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记中赵五娘的悲剧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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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6 1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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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09 22:20
①民间妇女性格.认为赵五娘的民间性格表现在“糟糠自厌”、“祝发买葬”等民间类型 的故事情节之中.李希凡认为“赵五娘是中世纪千百万中国妇女最深刻的典型”.这种民间妇女的性格主要是“渗透在赵五娘性格里的那种勇于承担苦难的自我牺牲精神,那种高尚的人道主义爱情,那种不受功名利禄引诱的纯洁朴实的生活理想.”
②艰苦斗争的性格.戴不凡认为“她不是被风风雨雨批得垂头丧气的牡丹,她是在严霜中迎着北风开放的菊花.”“正如夏日蓝天初升的旭日,奔腾万里的黄河,耸入云霄的泰山”,“令人油然地感到一股强大的鼓舞力量.”
③双重性格.认为一方面,赵五娘身上“体现了中国人民克己待人,勤苦自立的传统美德和坚忍不拔、忘我牺牲的精神”.另一方面,“在她身上不可避免地也留有时代的印记：奴隶式的驯服,‘一鞍一马’,‘不嫁二夫’的贞操观念.”
“艰苦斗争”说显然有拔高之嫌.“民间妇女性格”与“双重性格”这两说其实并不矛盾.因为封建社会中的中国民间妇女本身就具有两重性,即对封建压迫的反抗和对封建观念的服从.更何况赵五娘这一形象并不是作者单独塑造出来的,而是高明在“里俗”创作的基础上加工改造而成的.赵五娘这一形象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民间创作的特点,另一方面她又体现着高明的道德理想.这就决定了这一形象的两重性,赵五娘这一形象集中体现了封建社会中下层妇女的优点：吃苦耐劳、孝敬温顺、克己待人、勇于自我牺牲.同时也集中体现出下层妇女的弱点：过分的温顺屈从,而缺乏自主意识.过分的忍受而缺乏反抗意识,逆来顺受,从一而终.剧中的赵五娘在重重困苦中苦苦挣扎,确实表现出一种惊人的坚韧性格和自我牺牲精神,但她对自己的悲惨命运怨而不怒,悲而不愤.从未有过抗争之举,显出一种十足的奴性.赵五娘的形象是有典型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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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09 22:20
袁行霈
从《赵贞女》到《琵琶记》 时代的变迁与主题的变换 悲剧意蕴
代表南戏艺术最高成就的剧目是元末高明所作的《琵琶记》。
高明（1307？～1359），字则庆，号菜根道人。浙江瑞安人。自少即以博学著称，求学于理学家黄溍门下，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至正五年（1345）中进士，做过多任地方官。任职期间，颇有能声，也意欲有所作为。至正十一年（1351），从军南征方国珍起义，因与统帅论事不合，兼之目睹时政日非，在对现实生活失望的同时，感悟“功名为忧患之始”（元赵汸《东山存稿》卷二《送高则庆归永嘉序》），萌生了隐遁的念头。约在至正十六年（1356）之后，隐于浙东宁波的栎社，以词曲自娱，并创作了《琵琶记》。此外，据徐渭《南词叙录》，他还作有南戏《闵子骞单衣记》，今佚。诗文集《柔克斋集》共20卷，亦散佚，今存五十馀篇。
《琵琶记》的前身是宋代戏文《赵贞女蔡二郎》。据记载，其情节大致写蔡二郎应举，考中了状元，他贪恋功名利禄，抛弃双亲和妻子，入赘相府。其妻赵贞女在饥荒之年，独力支撑门户，赡养公婆，竭尽孝道。公婆死后，她以罗裙包土，修筑坟茔，然后身背琵琶，上京寻夫。可是蔡二郎不仅不肯相认，竟还放马踩踹，致使神天震怒。最后，蔡二郎被暴雷轰死。
宋代戏文所写的蔡二郎，亦称蔡中郎，也就是汉代著名文士蔡邕，字伯喈。戏中所写的情况，只是出于民间传说。陆游在《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一诗中说：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可见该故事流传之广。类似这种题材，在宋代说话、鼓词、诸宫调、杂剧等民间伎艺中，还有《王魁负桂英》、《陈叔文三负心》、《王宗道负心》等。这表明书生负心婚变现象在当时相当普遍，书生贪新弃旧、攀龙附凤的行为尤其受到市民阶层的关注。
书生发迹变泰后负心弃妻的现象，与宋代科举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科举制度规定，不论门第出身，只要考试中式，即可为官。这为寒士发迹提供了一条捷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便是这种情况的写照。书生初入仕途，需要寻找靠山，权门豪贵也需要拉拢新进以扩充势力。联姻便成了他们利益结合的手段。而当书生攀上高枝，抛弃糟糠之妻时，便与原来的家庭以及市民阶层报恩的观念，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导致一幕幕家庭和道德的悲剧。市民大众厌恶书生这种薄幸的行为，不惜口诛笔伐，这就是宋代民间伎艺产生大量谴责婚变作品的原因。宋代婚变故事一般都把矛头指向书生，是因为当时他们不仅有着优渥的社会地位，而且作为知书达礼的道德传承者，肩负着社会的责任。地位和行为的反差，自然使他们成为人民大众特别是市民阶层谴责的主要目标。
在元代，社会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书生的处境，从天上跌到地下。元代科举一度中断达七十馀年，终元之世，考试制度时兴时辍。这使许多士人失去进身之阶，社会地位急遽下降，以至出现“九儒十丐”的说法。与此相联系，谴责书生负心婚变的悲剧作品，逐渐失去了现实的针对性。地位低下的书生，反成了同情的对象。所以元代戏曲里的书生形象，或是平庸怯懦，或是迂阔拘谨，尽管多半缺乏光彩，但很少作为被鞭挞的对象。到元代后期，人们对地位得不到改善的书生愈加怜惜，正面歌颂书生志诚的作品渐渐成为戏曲的主流。高明的《琵琶记》，以同情宽恕的态度，刻划蔡伯喈的形象，正体现了当时的社会情态。
《琵琶记》基本上继承了《赵贞女》故事的框架。它保留了赵贞女的“有贞有烈”，但对蔡伯喈的形象作了全面的改造，让他成为“全忠全孝”的书生。为了终养年迈的父母，他本来并不热衷于功名，只是辞试不从，辞官不从，辞婚不从，这“三不从”导致一连串的不幸，落得个“可惜二亲饥寒死，博换得孩儿名利归”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