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出口退税政策的历史演变及其效果分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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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09-16 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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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12-03 01:56
伴随着以增加支出，扩大内需为主的积极财政*的推行，加上各项*因素的刺激，不仅我国从2000开始进出口贸易由原来的逆差转为顺差，而且趋势不断扩大；同时随着国家和各地方*引进外资力度的加强，我国的资本项目也是持续顺差。双顺差带来了我国在现有的汇率形成机制和外汇管制条件下外汇储备的不断增长。到2003年上半年我国的外汇储备已高达3648亿美元，庞大的外汇储备使人民币由原来的贬值预期转变为升值预期，预期的转变带来的是许多热钱都纷纷通过各种渠道涌向国内。过多的外汇涌入增大了汇率升值的风险。为了稳定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央行不得不抛售人民币购买外汇。据不完全统计我国近两年年均投放的这种基础货币达一万多亿。基础货币的过度在信贷*一定的情形下必然会带来了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与此同时贸易顺差的存在还增加了同伙伴国的贸易摩擦，造成国外对华反“倾销”的不断增加，据统计从1998年至现在我国出口贸易共遭遇反倾销300多件③。为了减轻人民币升值和国内通货膨胀的双重压力，舒缓贸易敌视，国内许多学者都主张通过扩大进口，减少出口来减少贸易顺差。
应该说《决定》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出台的。
二、《决定》的内容及其*效应
1、《决定》的内容
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2003年10月13日酝酿已久的《关于改革现行出口退税机制的决定》终于浮出了水面。这次改革本着“新账不欠，老账要还，完善机制，共同负担，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的原则对原有的出口退税机制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其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适当降低出口退税率。即区别不同产口调整退税率，对国家鼓励的出口产品不降或少降，对一般性的出口产品适当降低，对国家*出口产品和一些资源性产品多降或取消退税。实际上按照现行的出口结构，经调整后的出口退税率平均降幅达了到3～4个百分点。即由原来的15％的平均比率降到12％左右。二是加大*财政对出口退税的支持力度。即从2003年起，*用进口环节*和消费税收入增量来增加出口退税的资金来源。三是建立*和地方共同负担出口退税新机制。即从2004年起，以2003年出口退税实退指标为基数，对超过基数部分的应退税额由*和地方按75：25比例共同负担。四是推行外贸*改革，调整出口产品结构。即主要通过完善法律保障机制等，加快推进生产企业自营出口，积极引导外贸出口代理制发展，降低出口成本，进一步提升我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同时结合调整出口退税率促进出口产品结构优化，提高出口整体效益。五是累计欠退税由*财政负担，对截至2003年底累计欠企业的出口退税款和按*分享*影响地方的财政收入，全部由*财政负担，其中对欠企业的出口退税款，*财政将从2004年起采用金额贴息办法予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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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12-03 01:56
