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评价宋仁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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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5 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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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
时间：2023-10-25 04:16
历史上的宋仁宗很符合“仁”这个字，情义太重，伤了长女，看他的一生，感觉是无边的囚禁，情义太重，不够狠辣，悲伤沉痛，最爱长女，却重伤长女，事后挽回无力，又加上朝廷文官太剽悍，应该很憋屈，不过在宋仁宗时代当官，应该很舒服。并且不用害怕一言不合掉脑袋，宋仁宗还是很仁善的，只是不太适合当储君，其实他适合当君主立宪制的君主，或者当个国家招牌也很好。
他像士大夫阶层妥协，默许了官绅一体，事实证明当官僚有了其他收入，有了其他利益，帝国的官僚系统就不能高效运行，官绅一体，士大夫田连阡陌。而且这种伤害是从此之后再难根除，国家要选人才，只能选读书人，然而官绅已经一体，再难分开，明太祖把*俸禄定的如此低，大概也对此很无奈，从此外儒里法的汉家传统消失，儒家子弟腐化殆尽。
再无六艺之儒生，再无四维之大才，不怪他们，儒家没了内法的制约，道德解释又太多样，不为家族，挺身卫国的，反而成了少数，当儒生有了家族，他们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帝国官僚，再加上后来的荫补，汉儒文明衰落已经不可避免，再之后，人的道德究竟改变不了世界，即便文成相捐躯卫国，文家却做不到，让人在家国之间选择，未免太难，官吏起寒门，使其有国无家才是帝国该做的事情，他是个好人，也是个皇帝，不过算不上很好的皇帝，另外很可能算不上一个好男人。
仁的庙号足以说明很多问题，私德非常好的，不多说了，可为什么算不上很好皇帝呢？因为你是黄帝，权力越大责任越大，从历史角度看，得有发展，走向共和和汉武大帝李鸿章和汉武帝讲的一代人有一代人要做的事，也只能做一代人的事，要有历史责任感，如高票答案讲的他没有什么雄才大略，可黄帝为什么要有雄才大略呢？仁宗其实也不是没有雄才大略，也不是脾气好得没话说。
宋仁宗年轻时也有庆历新政，结果还没搞起来就跪了，这次地主阶级改良运动脆弱的失败为何就在于黄帝不够果断神武，富弼文彦博瞎说一通有的没的，仁宗也看出来了，对比之下两宋第一人范仲淹简直亮瞎了有木有？结果瞬间萎靡，为何？王安石上来先青苗法这是地方实践过的，宁波建立祠堂的，范仲淹上来就整吏治，也就是说侵犯了我们通常吹嘘的宋代士大夫阶层的根本利益，然后呢自然会引起反对，无所不用其极，有个不要脸的孙子攻击范仲淹欧阳修结党营私，看过陈道明演的康熙大帝明白党争意味什么吧，唐朝牛李之党，明朝东林党，清朝清流党，今天大家都知道，*斗争宣传大权也很重要。
其实宋仁宗和汉文帝水平差不多，都是治国水平不够，但是不瞎折腾，还挺有私德、挺节俭。但是他们玩的治国游戏模式不同，汉文帝玩的是简单难度，那时候国家刚刚平定不久，土地兼并还不严重，社会矛盾还不尖锐，主要问题就是生产力不足呗，那就好好发展生产力不就得了，而对于一个王朝的初期发展生产力是最简单的了，不大兴土木，轻徭薄赋，劝课农桑，就基本差不多了，于是他凭着无为而治，管的特少，弄出了文景之治，成了评分优秀的皇帝。
宋仁宗玩的是普通难度，那个时候王朝已到中期，土地兼并严重，各个地方的困局开始显现，这个时候单凭轻徭薄赋劝课农桑已经不好使了，此时的国家已经特别需要改革，但是凭宋仁宗的能力无法改革，只能维持，所以只成了个评分一般的皇帝。如果说还有和他们相似的皇帝，那道光应该算一个，但是他面对的是王朝中后期困难难度的治国游戏，结果被评分在及格线以下。
