安作为死囚犯，可能终生读不到这封信，司马迁也并非不知道这封信可能成为一封公开信，因为自己在信中所发泄的不满会招致灾祸，这点司马迁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他不能不说，因为当他完成了《史记》的伟大的著述以后，灾祸对于他而言已经是无足轻重了，况且他选择这样一个与他患难与共的朋友写信的这种方式，选择给朋友写信，而且向世人公布《史记》的完成，这本身就是一种抗争，也是对朋友甚至对朋友死后的灵魂是一种极大的安慰。
第三种可能司马迁再次下狱之后，随同长安狱中的罪犯，无辜地被集体处死的，这是怎么回事呢？据《汉书·宣帝纪》记载，当《报任安书》被汉武帝知道之后，汉武帝看到信中有很多怨言，于是便下诏把司马迁逮捕了，并且叫御史台论罪，就是说并没有判死罪、论罪。就在论他的罪这个期间，不久汉武帝病重，那么有巫师就给他算风水，然后巫师告诉汉武帝，说长安监狱当中有天子气冲撞了圣上，究竟是谁呢？不知道，于是汉武帝下令把狱中所有的囚犯，无论轻重一律处死。这是历史上有记载的，曾经一次把长安城的犯人全部杀了，所以司马迁就这样集体地无辜地被杀了，一代史家就这样死于非命，这是第三种可能。
第四种可能司马迁寿终正寝，其实关于司马迁是被杀，史料还不能够充分地予以证实，说司马迁是自杀，也不过是一种推测。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我们还只能够把他看成是正常病故，司马迁大概活了60岁，司马迁死了，在《史记》完成之后，他悄然无声地离开人世了，他以生命的终结换来了《史记》的诞生，他的死留下一个历史之谜，他的著作却竖立起一块历史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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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13 05:31
史记
《史记》约成书于前104年至前91年，本来是没有书名的，司马迁完成这部巨著后曾给当时的大学者东方朔看过，东方朔非常钦佩，就在书上加了“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马迁的官职，“公”是美称，“太史公”也只是表明谁的著作而已。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著录这部书时，改成《太史公百三十篇》，后人则又简化成“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久而久之，人们根据“太史公记”而省略成《史记》。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汉文学史纲》）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略于先秦，详于秦汉，所述秦商鞅变法至汉武帝晚年的历史，约占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三左右。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本纪”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
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书”，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世家”是记载诸侯王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封建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列传”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其中《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和《日者列传》四篇由汉博士褚少孙补缺。《汉书·艺文志》载冯商续补《太史公》七篇,韦昭注云冯商“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刘知几认为续补《史记》的不只是褚,冯两家,而有十五家之多。“《史记》所出,年止太初,其后刘向,向子欲,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继撰续,迄于哀平间,尤名《史记》”。后*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除极个别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实的官史。而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记》却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意志。据说武帝读《史记》后，对其中几篇感到愤怒，下令加以删削，这也是有可能的。 司马迁写《史记》秉笔直书,在某些方面,敢于批评朝廷,这是封建统治者所不能允许的。朝廷对《史记》既憎之,又重之,秘不示人,阅读范围*于朝廷上层的极少一部分人中。朝廷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
（补注：许多人认为褚少孙是《史记》的主要续补者,但是他到底补缺多少,各人说法不一。张晏认为褚少孙续补四篇。但姚振宁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说《史记》缺少十五篇,全由褚少孙续补。有的人认为《傅勒列传》文章,格调酷似司马迁,褚少孙未必能写出如此文章。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这部体大思精的史书的贡献和特点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开创了“纪传体”体例。何谓纪传体呢？纪，指本纪，即皇帝的传记；传，指列传，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传记。历史人物是丰富多彩的，历史现象是纷纭复杂的。怎样才能把大千世界的各种人和事都包容在一部书里呢？司马迁在前人的基础上，在《史记》中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本纪”按年代顺序记叙帝王的言行和政迹；“表”按年代谱列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书”记录了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世家”载述诸侯国的兴衰和杰出人物的业绩；“列传”记载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司马迁创造性地把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
