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1949年的世界时代背景

发布网友发布时间：2023-07-05 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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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时间：2024-06-30 23:10

从三宝太监“下西洋”到第一次鸦片战争，除却与荷兰人、俄罗斯人短暂的不愉快的接触以及长期受到局限的贸易交往，在这将近四百年的时间里，中国处在一个相对保守、封闭的状态之下。较之西方同一时期的对外扩张和技术*以及伴随之而来的全球各地区文明、国家日益密切的联系，中国近乎被动地进入了全球化的时代。由此带来的影响广泛、深远以至于身处二十一世纪的我们仍然不得不为那个时代所产生的后果承受责任；同时，全球化的大背景也意味着，中国的近现代史不单单只是中国人的历史——即使在中国人所写的历史中外国人的地位并不高甚至只字未提，但外部文明在中国的存在与影响是不可以忽视的。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各种形式的入侵，中国不可避免地做出相应的回应，包括*改革与*、乃至经济文化；另一方面，改变本身亦遵循着中国固有的传统惯性或者规律，这是由中国人，更多是那小部分知识分子，与西方世界相契合的特点所带来的，而所谓的王朝更替的结束，只是一种表面的形式。问题大致可以从两个相互作用的方面来看，外部文明在中国的存在与影响和中国的回应。
除了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直接进行军事侵略这一众所周知的形式之外，在全球化时代这个特殊背景之下，外国发生的事件对中国产生影响成为外部文明对中国影响的一种重要形式。两次世界大战对中国的意义一方面表现在中国是参战国并且是战胜国这一特殊的参与身份上，另一方面更表现在欧洲和太平洋上的战事所影响的中国政局。第一次世界大战战时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无力顾及中国事务，由此日本趁虚而入，夺取德国在华利益并且排挤他国势力，加紧对中国*的控制，而由此引起的中国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应推动了爱国反帝浪潮，并在凡尔赛会议的强权国家背信弃义的行为激发下达到了*——整个“五四”运动并无明确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一定意义上民众的自觉行为。另一事件，俄罗斯所发生的社会主义*将马克思和他的*主义第一次真正地带进了中国并为许多知识分子所接受，而事实是，*的这场*所带给世界的震撼与影响可以和法国大*相提并论，而后者的影响范围更为广阔。
其次，外国人或外国思想直接参与到中国的事件当中。说到外国人参与到中国事务当中，这并不奇怪。数以万计的外国人在中国被打开过门后便居住在中国境内，其中的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外国殖民地、租借地以及受条约规范的沿海与内河的港口城市——细想一下，很多知名的历史事件会发生在这些受外国人控制的区域也并不奇怪。这些人中有来自外国*的外交官、行政*和各级军官，也有来自民间的虔诚的、自认善良公正的传教士以及四处牟利的商人，等等。在各种条约的保护之下，他们享有特殊的权力和地位。有些人虽在历史书中不长露面，但并不会改变其影响力。中国的总税务司由英国人长期控制，即使是*建立后的税务部，外国人依旧担任要职；“孙逸仙的顾问鲍罗廷可能起草了*的党章；苏联将军布留赫尔（加伦）可能拟定了蒋介石的北伐作战计划”。有些或许未必属实，但外国势力对中国政局的间接影响与控制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1901年的《辛丑条约》之后。中国*党的建立受到了来自苏俄和*国际的大力帮助，而后者在*早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事实上控制着这个政党；同时，1923年孙中山对*进行的改组也得到了苏联的帮助。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在某一段时间为自己寻求在中国的“代理人”。即使是有些*也常常有外国的赞助人，比如孙中山在东京组建中国同盟会也受到了来自日本*的影响。所以从某一种角度上来说，“国民*是利用了外国人，利用了他们的援助、思想和方法，去打击外国创建的事业，以作为国内*的目标”。
外部文明对中国真正产生深远影响的莫过于国内知识分子所学习的西方的制度与思想文化。制度方面，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1912年同盟会的*者模仿美国在中国建立的代议制的共和国。而在这之前，维新派就曾试图将的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引进中国，但失败了；或许因为“变法”的领导人中绝大多数未受过真正的西方教育。而即使是接受西方现代思想较多的孙中山似乎也未取得多大的成功，但民主的外壳在辛亥*之后就未曾改变，至少中国不再存在有君主。因此，有说法，美国对中国最强有力的征服在于制度的输出。再说文化方面，各种类型的思想浪潮和社会风尚一齐涌进中国，冲击着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与当事者的思维神经。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乃至社会整体的规范或说是道德标准也随之不断变化。社会达尔文主义刺激了严复、康有为等人对国家危亡的种种担忧并激励着改变；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新文化、新道德诞生了一批关心社会反抗传统的文化先驱；*教尤其是新教创造着新的世界观（在当时的影响毕竟有局限）；“武士道的前武士阶级的理想，被年轻的爱国者蒋介石从日本士官学校学到了”；*的充满对民众关怀的民粹主义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受到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早期*主义者的关注；妇女固有的社会地位也在一个又一个的*、运动中开始松动。但是新的文化所能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在当时是无法深入的，广大的未接受教育的普通民众不仅接触不到这些新思想，即使有所了解，要真正接受也非易事。一方面这些思想所流行的范围局限在那些能够接触到外部世界的人群中，另一方面宏观地讲，社会变革往往是极端滞后的。同时，纷繁复杂的思想再加上对自我传统部分甚至完全的否定造成“自我形象的趋于模糊”，影响恶劣之深不言而喻。
谈及中国人对外部文明影响的回应，一句话概括，遵循着与西方商业、文化相投合的中国传统。中国的历史由中国人来写，这本身就是中国作为民族国家传统的一部分。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外国主动的影响若要进入中国，势必是要有助于中国；而“体”和“用”无非也就是外国影响的两个方面。辛亥*建立的共和*虽为模仿美国的三权分立，依旧要回归到中国正常的发展轨道上来；*国际和苏联对中国*党的影响在*彻底掌握实权之后逐渐衰落；即使是“彻底”否定传统的新文化运动，也要通过白话文的倡导使更多的人学会中国语言，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而外国文化进入中国也必须过语言的关卡，也就意味着中国化。至于经济方面，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回应则更为积极。最初，“西方‘夷人’露骨的商业精神，在繁华的十三行夷馆背后猪巷的商店老板中，很快得到反映”。而自工业*广泛开展以来，伴随着“实业救国”的口号，民族资本开始积聚，中国化的资产阶级开始产生、发展。由此带来的是中国卷入全球的经济圈，而这也影响着整个近现代史。与其说是外国人造就了这些，不如说是这“本来就符合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