我想倘若还有一个能力一般，不瞎折腾，挺有私德，比较节俭的类似以上三位的皇帝，面对的是王朝末期，地狱难度的治国游戏，他的评分又将会如何呢？很多人只知道看一个人执政的成就，然后以此来评定优劣，却不知很多时候时势造英雄，骑行于下坡，再破的自行车也能飞驰如风，只有结合具体治国的难度，才能真正评价出一个皇帝的水平，你们觉得对吗
热心网友
时间：2023-10-25 04:17
宋仁宗（1010-1063年）
作为宋代立朝后的第四位皇帝，在仁宗成长的时间里，虽有外患的压力，虽然也有些许小规模的国内叛乱，但是都不至于发生对王朝有着直接威胁的危机。因此，对于仁宗而言，这表面上的太平盛世，处于一个静默流动的状态，但是一切如苏轼说的“天下之忧患，最不可为者，即表面上为治平无事，而其实存有不测之忧”。
此时距赵匡胤陈桥兵变已经有83年，而距与辽国签订和平协议的澶渊之盟也有近四十年了。西夏战事刚落，东京歌舞升平，这又是一个恋爱的季节，又是一个开满鲜花的时代。
在他之前，开国的宋太祖，宋太宗还算雄武之君。但仁宗则如同他的父亲真宗一样，长于宫中，未经艰难。仁宗只是在一个已有稳定的框架中，又幸好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执政者。他按部就班，毫无逾矩。王安石评价他是“恭俭仁恕”，他就像是一个中学的模范生一样，宽仁心善待人，谨守成宪行事。对于大臣们劝诫或批评，他常常会显示出愿意倾听的样子，但至于能不能付诸行动，那又是另一回事了。虽然他偶尔会因这些刺耳的谏言而意气用事般地惩罚大臣，如废郭皇后时他贬逐孔范二人一样，或是如景祐年间，他二十余岁时，可能是由于少年的他纵情声色，谏官滕宗谅提醒他近来他上朝时羸形倦色时，仁宗便把他贬到信州。但是，这样的偶尔的怨怒的结果也只是止于贬官而已。相较于明代对待直言的臣僚，轻则杖打，重则杀戮来讲，几近天壤之别。也就因为这样的性格，他对于圆融处事但无所建树的吕夷简特别信任。
大臣们曾反对他不要擢升他宠爱的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为宣徽南院使，他置若罔闻，直到谏官包拯在大殿上激烈抨击此事，连唾沫也溅到仁宗脸上了，仁宗才如犯错的孩子一样感受到巨大压力而放弃这项任命。庆历前后，如果不是西夏和北方的辽国的双重压力，如果不是当朝京官们每月上奏的大量未*而是疾呼危局的奏章，仁宗，可能还会庆幸于西北战事结束，又可以做太平天子了。
当形势危急必须要做出调整时，仁宗会尝试去改变。但是，他性格中的优柔寡断，主见不明往往造成事难善终。庆历之后，仁宗还可在位约20年，从他年少即位到1063年他去世，他活了53岁，在位41年。庙号为仁宗的赵祯在性格上，对得起“仁”这个谥号。但是作为一个执政者，他偶尔的改革冲动并不能掩饰他在更长的时间内的执政上的庸碌无为。在这样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局势下，加之庆历诸子，如范仲淹，欧阳修，韩琦等人都是一时之选的社稷之臣，可供坚实辅弼的机会中，他没能把握时机，韬光养晦，革弊强国，反而是应付般的补苴罅漏，有时甚至是在掩耳盗铃，对问题视而不见。他毫无强烈更张的企图心与执着。他只有菩萨心肠，却无雷霆手段。这样的性格于一个大家庭中会是一个好的家长，但于国家大政的指引中，却往往是灾难性的。
他留给他的儿子英宗的遗产，除了几位饶有风骨却已是暮气沉沉的大臣外，就是经济发达，还算稳定的社会局面。但这个朝廷自从真宗开始的痼疾，却丝毫未有改变。而这样的问题，在真宗身后不到十年，便激起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庆历年间变法的失败，实际是仁宗的失败。如果仁宗有后来神宗的果毅和坚决，或许庆历新政可以一扭宋代的沉疴痼疾。而在此新气象基础上或许能生成更为强大的士大夫*，并改变中国的专权帝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