（二）《史记》开创了*、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纂史方法。它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时期，记载了我国近三千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贯通古今、内容广博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在《史记》中，司马迁第一个为经济史作传：《平准书》、《货殖列传》；司马迁又第一个为少数民族立传：《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他还第一个为卑微者列传：《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等。《史记》第一次把*、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从而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由于纪传体可以容纳广泛的内容，有一定的灵活性，又能反映出封建的等级关系，因而这种撰史方法，为历代史家所采用，影响十分深远。
（三）秉笔直书，是我国宝贵的史学传统，司马迁的《史记》对此有很好的发挥。所谓秉笔直书，就是史学家必须忠于历史史实，既不溢美，也不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撰写历史。《史记》明确表示反对那种“誉者或过其失，毁者或损其真”的作法。项羽是司马迁心目中的英雄，因此，司马迁以极大的热情和强烈的爱记述了项羽的伟业。但对于项羽的骄傲自大和企图以武力征服天下的致命弱点，司马迁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于先秦的法家和秦代的*，从感情上司马迁是愤恨的，但他做到了不因憎而增其恶。相反，对法家的改革和秦代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他都予以充分的肯定。正因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才使《史记》以信史闻名于世。《史记》还贯穿一条重要线索，即重视人的历史作用。司马迁是反天命的。强调人是历史的中心。因此，他在写帝王将相的同时、注意为社会上的各种人立传，尤其是把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放到与王侯功臣以及封建社会的圣人孔子同等的地位来写。所以在《史记》中，既有战国七雄的世家、萧丞相（萧何）。留侯（张良）的世家、孔子的世家，同时也有《陈涉世家》。司马迁也很重视物质生产活动在历史上的作用，把经济状况同*上的治乱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还强调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以史为镜、鉴往知来的思想。由于司马迁在历史编纂学上的伟大创造精神，他的进步的史学思想和严谨的治史方法，使《史记》成为我国史学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司马迁也赢得了“中国史学之父”的美名。
（四）《史记》也是一部形象生动的历史，它的文采历来为我国文学界所称颂，它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司马迁像一个出色的画家，以他那十分传神的画笔，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又像一位善于捕捉瞬间的雕塑家，以他那锋利的刻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风采各异的雕像。在《史记》这座人物画廊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有作为的王侯将相的英姿，也可以看到妙计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诺必诚的游侠、富比王侯的商*贾，以及医卜、俳优等各种人物的风采，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启迪。司马迁创造性地把文、史熔铸于一炉，为我们写下了一部形象的历史。所以，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正因为如此，在我国浩瀚的史著中，《史记》拥有的读者量是首屈一指的。
