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的现状
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2-04-25 12:05
共1个回答
热心网友
时间：2024-03-06 23:17
当前，中国的农业问题已经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减少农民，似乎成了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根本办法。更有学者认为，中国的三农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如何减少中国的农民的问题。这样的学术共识不但不利于中国农业的发展，反而有可能引导中国农业走入误区。所以，我们在讨论中国农业问题时，必须正本清源。
以往我们在讨论三农问题时，往往把农业、农村和农民并列，这是不对的。在当代文明社会，农村的出现是一个事实。农村是和城市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不可能实现完全的城市化。相对城市的组织结构和发展特征，农村有自己的组织形式和发展模式。如果以城市化来改造农村，必然会犯左倾的错误。农村和城市一样，都是现代文明的载体，只不过由于它们的功能不同，所以它们应该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农村是没有办法消灭的，也不能被消灭。中国的发展模式应该是：城市和农村长期并存，城乡之间良性互动。
三农问题其根本就在于农业问题。农民只是在农业这一古老产业中就业的员工而已。如果从农业产业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许多想法是不切实际的。首先，我们不承认农业的比较劣势，试图通过发展农业来解决农民福利问题。在世界一体化的今天，中国的农业缺乏基本的竞争优势，在国外农产品的不断冲击下，中国的农业生产只会收缩，而不会扩大。这是因为，中国的农业自然资源禀赋不好，组织结构也不合理，后期积累的技术也很不够，与国外规模化生产的农业企业相比，中国的农业不可能占有优势。当前，中国的农民绝大多数还处在自然经济状态下，种田养人仍然是中国农村的常态。少部分进入市场的粮食仅仅是为了换取农民的日常生活用品。中国的农业商品化程度并不高。从这个角度来看，希望通过减少农民来发展中国的农业无疑是缘木求鱼。即使中国的农民减少了，其他资源禀赋仍然无法改变，中国的农业仍然处在劣势的地位。但是，放弃农业是绝对不可行的。即使在发达的国家，农业仍然是国家重点关照的行业。这是因为，在人类文明的进化过程中，我们还没有找到替代农产品的完全办法，农业仍然是人们免于饥饿和恐惧的最基本的行业。不论国家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都必须保证农业的生存空间。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农业不是要不要发展的问题，而是要不要稳定的问题。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的农业应该扮演者稳定的角色。只有农业稳定，中国的现代化才会有希望。稳定的农业不一定是扩张的农业，相反的，稳定的农业应当是适当收缩的农业。只有将中国的农业准确的定位，中国的农业*和农业制度设计才会具有科学性。
其次，我们必须承认，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农业成了中国最大的资源供给者。农业中的就业者不仅为工业化生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原材料，而且为城市的现代化不断地提供人才。农业的这种“出血”现象，在各国现代化发展中具有普遍性。正是因为这种农业发展中的“外部性”，决定了各国必须以分配或者再分配的方式对农业进行补贴。在农业领域，市场调节和**始终是相伴而生的。如果不承认农业的“出血”现象，不承认农业在现代化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而片面的将农业的现代化与其他的现代化等量齐观，必然会出现决策的失误。其实，农业的现代化有其自身的含义，除了耕作技术的现代化之外，资源配置和管理水平的现代化才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追求目标。在一块贫瘠的土地上，即使花费再多的代价，也难以实现财富的增值。在有些国家，工业化的车间生产已经代替了田间耕作，传统的农业已经由生产型向观赏型过渡，农业已经成为博物馆行业。
