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旭东的制三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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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5 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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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永利碱厂生产正常，营业扩展，有了盈余之后，范旭东又满怀热情地继续发展民族化学工业。
从1930年起，他就想建设中国的硫酸产业，他向南京实业部提出报告，希望财政拨出2000万，600万办碱厂、800万办硝酸厂、600万办硫酸厂。然而，政府给出的批复公文却句句空话，无一实施，让他的指望完全落空。后来3年，他奔波于各家银行之间，竭力融资促进这个项目，终于在1933年获准成立南京厂，设计能力为年产硫酸铵5万吨。1937年2月5日，南京厂正式投产，生产出了第一批国产的硫酸铵。硫酸铵可以生产硝酸，制造炸药。当时国事已剑拔弩张，消息发布，国人为之一振。
1930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将工商、农矿两部合并为实业部时，制订了所谓十项实业计划，其中有办硫酸（即硫酸铵）厂一项，并于1931年成立中国氮气公司，负责筹备此事。消息传出，英国卜内门公司和德国蔼奇颜料工业公司表示愿与中国合办硫酸铵厂。但在商谈中，他们先说中国不必办厂；继而又提出如果“合作办厂”，在12年内中国政府不得在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四川8个省与其他公司开设新的硫酸铵厂；还坚持中国氮气公司的硫酸铵产品均由英、德两公司组织联合包销。因条件苛刻，商谈破裂。
范旭东耳闻目睹商谈经过，更增强了独办中国硫酸铵厂的决心，表示一定要把这一实业办成。他取得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国银行、中南银行和交通银行的支助，加上永利制碱公司积累的资本，于1933年11月22日呈请实业部备案，自办硫酸铵厂。同年12月8日，经当时的行政院会议批准，于1934年3月，将永利制碱公司更名为“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新办厂定名为南京铔厂（以后通称永利宁厂），设计能力为年产硫酸铵5万吨。
为了勘测厂址，范旭东亲自率队先后考察过湘潭、株洲、马鞍山、上海，最后选择了南京长江北岸江苏省六合县的卸甲甸。1934年7月，永利宁厂开始在这里平整土地，修马路，造码头，建厂房。鉴于过去建设碱厂的经验和教训，范旭东与侯德榜决定:范在国内掌管全局，侯在美国负责选择技术，订购设备，组织设计。同时选派一批技术骨干随同侯德榜去美国办理有关工程技术事宜，并到同类工厂实习。所有对外的合同都委托纽约华昌公司李国钦为代表出面签订。为了节省投资，不引进成套设备，只择优关键单机，如煤气炉、合成塔引自美国，高压机引自德国。
至于辅助设备，多是从国外拍卖市场处理品中挑选来的。凡在国内、厂内能制造的机器设备，均自己解决。这座工厂，包括硫酸、合成氨、硝酸、硫酸铵及硝酸铵等生产部门和许多辅助生产部门，经过土木建筑、设备安装，单体、联动、局部、全部试车后，于1937年2月5日投料生产，一次成功，生产出了第一批硫酸铵。像这样一个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联合企业，能在30个月的时间里顺利投产，令国人为之振奋。范旭东在《记事》的日记里写道：“列强争雄之合成氨高压工业，在中华于焉实现矣。我国先有纯碱、烧碱，这只能说有了一翼；现在又有合成氨、硫酸、硝酸，才算有了另一翼。有了两翼，我国化学工业就可以展翅腾飞了。”