《史记》在我国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它成为司马迁著作的专称，也开始于这个时候。在这以前，《史记》都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和简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到唐朝时候，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于是《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俗称“三家注”的《史记集解》（刘宋时裴骃(裴松之子）注）、《史记索隐》（唐司马贞注 补:司马贞，字子正，唐河内（今沁阳）人。开元中官至朝散大夫，宏文馆学士，主管编纂、撰述和起草诏令等。唐代著名的史学家，著《史记索隐》三十卷，世号“小司马”。司马贞以《史记》旧注音义年远散失，乃采摭南朝宋徐广《史记音义》、裴骃《史记集解》、齐邹诞生《史记集注》、唐刘伯庄《史记音义》、《史记地名》等诸家的注文，参阅韦昭、贾逵、杜预、谯周等人的论著、间己见，撰成对后世很有影响的史学名著《史记索隐》，该书音义并重，注文翔实，对疏误缺略补正颇多，具有极高的史学研究价值，与南朝时期的宋国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后世史学家誉称该书“价值在裴、张两家之上。” ）和《史记正义》（唐张守节注）。《集解》兼采当时裴骃所能见到的前人有关《史记》诸书的研究成果，并一一注明作者名字。一丝不苟。《索隐》进一步指出了《集解》中考证不当的错处。并对《史记》原文提出辨正，发语警辟。《正义》的作者长于舆地之学，对《史记》中地名的考证尤为精辟。读《史记》原文，同时注意看一看这三家注，对原书会有更进一步的理解。1959年中华书局重新标点排印的《史记》，就是与这三家注合刻的本子。
裴骃，裴松之的儿子，字龙驹。继承家学，博览宏识，亦以注史著称于世。司马迁的《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裴骃为《史记》作注而垂名于中国史坛。他反复研究《史记》，“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秋，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他博采经传百家及先儒学说，凡对作注有所稗益，便广而录之；凡所注引，务必去其浮言游辞，取其精旨要义；如各家说注不同，则兼收并蓄，不肯偏弃；如有未详之处，宁缺不议，不凭臆想，妄加解说。终于写成《史记集解》八十卷不朽之作，成为现存最早的《史记》注本。与唐司马贞《史记索引》、张守节《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
由于司马迁受时代的*，《史记》也存在某些缺点与不足之处。例如，存在“天命”、灾异和历史循环论的神秘思想的影响。在《六国年表序》论述秦并天下的原因时，指出这是“天所助”的结果。《高祖本纪》带有“三统循环论”的色彩，以为“三五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在《天官书》中，记述各种特殊的自然天象时，常常与人事联系在一起，更多地表现了灾异的神秘思想。这些说明《史记》在“究天人之际”时，仍然没有摆脱“天人感应”神学思想的影响，等等。
《史记》成书后，由于它“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被指责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因此，在两汉时，《史记》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而且当时学者也不敢为之作注释。唐初，《隋书·经籍志》在介绍《史记》、《汉书》的流传时说：“《史记》传者甚微”，司马贞说“汉晋名贤未知见重。”（《史记索隐》序） 我们注意到汉晋时期对《史记》也有一些积极的评价，如西汉刘向、扬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汉书·司马迁传》）西晋华峤也说：“迁文直而事核。”（《后汉书·班彪传论》。据李贤注，此句为“华峤之辞”。）在晋代，也有人从简约的角度夸奖《史记》。张辅说：“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晋书·张辅传》）这些评价虽然不错，但在今天看来，却还远不足以反映出《史记》的特殊地位，因为得到类似评价的史书并不止《史记》一家。如《三国志》作者陈寿，“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晋书·陈寿传》）南朝刘勰说“陈寿三志，文质辨恰。”（《文心雕龙?史传》）华峤所撰《后汉书》在西晋也颇受好评，时人以为“峤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晋书?华峤传》）至于说到简约，那也不是《史记》独有的，如“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文心雕龙·史传》）干宝《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晋书·干宝传》）总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并没有把《史记》看得很特殊。这与我们对待《史记》的态度大不相同。 自宋以后，研究《史记》的著述增多了，较有代表性的如清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崔适的《史记探源》、张森楷的《史记新校注》、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以及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的有关部分，都是重要的参考书籍。张文虎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一书对《史记》的史文及注文进行了精审的校订。他根据钱泰吉的校本和他自己所见到的各种旧刻古本和时本，择善而从，兼采诸家，金陵局本就是经过他的校考之后刊行的。日本学者泷川资言撰《史记会注考证》，《考证》资料比较详实。各种版本《史记》包括标点本多只附录三家注，《考证》则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引录三家注以来有关中日典籍约一百二十多种，其中国人著作一百零几种，日人著作二十几种，上起盛唐，下迄近代，别择缀辑于注文中，时加审辨说明，将一千二百年来诸家众说，以事串联，较为系统地介绍出来，大大节省搜检群书之劳，为研究者提供极大方便，显然比三家注优越。
《考证》资料丰富还表现在《正义》佚文整理上。三家注原各自单独成书，自宋代合刻于《史记》正文下，妄加删削，大失原貌，尤以张守节《正义》最为严重，后世通行本《史记》三家注皆袭此。可是张书既不像《索隐》有单刻本流传，也不像《集解》有宋版《史记》集解本存世，以致佚文极难搜集。泷川从日本所藏几种古本《史记》校记中，辑得《正义》佚文一千二三百条，补入书内。这些资料有人认为并非全部是张书原文，但它们对探求《正义》原貌或理解《史记》，俱有裨益。