第三，我们必须承认，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城市的扩张是没有止境的。不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城市正在一步步地扩大，而农村正在一步步地缩小。这种城乡之间的此消彼长，充分反映了农业在现代化中所扮演的尴尬角色。农业并非不重要，而是因为这个行业太古老，它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化的要求，各国不得不通过各种形式将农业的发展置于一种特殊的优先地位，防止因为农业的落后而导致现代化的列车无法正常启动。坦率地说，农业在各国的经济结构中，就像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在乘车时必须优先将其推到车厢之中，否则，其他人无法及时登车。城市的扩展，是一个国家年轻和充满活力的标志。农业的发展需要城市化的滋补。在当今中国，凡是农村发展好的地方，不是因为农业有所进步，而是因为在这些地区有着许许多多的乡镇工业。正是由于工业化的发展带动了城镇化的发展，才使周围的一些农业有了稳定的市场。这种依赖于工业和城镇化发展的农业发展模式，几乎成了江南农业的普遍模式。随着工业和城镇化的不断扩大，农业会失去其基本的资源——土地。在一些地区，农业的消亡不是神话而是现实。
第四，我们必须承认，面对上述这些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的制度设计缺乏创新精神。在农业土地资源的运用上，我们坚守土地承包制，将土地资源和农民牢牢地束缚在一起，防止土地资源和农民的自由流动。事实上，农业的发展有赖于土地资源和农民的自由流动。土地承包制作为解决国家与农民、集体与农民关系的制度设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土地承包制只能是一种过渡阶段的权宜之计。土地承包制既不符合现代化大生产的要求，也*了农民自主发展的诉求。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太拘泥于已有的改革成果，而没有用创新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农业发展中所涌现出来的新的资源组合模式和农民自发的组织管理结构。
第五，在制度的供给上，我们片面地把农民“海选”的自治尝试看作是现代*民主的运作方式，而没有看到不同的制度在中国农村所产生的兼容性问题。不论是中国农村的村民委员会自治制度，还是现代企业的公司制度，在农业生产中都扮演着极其矛盾的角色。从*上来说，村民自治有利于村民当家作主。但是，由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决定了村民自治组织机构反过头来成为了掌握村民最基本生产资料的机构。在村民委员会的控制下，农民的权利不是扩大而是缩小了。村民委员会成为了压在中国农民头上的一座大山。这是一种非常怪异的现象，农民自己的组织不但不能保护农民的利益，反过头来，成为了压迫农民的机构。中国的村民自治组织已经变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学者提出土地的私有化问题，认为应该让农民真正掌握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但是，土地的私有化不但不会缓解中国农村的现实矛盾，反而会给中国未来农业的改进制造新的障碍。所以，中国的农业制度设计也需要解放思想。
笔者认为，中国农业不在于要不要发展问题，而在于要不要保留的问题。中国的农业作为缺乏比较优势的行业，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需要国家的强有力扶持。作为农业的就业者，农民应当享受国家提供的各项福利。但是，这种福利安排不在于发展农业，而在于保护农民。中国的农业除了一部分引进工业化的生产线进行改造之外，其他部分应该向观赏型农业发展。中国的农民是生活在中国农村、并且带有自然经济状态的中国公民。中国的农业和中国的农民必须严格区分开来，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是有选择地工业化。而作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不是现在意义上的农民，而是经过农业技术培训的农民。中国当代的农民其实是需要国家扶持的弱势群体，他们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农业的生力军。我们必须把农业*、农民*和农村*严格区分开来，防止制度设计中的粗线条导致中国的农民利益受到损害。