我国自从1996年经济成为实现“软着落”之后，由于紧缩性*的滞后效应，再加上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国内经济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就陷入了所谓的通货紧缩之中。经济表现为严重的内需不足,在激然的税收竞争之下，我国的出口需求也不断走低。为了尽快复苏国内经济，*采取了扩大出口，增大外需以拉动内需的战略措施，在这种*的刺激下再加上其它相关*的配合，国内经济从2002年后期开始国内经济有了转变，应该说在这段时间GDP的平稳增长，出口贸易功不可没。但尽管2003年我国经济整体出现了好转，但整个国民经济运行质量并不很高，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世界性的通货紧缩，从2003年1月起我国的贸易出口增速有所减缓，更有出现前五个月的贸易顺差新低。然而正当国内经济刚有起色，贸易出口增速趋缓的时候，*却发表了一项具有紧缩性质的出口退税*，即《关于改革现行出口退税机制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不免使人们感到疑惑，为此本文对此进行了分析。全文分析分二个部分，首先，分析了*出台的背景。演化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制度的演化具有历史和环境的依赖性，考察历史和环境才能明白制度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其次分析了《决定》实施可能产生的*效应。制度总要产生作用，不管这种作用是大还是小，也不管这种作用是好还是坏。由于宏观效应和微观效应总是交织在一起，同时宏观效应又总是微观效应的累积，所以文章的分析并没有采取宏观和微观的分析方法。而是笼统的分析了《决定》所产生的*效应。
一、一些背景
我国的出口退税*始自1985年，由于当时没有设置*，出口产品的营业税，流转税都纳入了消费税系列，所以这时的退税率不是很高，直到1994年税制改革前，我国的平均出口退税率只有11.2％。由于这时我国的出口贸易量不是很大，所以出口退税问题并不突出。1994年我国*进行了大规模以提高两个比重为目标的税制改革。在这次改革中我国按照国际贯例引入了*，并把*一般税率定为17％，其税收收入实行*地方共享，分享比例为75：25；同时为了增强我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对出口企业的出口货物在《*暂行条例》中规定实行“征多少，退多少，未征不退和彻底退税”的基本原则。即实行出口货物零税率的优惠*，这种*规定货物在出口时整体税负为零。
这表明出口货物不但出口环节不必纳税，而且还可以退还以前纳税环节已纳税款。另外对应退税款，新税制也作了明确说明，即以1993年为基数在*和地方之间按80：20分担，对以后新增的应退税款由*财政负担。由于93年的基数很小，所以地方分担的数额不是很大。按照当时的应退税额地方只承担了不到一亿的应退税款。新的出口退税*使得出口商品平均退税率一下子从11.2％跳到16.63％。退税率的大幅度增长刺激了出口企业扩大出口的积极性，同时地方*为发展本地经济也大力推行外向型战略，双重因素的作用使贸易出口大幅度提高。1994年和1995年连续两年我国的出口增长突飞猛进，增长率分别为32％和23％。出口贸易的大幅上升带来的是*退税压力的增大，在地方*分担一定的情况，*财政承担了新增部分的所有负担。在当时财政收支状况下，国家原有的预算指标所定的退税盘子远远不够，因此从1995年开始，我国第一次出现了欠退税现象。为了减轻*财政的压力，降低国内当时出现的通货膨胀势头，*对出口退税在1996年作了大幅的下调，从17％一下调到3％、6％和9％，平均退税率由16.63％一下子下降到8.29％，下调大大降低了*财政的退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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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12-03 01:57
（一）动态不一致效应
在这里我们暂且不论*本身的内容，首先仅就*对出口退税率调整行为所产生的*效应进行分析。
纵观出口退税制度演变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从1985年开始我国对出口退税*的调整大小不下十一二次。频繁不定的*变换不仅严重影响了*的权威性，而且干扰了市场运作的正常机制，导致了市场效率的损失和社会福利的下降。举棋不定的*变动不免使人们对出口退税*的一贯性以及对“征多少退多少，不征不退，彻底退税”原则产生了怀疑。由于*的动态不一致使得市场主体和下层*难以形成其稳定可靠的商业预期和决策预期，从而降低了行为主体参与市场，制定效用最大化决策的能力，从而抑制了企业和地方*发展出口贸易、的积极性，大大降低了市场经济的运行绩效。
我们知道**作为一国最高的行政主体，垄断着制度这个稀缺性公*品的供给，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一个民主法制的社会里，制度的供给应维持在一个稳定的可预期的水平之上，以使市场主体能够正确预测到其他人的行动，进而使每一个市场主体能够确立自身最优的行动规则。所以说降低市场主体*风险的程度，保持*的动态一致性不仅是市场经济的要求，而且是现代市场经济最起码的游戏规则。如果**仅凭自己对制度供给的垄断地位不断使制度朝向自己有利的方向演进，遇到无利可图或亏损时就极力推御责任，那么这样的*无疑使人觉得有点马基雅弗利笔下的“利雅坦”之嫌。同时*的动态不一致也给**事后的寻租行为带来的方便和可能。