《考证》内容繁富。裴骃等三家注解一般局限于就事论事，泷川却综合历代研究成果，联比考索，对史实、文字、词语进行考辨、校订、解释，从而揭示出某些史事演变窜易、文字歧异正误、疑难文句意义，以及记载矛盾、失误，等等。对前人未加解说或解之未详的亦往往加以考说。再《史记》一书，多采旧典。泷川常于正文之下，指出此事见于某书；与他书文字有异，也予注明。由于《左传》、《国语》、先秦诸子具在，因而春秋史事出处，几乎逐节逐事交待明白，便于溯本求源，比勘研究。《考证》特别注重地理，每一地名，必注今地名，有助于了解事件的演变和人物的活动。此外，正文、注文全部断句，这在标点本未问世之前，不能不说是一项成果。
全书末附有泷川所撰《史记总论》，论述了司马迁事历和《史记》作书资料、体例、流传、演变、版本等事，不失为研究司马迁其人其书的有用材料。
应当指出，《考证》一书是有缺点的，有的还是比较突出的。首先在资料方面仍有遗漏，黄震、鲍彪、吴师道、张鹏一、雷学淇等人说法就未罗致。尤其令人遗憾的是，金石文字和近人论著汲取不多，甚至连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王先公考》也只字未载。其次在材料抉择去取之间，也有偏守一说、疏漏失当之处；而摘引某些评论，既违背考证体例，见解又颇为迂腐。在某些问题上，则徘徊两可，甚少发明。再次，泷川资言在训诂方面，有时失于强自为解，断句亦有失误。但从总体讲，张森楷《史记新校注稿》虽于六十年代影印问世，却已部份残缺，其他《史记》校证，固不乏精审之作，然未成书，因此《考证》纵然有不少缺点，仍瑕不掩瑜。在当前《史记》新集释性注本未出现之前，《考证》堪称是资料最丰富的《史记》注本，是研治《太史公书》和中国古代史的重要参考书。
《考证》虽参校了一些本子，可是不作校记而径改径补。后来水泽利忠在五十年代撰《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以补其阙。它以《考证》本为底本，广校众本达三十多种，参考中日校记资料近四十种。其中宋本八种、元本二种、日本古本四种、炖煌写本残卷三种、日本古抄本残卷十几种，现存版本网罗殆尽。
《考证》辑录《正义》佚文，省略出处，《校补》为之一一注明。又据二十多种日本古抄本校记等资料增辑《正义》佚文二百余条，其中保存了少数失传的古书文字。同时对《考证》迻录三家注张冠李戴错误，也加以订正。
汇集历代学者的注释，加上他自己的考证，内容相当丰富，造诣非浅。中华书局新标本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史记》重新作了校点。
《史记》作为第一部传记文学的确立，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过去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他们称古希腊的普鲁塔克为“世界传记之王”。普鲁塔克大约生于公元46年，死于公元120年，著有《列传》（今本译作《希腊罗马名人传》）50篇，是欧洲传记文学的开端。如果我们把普鲁塔克放到中国古代史的长河里来比较一下，可以发现，普鲁塔克比班固（32—92）还要晚生14年，若和司马迁相比，则要晚生191年了。司马迁的《史记》要比普鲁塔克的《列传》早产生几乎两个世纪。
《史记》无论在中国史学史还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堪称是一座伟大的丰碑。史学方面姑且不论，文学方面，它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
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由此，《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
在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著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
至于直接取材于《史记》的历史小说，那就更不用说了。在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多种。 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132种元杂剧中，有16种采自《史记》的故事。其中包括《赵氏孤儿》这样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名作。已经失传的类似作品，当然更多。到后来的京剧中，仍然有许多是取材于《史记》的，如众所周知的《霸王别姬》等。
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虽然，后代史书的文学性显著不如《史记》，但其数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将其中优秀传记提取出来，也是极为可观的。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与《史记》所开创的传记文学传统有渊源关系。
《史记》固然"究无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从而开创了史学的种种先河，也堪称是脍炙人口的文学佳作，但《史记》最为耀眼的闪光点在于它的平民立场。在司马迁的《史记》之前，所谓的历史仅仅是王侯的发家史、光荣史、太平史。在司马迁的《史记》里，自以为功高盖世的帝王们同样有无耻、暴戾、虚假和懦弱的一面；虽然有着种种的过失和缺点并最终兵败陔下，自刎乌江的楚霸王项羽不失为顶天立地的英雄；一介布衣陈胜曾经在田间耕作，既是不折不扣的庄稼汉，也是满怀鸿鹄之志的豪杰，正是他第一个揭竿而起反抗秦的*；就在正统文人对浪迹江湖的行径嗤之以鼻的时候，司马迁却对荆轲、唐雎等四海漂泊的游侠们和快意恩仇的游侠精神赞誉有加、不胜神往……《史记》就是这样以平民的立场、平民的视角、平民的情感看历史、写历史、评说历史，从而第一次给历史以真实可亲的面 目，第一次给那些值得尊敬的灵魂们以尊严。清朝诗人宋湘曾经有句诗说："史有龙门诗少陵"，《史记》中所透出的民间精神，再现在杜甫那些忧国忧民的不朽诗作中，并成为流传千古的力量源泉。