作为一个行业，中国的农业必须向两个方向过渡，一个是向工业化过渡，走集约化生产的道路，一个是向观赏性田园农业过渡，走休闲型农业的道路。作为中国的农民也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通过技术培训从事现代化的农产品生产，一种是安于现状，建立自给自足的农村自然经济。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既不想改变中国当代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又想将这种经济形态融入现代化的大市场，为农民带来更多的财富。这是一种异想天开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农民要么适应现代化的大生产，要么满足于自然经济的田园风光。以自然经济的耕作方式来适应现代化市场经济的需要，无疑是中国当代存在的最大问题。中国的农业要么进行彻底的工业化改造，要么就变成博物馆式的行业。我们当代的农业专家将农业的生产定位在传统的模式上，但却想用传统的耕作模式来实现农业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国的农业发展一定要摆脱传统思想的羁绊，建立新的农业发展观。
事实上，中国的农民已经通过塑料大棚生产等准集约化的经营模式，将农业生产引导向正确的道路，只不过我们的经济学家缺乏敏锐的观察能力，仍然沉浸在传统的思维定势中不能自拔罢了。
在中国的农业问题上，我们有太多急功近利的做法。国家增加农民收入的*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没有把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和生活在农村的其他公民区别开来，没有把农民和农业问题区别开来，那么，我们的制度设计一定会出现问题。中国的农民会因为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而减少，但是，随着中国公民整体福利的增加，生活在农村的其他公民将会增多。如果不加区别地将农民和生活在农村的其他公民一起看待，那么，不但不会解决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的问题，还会影响到真正的农民福利的改善问题。在中国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已经越来越减少，而农民需要赡养的其他公民越来越多。由于这些由农民供养的人口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才导致许多农民背井离乡外出寻找更高的回报。在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时，必须看到中国农业所面临的困境，选择正确的发展方向，同时，必须把提高农民的收入与扩大农业生产区分开来。防止表面上的系统化思维混淆了农业、农村和农民之间的区别。
简单地说，农村的存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中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农村会长期存在下去。农业作为一个古老的行业在中国不可或缺，但是，农业生产的工业化的已经成为一个趋势，除了保留观赏性的田园农业生产之外，中国的农业必定会向集约化方向发展。作为农业生产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农民面临着转型的问题，一部分农民经过培训成为工业化生产中的流水线操作工，而另一部分农民则成为观赏型农业中的园丁。中国的农业必须重新规划，传统的农业观必须改变。
论文：
“三农”问题是我国长期的历史梦魇，至今未能得到完全解决，它“绝不仅仅是道义或者公正的问题，而是一个横亘在中国现代化道路面前的现实难题。”曾被称为中国农村第三次*的农村税费改革面临着一个难以绕开的“翘翘板现象”，即基层政权运转难和农民负担反弹。在一个以农村人口为主的大国，全面实现小康必须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发展进程。开拓新的思路，正确认识和把握“三农”问题的实质，是我们进一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全面繁荣农村经济的重要前提。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采用财政社会学分析方法，通过对我国历史上长期以来“三农”问题的研究，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即我国“三农”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我国不合理的国家集权型财政*，无论是农村税费改革，还是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都要求把农村财政放到一个更坚实的制度基础上来，彻底改变我国传统财政*下农村城市不当的权力资源配置格局，建立农村城市协调发展的工商基础型公共财政*，实行民主财政。本文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提出一个简单的财政社会学分析框架，并建立四种主要的财政*模型；第二部分分析我国历史上长期以来“三农”问题的财政*根源；第三部分讨论1949年以后，尤其是1980年代以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三农”问题，第四部分是相应的*建议。