1937年7月底平、津相继沦陷。在日本侵略军进入天津之前，范旭东下令永利碱厂和久大盐厂职工停产疏散，仅留永利碱厂厂长许滕八、久大盐厂厂长彭九生等少数人护厂。连云港久大大浦分厂和青岛永裕盐业公司也按范旭东通知事先撤离。南京沦陷前夕，永利宁厂投产仅9个月，也按范旭东安排停产，职工向长江上游撤退。
天津、塘沽、南京的相继沦陷，给范旭东创办的实业，给我国刚刚起步的化学工业造成了惨重的损失。但是，范旭东对发展化学工业的决心毫不动摇，又坚持在大后方重建自己的事业。“七·七事变”后不久，范旭东就派李烛尘等人在重庆市设立了久大和永利两公司的华西办事处，接待两公司陆续到川人员，并选定四川腹地的自流井和犍为县境内五通桥盐区附近的老龙坝，作为两厂在后方建厂的基地。范旭东呕心沥血，费尽周折，获得盐务局批准，在自流井创办久大川厂；获得当地盐商同意，购进他们的卤水，利用当地的天然气，用平底锅熬制精盐；利用卤水所含杂质提取副产品，其中包括硼砂，这是海卤中所没有的。
1938年，《大公报》汉口版专电报道了久大川厂建成投产的消息。久大川厂投产，不仅使久大撤到四川的职工得以就业，又解决了邻近诸省的用盐问题，甚受重视。开始，该厂所产精盐系结晶颗粒，非用麻袋包装不可，不如当地土产的块状盐巴，无需包装，可用肩挑或牲口载负，运输简便，途耗少，更优越。为了便于散装运输，久大技术人员装设了若干台水压机，将精盐颗粒压成5公斤1块的盐砖，从此久大的精盐畅销四川、贵州，而且长期运到湖南沅陵、常德一带销售，为湘鄂人民解决了因海盐中断而缺盐的困难。久大川厂自己设有机修厂和发电厂，还利用附近糖厂榨糖后余下的母液发酵和精馏，制成动力用的酒精，作为本厂汽车运输的燃料。凡此种种措施，都为久大在四川立足创造了条件。
永利川厂设在五通桥老龙坝，规划占地近千亩。为少占良田，只将仓库与发电厂建在平地；职工宿舍建在左边小山丛林中；并将大部分山地开成山洞，准备将重要车间置于庞大的山洞中，以防空袭。由于四川井盐成本远超过海盐，制碱需要采用原料利用率高的方法生产才合理。
1938年，范旭东曾委派侯德榜带队赴德国考察，准备购买察安法专利。对方提出种种辱国条件故意刁难致使谈判破裂之后，范旭东积极支持侯德榜等人自行研究新的制碱方法。经过艰苦努力，1941年研究出融合察安法和氨碱法两种方法、制碱流程与合成氨流程两种流程于一体的联产纯碱与氯化铵化肥的新工艺，并于1943年完成了半工业装置试验。
当时，为表彰侯德榜的功绩，永利公司决定将此新法命名为侯氏制碱法。此方法的成功，正如该厂致侯德榜的贺电所说：“积二十年深邃学理之研究与献身苦干之结果，设计适合华西环境之新法制碱，为世界制碱技术辟一新纪元。”联合制碱工艺的成功，使范旭东欣喜万分，同时也更加坚定了他在川西创办新碱厂的信心和决心。他曾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向国民参政会和社会各界广为宣传，争取支持，募集资金，争取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建厂计划。
1940年春，他经香港、菲律宾到美国旧金山采购工厂技术设备和深井工程器材，办理通过中缅公路线运到四川的运输事宜。他先后购买了货运卡车200辆，除运输永利川厂所需设备器材外，还承担了抗日时期部分军需物资的运输任务。范旭东在美期间，还参观了碱厂和一些化工厂、石油钻井工程及中小型煤矿。