自汉至清,《史记》的研究专著达101部,单篇论文1435篇,囊括了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韵训诂、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读法、评注等领域,方法是抄摄材料,排比引证,基本是微观的甲说乙说的"文献"研究。详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二所合编的《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也可参阅载于《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四集的陈乃乾《二十四史注补表谱考证书籍简目》。他们所举较为重要的有：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和《考史拾遗》。
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和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有关前四史部分，清梁玉绳《史记志疑》，清郭嵩焘《史记札记》，清沈家本《史记琐言》，近人陈直《史记新证》。
上述诸书中，清人之作以钱大昕、梁玉绳、郭嵩焘之作最为特出。近人陈直之作，则多取甲骨文、金文及秦汉权量、石刻、竹简、铜器、陶器之铭文印证《史记》，独辟蹊径，创获尤多。因所著《汉书新证》成书在前，《史记新证》稿中关于汉武帝以前西汉史之考证与之重复者，均已删去。
《史记》是我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我国民族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则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史记》就是通过这样五种不同的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它的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101)年间，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汇集《史记》各家注释考订之作，有近人张森楷《史记新校注稿》，成书于二十年代，惜未定稿。1967 年由杨家骆编纂整理，交由台湾中国学典馆筹备处印行，但文有残缺。南京图书馆收藏有张森楷《史记新斠注》稿本。从文学研究来看,因时代文化环境与研究者知识场域的局限,近代以前的学者多侧重于感性的直观式评点的单篇读感,缺少具有综合性、逻辑性的宏观义理阐释和文、史兼顾的文学本体论分析。20世纪以来,司马迁与《史记》的学术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学者除了对司马迁生年、生平、家世和《史记》的名称、断限、*、取材、篇章残缺与补窜、义例等具体问题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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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13 05:31
《史记》是传记文学名著，但它具有诗的意蕴和魅力。《史记》指次古今， 出入*，对《诗经》和《楚辞》均有继承，同时，战国散文那种酣畅淋漓的风 格也为《史记》所借鉴，充分体现了大一统王朝中各种文学传统的融汇。
《史记》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强 大的动力。
司马迁作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在《史记》一书中大力弘扬人文精神， 为后代作家树立起一面光辉的旗帜。《史记》所渗透的人文精神是多方面的，主 要有：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宗旨以求青史留名的积极入世精神，忍辱含垢、历 尽艰辛而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舍生取义、赴汤蹈火的勇于牺牲精神， 批判*酷刑、呼唤世间真情的人道主义精神，立志高远、义不受辱的人格自尊 精神。《史记》中一系列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从不同侧面集中体现了上述精神， 许多人物成为后代作家仰慕和思索的对象，给他们以鼓舞和启迪。
《史记》是传记文学的典范，也是古代散文的楷模，它的写作技巧、文章风 格、语言特点，无不令后代散文家翕然宗之。从唐宋古文八大家，到明代前后七 子、清代的桐城派，都对《史记》推崇备至，他们的文章也深受司马迁的影响。 《史记》在语言上平易简洁而又富有表现力，把许多诘屈聱牙的古书词句译成汉 代书面语，还适当地引用口语、谚语，显得生动鲜活。《史记》语言多是单行奇 字，不刻意追求对仗工稳，亦不避讳重复用字，形式自由，不拘一格。正因为如 此，历史上的古文家在批评骈俪文的形式主义倾向和纠正艰涩古奥文风时，都要 标举《史记》，把它视为古文的典范。
《史记》的许多传记情节曲折，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为后代小说创作积累了 宝贵的经验。小说塑造人物形象的许多基本手法，在《史记》中都已经开始运用， 如：使用符合人物身份、性格的语言，通过具体事件或生活琐事显示人物性格， 把人物置于矛盾冲突中加以表现。从唐传奇到明清小说，在人物塑造、情节安排、 场面描写等方面都可以见到《史记》的痕迹。同时，古代作家还从写法上探讨《 史记》与小说的关系，得出了许多精辟的结论。
《史记》的许多故事在古代广为流传，成为后代小说戏剧的取材对象。元代 出现的列国故事平话，明代出现的《列国志传》，以及流传至今的《东周列国志》 ，所叙人物和故事有相当一部分取自《史记》。明甄伟的《西汉通俗演义》，也 是大量利用《史记》中的材料。《史记》的许多人物故事相继被写入戏剧，搬上 舞台，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多种。 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132种元杂剧中，有16种采自《史记》的故事。后来 的京剧也有不少剧目取材于《史记》。总之，《史记》成为中国古代小说、戏剧 的材料宝库，它作为高品位的艺术矿藏得到反复地开发利用。
儿子：“爸爸，《史记》是什么?”