一、财政社会学分析框架及财政*模型
财政涉及广泛的责权利关系，具有极大的社会经济“联动性”。19世纪的财政学文献表明，重商主义时期的财政学具有鲜明的学科综合化特色，它包含有今天的法学、经济学、公共管理学、*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学、*学等内容。只是到了20世纪以后，随着各个学科的单方面发展，财政学才变成一门技术性的学科，并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法学、*学、经济学等既有理论的虚拟观念的基础上，忽视了财政现象与社会结构之间的有机联系。葛德雪（RudolfGoldscheid）批判了财政学的技术化倾向，提出了财政社会学思想，试图恢复重商主义时期财政学研究的跨学科性质。熊彼特则从财政的侧面抓住国家的本质、形态和命运，指出对财政历史的研究能使人们“洞悉社会存在和社会变化的规律，洞悉国家命运的推动力量，同时也能洞悉具体的条件，特别是组织形式发展和消失的方式。”可惜他们的思想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和发展，财政社会学也始终只是处于萌芽状态，没有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本文以为，财政社会学是新*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进行社会经济发展宏观分析的最佳视角，它可以通过吸收经济学、*学、社会学和法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革新对财政及财政*的理解，恢复财政学的古典色彩，从而使其理论更具解释力。下面，作者将根据自己的理解建立一个简单的财政社会学分析框架，并从中引申出四种主要的财政*模型。
“权力资源”和“生活机会”（life-chance）是本文分析的中心概念。吉登斯（AnthonyGiddens）认为，“权力是实现某种结果的能力”，其存在的前提是各种支配结构的存在。以康芒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派认为，资源配置的决定因素不是市场，而是社会制度安排中的权力结构。权力资源是权力的基础，其占有状态决定了“生活机会”的大小。国家通过控制权力资源以取得财政收入，财政是国家控制权力资源的经济体现，财政*最充分地体现了权力资源的配置格局，因此，“每个社会问题，实际上还有每个经济问题，说到底都是财政问题”。以财政利益为根基的冲突是社会冲突的基本形式，一定财政利益格局下的冲突和权力的关系总是与权力资源的分配联系在一起的，财政*构成吉登斯所说的“权力的制度性调配”（Internationalmediation）的载体，即权力存在于财政*之中，并通过财政*展现出来。因此，本文认为，财政*是*通过其收支结构和活动范围的划定对权力资源在*、经济两大领域及各领域不同活动主体，包括*与地方*、不同阶级阶层的人群之间的分配，是对不同活动主体基本地位、权利、责任和义务的规定和认可，决定了不同主体的活动空间或“生活机会”。权力资源在不同的领域的分配决定了国家合法性的基础，同时由于不同领域权力资源运作机制和活动主体的不同会导致不同的国家财政收入规模和社会经济发展绩效。一国的财政*需要在国家合法性最大化、国家财政收入最大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绩效最大化之间达成某种平衡，否则就会引起国家或社会的动荡，从而需要通过改革或*来重新趋向平衡。这构成了一个简单的财政社会学分析框架。正是由于财政*的这一内涵，使它对于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立宪”层次上的意义，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三农”问题也可以在财政社会学框架内通过对财政*的研究得到解答。
下面，我们借助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一个简化的模型来分析一定财政*下的权力资源在*和经济两大领域以及在城市和农村的配置所产生的长期社会经济发展绩效：
Y＝εAaBb
权力资源在*和经济两大领域的配置具体化为财政直接控制（包括*财政和各级地方财政）和市场配置（财政间接控制）两部分，分别用A和B表示，a和b则相应表示社会经济发展绩效对该领域权力资源的弹性参数，且a+b=1。ε表示综合绩效系数，Y表示总体社会经济发展绩效。在这个模型中，A=C1+D1，B=C2+D2。C1和D1分别表示在财政直接控制下的权力资源在农村和城市的配置；C2和D2分别表示在市场配置下的权力资源在农村和城市的配置。假定市场配置效率高于财政直接配置效率，即a
模型一：A>B，C1>C2，C1>D1，表示权力资源主要由财政直接控制，且主要配置在农村。
模型二：A>B，D1>D2，C1
模型三：AD2，表示权力资源主要由市场直接控制，且主要配置在农村。