回国后，他亲自指挥艰巨的运输工作，处理永利川厂筹建中的重大问题。为了解决永利川厂用煤问题，他根据地质资料，在厂址范围内，自办了一个半机械化的煤矿，投产后可日产煤50吨。不久，日本侵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中缅公路中断，中印公路勉强通车后，也只许用于军事物资的运输。永利川厂的部分器材由美国运到印度后，都难于运回国内。其余有的推延了交货时间，有的干脆取消合同，停止发货。在万分困难的情况下，永利川厂只好停下联合制碱新工艺的工程建设，转而利用已有的厂房的设备器材，以邻县乐山、夹江等地的芒硝为原料，改用路布兰法生产纯碱，渡过难关，直到抗战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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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永利碱厂生产正常，营业扩展，有了盈余之后，范旭东又满怀热情地继续发展民族化学工业。
从1930年起，他就想建设中国的硫酸产业，他向南京实业部提出报告，希望财政拨出2000万，600万办碱厂、800万办硝酸厂、600万办硫酸厂。然而，政府给出的批复公文却句句空话，无一实施，让他的指望完全落空。后来3年，他奔波于各家银行之间，竭力融资促进这个项目，终于在1933年获准成立南京厂，设计能力为年产硫酸铵5万吨。1937年2月5日，南京厂正式投产，生产出了第一批国产的硫酸铵。硫酸铵可以生产硝酸，制造炸药。当时国事已剑拔弩张，消息发布，国人为之一振。
1930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将工商、农矿两部合并为实业部时，制订了所谓十项实业计划，其中有办硫酸（即硫酸铵）厂一项，并于1931年成立中国氮气公司，负责筹备此事。消息传出，英国卜内门公司和德国蔼奇颜料工业公司表示愿与中国合办硫酸铵厂。但在商谈中，他们先说中国不必办厂；继而又提出如果“合作办厂”，在12年内中国政府不得在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四川8个省与其他公司开设新的硫酸铵厂；还坚持中国氮气公司的硫酸铵产品均由英、德两公司组织联合包销。因条件苛刻，商谈破裂。
范旭东耳闻目睹商谈经过，更增强了独办中国硫酸铵厂的决心，表示一定要把这一实业办成。他取得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国银行、中南银行和交通银行的支助，加上永利制碱公司积累的资本，于1933年11月22日呈请实业部备案，自办硫酸铵厂。同年12月8日，经当时的行政院会议批准，于1934年3月，将永利制碱公司更名为“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新办厂定名为南京铔厂（以后通称永利宁厂），设计能力为年产硫酸铵5万吨。
为了勘测厂址，范旭东亲自率队先后考察过湘潭、株洲、马鞍山、上海，最后选择了南京长江北岸江苏省六合县的卸甲甸。1934年7月，永利宁厂开始在这里平整土地，修马路，造码头，建厂房。鉴于过去建设碱厂的经验和教训，范旭东与侯德榜决定:范在国内掌管全局，侯在美国负责选择技术，订购设备，组织设计。同时选派一批技术骨干随同侯德榜去美国办理有关工程技术事宜，并到同类工厂实习。所有对外的合同都委托纽约华昌公司李国钦为代表出面签订。为了节省投资，不引进成套设备，只择优关键单机，如煤气炉、合成塔引自美国，高压机引自德国。
至于辅助设备，多是从国外拍卖市场处理品中挑选来的。凡在国内、厂内能制造的机器设备，均自己解决。这座工厂，包括硫酸、合成氨、硝酸、硫酸铵及硝酸铵等生产部门和许多辅助生产部门，经过土木建筑、设备安装，单体、联动、局部、全部试车后，于1937年2月5日投料生产，一次成功，生产出了第一批硫酸铵。像这样一个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联合企业，能在30个月的时间里顺利投产，令国人为之振奋。范旭东在《记事》的日记里写道：“列强争雄之合成氨高压工业，在中华于焉实现矣。我国先有纯碱、烧碱，这只能说有了一翼；现在又有合成氨、硫酸、硝酸，才算有了另一翼。有了两翼，我国化学工业就可以展翅腾飞了。”
1937年7月底平、津相继沦陷。在日本侵略军进入天津之前，范旭东下令永利碱厂和久大盐厂职工停产疏散，仅留永利碱厂厂长许滕八、久大盐厂厂长彭九生等少数人护厂。连云港久大大浦分厂和青岛永裕盐业公司也按范旭东通知事先撤离。南京沦陷前夕，永利宁厂投产仅9个月，也按范旭东安排停产，职工向长江上游撤退。