爸爸：“笨蛋，死记就是死记硬背，不会灵活掌握，懂吗！”
史记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
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
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史记》的写作
《史记》是一部纵横古今数千年的巨著。它的出现一方面是时代提出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则是史学家艰苦劳动的产物。
对司马迁而言，首先是秉承遗命，继续先祖的太史事业。他的父亲司马谈早就打算编写一部史书，但是，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临终司马谈嘱咐儿子：“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鳞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修纂史记，这是延续祖先文化生命的名山事业，作为太史令，不能履行使命，罪莫大焉。此后，父亲的遗命总是在司马迁的耳际回旋着：“先人有言，自周公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时代也提出了构建新的历史文化文本的内在要求——�“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淳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瑞符，封建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为了写作，司马迁可以说耗尽了毕生精力。撰写史书，需要大量收集材料。�
《史记》的取材极其广泛，一是文献材料，其中有《夏小正》、《世本》、《秦纪》、《春秋》、《国策》、《楚汉春秋》等数十种。二是交游所得。司马迁一生交游很广，彼此过从往来，也获得了许多极珍贵的史料。三是实地采访。司马迁二十岁即四处游历，行程几乎达到西汉王朝的全境，看了好些古代遗迹，听到了好些古代的轶闻，这也极大地丰富了他的历史材料宝库。在游历的过程中，司马迁还特别注意金石碑刻的记录，开创了运用金石材料的先例，如《秦始皇本纪》等。
如果仅仅是历史材料的堆积，当然也完成不了一部伟大的著作。司马迁之所以蒙受奇耻大辱却“就极刑而无愠色”，是因为具有伟大的抱负。他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衰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只有如此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才支撑着艰苦卓绝的编写工作，给中国历史学留下一部光辉不朽的著作。
《史记》的体例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
“本纪”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
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表”，所以列记事件，使之纲举而目张，以简御繁，一目了然，便于观览、检索。
“书”，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世家”是记载诸侯王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封建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列传”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
七十篇列传的最后一篇，是《太史公自序》，把自序摆在全书的最后，这是古代学者著书的惯例。
总之，司马迁写作《史记》以“本纪”叙帝王，以“世家”载诸侯，以“列传”记人物，以“书”述典章制度，以“表”排列大事，网罗古今，包括百代，打破了以年月为起迄如《春秋》的编年史、以地域划分如《国语》的国别史的局限，创立了贯穿古今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通史先例，成为正史的典范。
《史记》的评价
《史记》的诞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的为知言。就中国史学的具体发展而言，《史记》的贡献巨大。
第一，建立杰出的通史体裁。《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无论说它是古代中国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还是说它是世界古代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都毫不为过。这一点，只要将之与希罗多德的《历史》相比较，就会非常明白。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了榜样，于是仿效这种体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了。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
第二，建立了史学独立地位。我国古代，史学是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的。所以史部之书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艺文志》里，都是附在《春秋》的后面。自从司马迁修成《史记》以后，作者继起，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于是，晋朝荀勖适应新的要求，才把历代的典籍分为四部：甲部记六艺小学，乙部记诸子兵术，丙部记史记皇览，丁部记诗赋图赞。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饮水思源，这一功绩应该归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第三，建立了史传文学传统。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特别高妙。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容斋随笔·史记简妙处》）