模型四：A
模型一和模型二可总称为国家集权型财政*。因为在这两个模型中财政直接控制了大部分的的权力资源，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处于绝对支配地位，市场配置的权力资源十分有限，并且常沦为财政的附属物，在为财政的服务中取得自己的存在。在这种财政*下，国家凸显了其暴力特征，个人和组织的生活机会强烈依附于共同体，无法发展出独立的人格，也无法迸发出创新的冲动，因而整个社会缺乏发展的内在激励，具有强烈的保守性和封闭性。但由于模型一和模型二对权力资源在农村和城市的配置格局不同，因而又具有不同的特点。在模型一中，国家的财政基础以农业为主，*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本文称之为农业基础型集权财政*。在模型二中，国家的财政以国家控制的城市工商业为基础，可称为工商基础型集权财政*。
模型三和模型四可称之为公共型财政。因为在这两个模型中，市场取得对权力资源的主要配置权，财政在为市场服务中取得自身的存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市场取得对权力资源的主要配置权并不与本文在前面所主张的财政*的涵义相冲突，相反，它是财政*改革的结果，是财政对权力资源由直接控制转为间接控制的结果。正如希克斯所证明的：市场经济的演化自始至终都离不开国家的介入。在这种财政*下，国家隐匿了其暴力特征而凸显了其契约色彩。个人取得了公民地位，组织也获得了独立性，具有自主的生活机会，因而社会创新得以持续实现，哈耶克所称的自发秩序得到扩展。同样，由于权力资源在农村和城市的不同配置，模型三和模型四也具有不同的特征。在模型三中，市场的产品以农业为主，工商业为辅，本文称之为农业基础型公共财政*。在模型四中，市场产品以工商业为主，农业为辅，本文称之为工商基础型公共财政*。
如果我们进一步将农村与城市关系区分为农村剥夺城市、城市剥夺农村或农村城市协调发展三种主要类型，则可在四种财政*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出十二种具体的财政*模型。不同的国家、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采用何种财政*，受到各种外在或内在条件的约束，如财政压力、社会权力结构、自然禀赋、国家发展目标、领导人眼光、财政*形成机制等。由财政社会学分析框架和我们建立的模型可知，每一种不同的财政*，都会导致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绩效，这也正是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绩效不同的原因。同时，经由这些模型，我们也可以解释市场经济的起源并判断一国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因此，我们可以初步得到的结论是：不同的财政*会导致不同的“三农”问题，农村城市协调发展并工商基础型公共财政*能取得较好的社会经济发展绩效，并解决好现代化过程中的“三农”问题；而在国家集权型财政*，尤其是城市剥夺农村的财政*下，国家各级机关为取得充足的财政收入，必然会给农民增加各种不合理的负担，而农民也不可能在这种*下得到更多的生活机会，久之则演化为严重的“三农”问题，这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都是如此。下面通过对我国历史和当前财政*的分析，进一步揭示出财政*与“三农”问题内在联系。
二、国家集权型财政*与“三农”问题的历史梦魇
在“土地是……原始的食物仓，也是……原始的劳动资料库……土地本身是劳动资料”的情况下，土地和人口是最重要的权力资源，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井田制和授田制是我国有史记载的最早的财政*。井田制在夏、商、周三代实行，授田制在春秋战国时建立。在授田制下，国家掌握了地权，对土地加以规划和折算，并按一定的标准将土地直接分配给一家一户的个体农民耕作以征取赋税。授田制确立了个体农户为单位的农业耕作方式，造就了为数众多的个体小农，它不仅直接推动了我国古代农业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的改变，也使分散的个体农民与国家政权之间建立起了明确而直接的联系。作为取得耕作权的代价，民众被编入了户籍制度之中，被剥夺了迁移的自由，其生活机会被*在土地和特定的区域之内。这种份地分耕定产定税责任制体现着国家对土地和民众的双重控制，对我国后来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马克思所说：“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说来是全能的和无数的官僚立足的基地。它造成全国范围内各种关系和个人的划一水平……引起这一国家权力的全面的直接的干涉和它的直属机关的全面介入。”小农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其结果就是行政权支配社会，凸显国家的暴力特征。