应该说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出口退税应是企业依法享有的一种权利，因为企业是按照法律完成了自己的纳税义务，所以享受法律赋予的权利应是理所当然之事，但在我国却成了**的一种恩赐，**根据自身的需要随意改变市场的游戏规则。*的这种行为所带来的后果是社会利益性规则和风险配置机制的不对称，阻碍或延滞了我国出口贸易事业高效有序的发展。但当环境的变化也需要*适时做出调整，但调整也应遵循市场规律。不遵循市场规律的行为会给市场主体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同时也损害*的权威性。稳定的*环境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而且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吸引外资的一个重要的软件条件。
（二）分担机制效应
其次再看新的分担机制所产生的*效应。其实这次出口退税机制改革的核心就是地方*共担机制。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社会成本由谁承担并不重要，关键是分担的规则是否合理、公正和透明。由于我们的出口退税主要是*和消费税，而且退税的数额就是其在国内所承担的流转税份额。然而根据我国94年税改的规定，*是采用先分享后退税的方式。这样出口产品以前环节所承担的*其中就有25％由地方分享去了，而*财政在这块蛋糕上只分得了75％。但根据94年税改的要求，出口产品的出口退税却要求由*财政全额承担，虽然94年税改也规定地方*应承担93基数的20％，但随着出口贸易的巨大变化，这种权利义务不对等的程度在不断地加剧。与此同时由于地区差异，我国的出口贸易90％在东部省份，贸易份额的不均衡在加上单一化的贸易产品使原有的退税机制下产生了一种所谓的“隐性转移支付”的效应，越富的地区享受的份额越大。产生的后果就是进一步扩大了地区间的经济差距。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新的游戏规则符合了合理，公正的要求。然而由于《决定》中没有明确规定*地方具体的分担机制，模糊性的*措施必然会带来*实施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非合意的*效果。在这其中主要可能产生的一是虽然字面上做了调整，但由于没有明确规定还款资金的来源和还款的日期，使得*的或然性太大，造成企业同样无法合理的预期，无法形成最优的决策。就**来说。尽管新规定中指明了用新增的进口税款作为退税的资金来源，但国际局势和国内*的变动，谁也说不准以后是否会有新增进口税额以及新增数额有多大，这样企业还是无法获得一个准确的条款保证。从清欠历年的欠退税看，规定明确从2004年开始采用*财政全额贴息，但《决定》并没有明确指出历年欠退税如何退，什么时候退、贴息采取什么办法等。从*目前的实际财力和承担的职能看，目前*财政支大于收现象依然十分严重，到2003年上半年*财政累计赤字达3000亿人民币，如此巨大的赤字压力再加上*目标的多元化，**短期内有能力归还这么大的一笔欠款？同时从2001年开始的贴息*执行情况看，一方面真正能凭出口退税欠款单贷到款的只有20％，另一方面当时的贴息虽然是省财政负担，但真正拿到这份厚礼的为数也不多（李雨时 2003）。总之，就*财政来说，解决出口欠退税《决定》具有还很大的不确定性。
再看地方*。这里首先产生的问题是由于地方是个笼统的概念，而《决定》中又没有明确规定这里的地方是指省、市还是县，如果是省、市、县**共同分担这25％，那么这三者之间又如何分担，《决定》也没有作出说明。这种含混不清的文字表述造成了退税主体不明确，使得企业无法确定到底这25％要向谁去认领。其次由于*贯穿于产品生产的所有环节，而每一个出口产品又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完成，这就意味着出口企业所在区的地方*不可能收取出口产品所含的所有*，实际上，很多上游产品的*被交给了外地*，因此如果由出口企业所在地*来承担出口退税就有可能造成新的退税扭曲。由于上游产品生产环节*无法与应退税额相对应，这样在地方*利益最大化决策行为下必然导致它要么*本地企业出口外地产品，要么就*本地企业出口，要么就拖欠出口退税，而不管是哪一种结果，一方面会带来企业出口积极性的下降，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剧已有的地方保护主义，不利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尤其对中西部单一型出口企业来说，可能带来中西部出口贸易状况的恶化。进一步拉大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另外新机制还会造成贸易形式的扭曲，出现更多的“一日游”贸易（隆国强，2003）。
热心网友
时间：2024-12-03 01:57
开始是不准跟老外交易的,后来就沿海城市允许小规模的往来,再就是蔓延开了,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
后来还加入了个组织,就完全成VIP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