《史记》不但是中国史传文学的集大成者，而且，它的文章对于魏晋小说、唐宋古文，甚至宋元戏曲，都有很大影响，成为中国文学重要的源头活水。
当然，司马迁修撰《史记》的最高理想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要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历史哲学体系。更深入的理解，要留待我们对《史记》的具体学习中去体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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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13 05:32
司马迁在二十岁那一年开始了漫游生活。这就是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规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乙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归后“仕为郎中”；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以后又因侍从武帝巡狩、封禅，游历了更多的地方。这些实践活动丰富了司马迁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扩大了司马迁的胸襟和眼界，更重要的是使他接触到广大人民的经济生活，体会到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这对他后来著作《史记》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东巡，封禅泰山。封建统治阶级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盛典，司马谈因病留在洛阳，未能参加，又急又气，生命危在旦夕。这时司马迁适从西南回来，他就把自己著述历史的理想和愿望遗留给司马迁，司马迁流涕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三年后，司马迁继任为太史令，他以极大的热情来对待自己的职务，“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并开始在“金匮石室”即国家藏书处阅读、整理历史资料。这样经过了四、五年的准备，在太初元年(前104)，他主持了改秦汉以来的颛顼历为夏历的工作后，就开始了继承《春秋》的著作事业，即正式写作《史记》，实践他父亲论载天下之文的遗志。这年司马迁是四十二岁。
正当司马迁专心著述的时候，巨大的灾难降临在他的头上。天汉二年(前99)李陵抗击匈奴，兵败投降，朝廷震惊。司马迁认为李陵投降出于一时无奈，必将寻找机会报答汉朝。正好武帝问他对此事的看法，他就把他的想法向武帝说了。武帝因而大怒，以为这是替李陵游说，并借以打击贰师将军李广利。司马迁就这样得了罪，并在天汉三年下“蚕室”，受“腐刑”。这是对他极大的摧残和耻辱。他想到了死，但又想到著述还没有完成，不应轻于一死。他终于从“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乙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等先圣先贤的遭遇中看到自己的出路，于是“就极刑而无愠色”，决心“隐忍苟活”以完成自己著作的宏愿。出狱后，司马迁升为中书令，名义虽比太史令为高，但只是“埽除之隶”、“闺合之臣”，与宦者无异，因而更容易唤起他被损害、被污辱的记忆，他“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但他的著作事业却从这里得到了更大的力量，并在《史记》若干篇幅中流露了对自己不幸遭遇的愤怒和不平。到了太始四年(前93)，司马迁在给他的朋友任安的信中说：“近自托于*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可见《史记》一书这时已基本完成了。从此以后，他的事迹就不可考，大概卒于武帝末年。他的一生大约与武帝相始终。
司马迁接受了儒家的思想，自觉地继承孔子的事业，把自己的著作看成是第二部《春秋》。但他并不承认儒家的独尊地位，他还同时接受了各家特别是道家的影响。他的思想中有唯物主义因素和批判精神，特别由于自身的遭遇，更增加了他的反抗性。班彪、班固父子指责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这正说明了司马迁的思想比他的许多同时代人站得更高，而为一些封建正统文人所无法理解。我们今天正是从这些封建正统文人的指责中，看到了司马迁进步思想的重要方面。
《史记》是我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我国民族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则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史记》就是通过这样五种不同的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它的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101)年间，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外，《汉书·艺文志》还著录赋八篇，今仅存《悲士不遇赋》一篇和有名的《报任安书》。《报任安书》表白了他为了完成自己的著述而决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也是一篇饱含感情的杰出散文。《悲士不遇赋》也是晚年的作品，抒发了作者受腐刑后和不甘于“没世无闻”的愤*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