在以农业为基础的财政*下的社会结构只有在国家还控制了其他的权力资源，如工商业从业机会等时才会在社会的各利益群体中造成层层的权威膜拜，确保国家权力的至高无上。战国时，虽有小农制的普遍基础，但尚无国家大规模掌控工商业的条件。战国时期商业的发展对农业产生的冲击，让统治者感觉到工商业对授田制和户籍制度的直接威胁，因而加大了对工商业的官营力度，但这一过程到西汉时才得以完成。汉武帝面对内忧外患，为增加国家财政控制权力资源的能力，对私营工商业采取了毁灭性的打击措施，并对盐铁酒实行官营，建立了一系列适应*集权的官营工商业机构，发展出大规模官僚制经济。这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长期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历史上由兴盛走向衰落，与官僚制经济有密切的关系”。汉武帝时期形成了我国历史上长期沿用的建立在小农制和官僚制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集权型财政*，其特征与模型一相似，即A>B，C1>C2，C1>D1。至此，先秦时期的封建社会被韦伯所说的家产官僚制社会或“俸禄的国家”代替，谢和耐所讲的*集权国家也才算成形。这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面向内部的社会”。
西汉建立的财政*被后世继承，虽然王朝更替，但国家集权型财政*的两大基础，即小农制经济和官僚制经济，始终未发生动摇或根本改变，零零星星的财政*改革只不过是在不同的条件下为维护国家存在的合法性而进行的修修补补罢了。罗荣渠指出：“社会内在发展机制的强弱，取决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有机体中的多元因素能获得多大的活动空间，这是内部孕育的渐变力量能否壮大的重要条件。”但在农业基础型国家集权财政*之下，权力资源配置呈现单极格局，农业和工商业在国家的控制下实行了整合，共同服务、服从于国家财政的需要，市场成为国家财政的附属物，即使有商品经济的繁荣，也主要是服务、服从于财政的需要，连城邑里的店铺和集市都是*行政管理下的产物。国家垄断了生活机会，社会发育和个人自由得不到相应的空间，缺乏独立性。集权官僚制的本性决定了它不容许个人主义的发展，所以在我国传统社会中充斥的是国民的依附性格和苟且偷安，社会创新难以进行。
由于农产品需求弹性有限，民智民力需要在农业之外得到展现，民众急需获得农业之外的生活机会，但国家对工商业的控制使得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无法实现，民众*局限在农业这一狭窄的范围之内，再加上国家财政开支持续增长的趋势和官僚的盘剥，农民负担日益加重，“三农”问题变得十分突出。与国家的暴力性相联，我国历史上的“三农”问题也总是通过暴力获得暂时的缓解，虽然也曾有过为减轻农民负担而试行的“两税法”、“一条鞭法”、“摊丁入亩”等，但由于基本财政*不变，农民负担问题始终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致使“三农”问题成为历朝历代不断的梦魇。北宋王安石企图改变权力资源配置格局的改革在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下失败。明太祖从宋朝灭亡的教训中看不到“三农”问题的财政根源和农业基础型国家集权财政*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反而认为是工商业的发展使然，因此改变了宋朝向民间释放权力资源，以最先进部门作为财政税收基础的努力方向，代之以最落后的经济部门，重新确定了全国小自耕农为主的生产结构和社会结构，并实行恐怖*，致力于维持这种结构，其决策不是开放的和扩张的，而是全面收敛，本已有所松动的农业基础型国家集权财政*重新得到巩固。有学者称之为“洪武型财政”，是对宋朝企图全面突破而失败之后的全面反动和倒退。明朝财政*的上述性质，必然启动和加剧社会核心部分因无法抑制的*而导致的自我毁灭和“逆现代”的趋势，并最终因严重的“三农”问题导致国家合法性产生危机，并最终在农民起义中灰挥烟灭。清朝和以民主共和为理想的中华*也因未能在财政*的转换上取得突破而无法逃脱同样的历史命运。对我国古代和近代财政*的分析，可以从更深的层面对“历史周期率”作出更合理的解释，对我们今天审视和最终解决仍然突出的“三农”问题具有极大的警示作用和启示作用。我们今天存在的“三农”问题从很大程度说是历史的延续，因此，解决问题的出路依然在于财政*的突破。
三、1949年后的财政*与“三农”问题的新形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财政、经济和工业化的压力和我国资源开
参考资料：http://www.jgny.net/n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