天津、塘沽、南京的相继沦陷，给范旭东创办的实业，给我国刚刚起步的化学工业造成了惨重的损失。但是，范旭东对发展化学工业的决心毫不动摇，又坚持在大后方重建自己的事业。“七·七事变”后不久，范旭东就派李烛尘等人在重庆市设立了久大和永利两公司的华西办事处，接待两公司陆续到川人员，并选定四川腹地的自流井和犍为县境内五通桥盐区附近的老龙坝，作为两厂在后方建厂的基地。范旭东呕心沥血，费尽周折，获得盐务局批准，在自流井创办久大川厂；获得当地盐商同意，购进他们的卤水，利用当地的天然气，用平底锅熬制精盐；利用卤水所含杂质提取副产品，其中包括硼砂，这是海卤中所没有的。
1938年，《大公报》汉口版专电报道了久大川厂建成投产的消息。久大川厂投产，不仅使久大撤到四川的职工得以就业，又解决了邻近诸省的用盐问题，甚受重视。开始，该厂所产精盐系结晶颗粒，非用麻袋包装不可，不如当地土产的块状盐巴，无需包装，可用肩挑或牲口载负，运输简便，途耗少，更优越。为了便于散装运输，久大技术人员装设了若干台水压机，将精盐颗粒压成5公斤1块的盐砖，从此久大的精盐畅销四川、贵州，而且长期运到湖南沅陵、常德一带销售，为湘鄂人民解决了因海盐中断而缺盐的困难。久大川厂自己设有机修厂和发电厂，还利用附近糖厂榨糖后余下的母液发酵和精馏，制成动力用的酒精，作为本厂汽车运输的燃料。凡此种种措施，都为久大在四川立足创造了条件。
永利川厂设在五通桥老龙坝，规划占地近千亩。为少占良田，只将仓库与发电厂建在平地；职工宿舍建在左边小山丛林中；并将大部分山地开成山洞，准备将重要车间置于庞大的山洞中，以防空袭。由于四川井盐成本远超过海盐，制碱需要采用原料利用率高的方法生产才合理。
1938年，范旭东曾委派侯德榜带队赴德国考察，准备购买察安法专利。对方提出种种辱国条件故意刁难致使谈判破裂之后，范旭东积极支持侯德榜等人自行研究新的制碱方法。经过艰苦努力，1941年研究出融合察安法和氨碱法两种方法、制碱流程与合成氨流程两种流程于一体的联产纯碱与氯化铵化肥的新工艺，并于1943年完成了半工业装置试验。
当时，为表彰侯德榜的功绩，永利公司决定将此新法命名为侯氏制碱法。此方法的成功，正如该厂致侯德榜的贺电所说：“积二十年深邃学理之研究与献身苦干之结果，设计适合华西环境之新法制碱，为世界制碱技术辟一新纪元。”联合制碱工艺的成功，使范旭东欣喜万分，同时也更加坚定了他在川西创办新碱厂的信心和决心。他曾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向国民参政会和社会各界广为宣传，争取支持，募集资金，争取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建厂计划。
1940年春，他经香港、菲律宾到美国旧金山采购工厂技术设备和深井工程器材，办理通过中缅公路线运到四川的运输事宜。他先后购买了货运卡车200辆，除运输永利川厂所需设备器材外，还承担了抗日时期部分军需物资的运输任务。范旭东在美期间，还参观了碱厂和一些化工厂、石油钻井工程及中小型煤矿。
回国后，他亲自指挥艰巨的运输工作，处理永利川厂筹建中的重大问题。为了解决永利川厂用煤问题，他根据地质资料，在厂址范围内，自办了一个半机械化的煤矿，投产后可日产煤50吨。不久，日本侵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中缅公路中断，中印公路勉强通车后，也只许用于军事物资的运输。永利川厂的部分器材由美国运到印度后，都难于运回国内。其余有的推延了交货时间，有的干脆取消合同，停止发货。在万分困难的情况下，永利川厂只好停下联合制碱新工艺的工程建设，转而利用已有的厂房的设备器材，以邻县乐山、夹江等地的芒硝为原料，改用路布兰法生产纯碱，渡过难关，直到抗战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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