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解放战争时期是我党情报工作发展的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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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01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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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25 00:59
■为什么说解放战争时期是我党情报工作发展的最高峰
主持人：最近热播的电视剧《潜伏》引起了人们对战争年代我党情报工作的兴趣。我曾看到一则材料说，这一时期我党情报工作发展到了最高峰。能否详细介绍一下有关情况？
刘晶芳(*党校党史部教授、博导)：我党情报工作始于上世纪20年代，是在周恩来领导下建立的。早期情报工作对党的发展和民主*的推进做出了重大贡献。人们对这段历史了解的较多，而对解放战争时期我党的情报工作情况了解的较少。
从新中国成立前党的情报工作历史看，解放战争时期确实可以说是我党情报工作发展的最高峰。整个情报系统为揭穿蒋介石提出重庆谈判的和谈*提供了重要依据，为配合军事作战，特别是粉碎*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夺取三大战役、渡江战役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
当时，情报工作主要的领导机构为*社会部、*情报部。*社会部1939年10月成立，康生任*，孔原、潘汉年、李克农任副*。1941年7月，党*决定成立*情报部，9月**参谋部情报部门并入，*康生兼，副*叶剑英、李克农兼。*情报部和*社会部合署办公，实为一套机构，两个牌子。1946年10月，康生去陇东参加土改工作后，中情部由李克农负责。1948年5月，*进行人事调整，李克农任*社会部代理*（*康生在山东）、*情报部*，副*为谭政文、陈刚、刘少文。
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这个时期中情部和中社部加紧部署情报工作，重点加强了东北、华北、上海、南京的情报系统建设。这些系统之间没有横的联系，主要有负责上海、南京的潘汉年情报系统、吴克坚情报系统；负责上海的刘少文情报系统及王石坚北方情报系统。其中，吴克坚情报系统是1946年我党在南京、上海建立的情报组织，由吴克坚负责，助手有何以端和周竹安等。该系统在三大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等关键时刻，获得过*大量重要情报，被周恩来赞为情报“迅速、准确”。蒋介石身边的速记员沈安娜就是吴克坚情报系统的成员。
■历史上，由*特务主动转变为红色特工的情形并不少见
主持人：《潜伏》中，“军统”特务余则成主动转变立场，成为红色特工，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发生的多吗？余则成的历史原型是谁？
孙果达(南京*学院上海分院教授)：这种情况历史上并不少见。譬如，解放战争时期*军统上海区第二站站长余某就是主动成为一名红色谍报员的。他主管的站共设*、社会和经济三个小组，让我地下党员担任社会组组长，使他可以直接阅看军统对所属区、站的各种指令、通报及通知等重要文件，与《潜伏》中余则成在军统天津站的日常工作非常相似。还有率领中国代表团在芷江接受日军投降的谢某，曾在抗战中率部与日军浴血奋战，后因为不满*发动内战和特务的横行而主动成为红色谍报员，最后在1947年9月，因为我北平地下党的秘密电台被侦破、电台台长的叛变而被捕牺牲。要说原型的话，我觉得上面两人都可以算。
■“无限不重复式”密码的奥秘
主持人：情报工作中，密码是一个很重要的机密，这里面有何奥秘？
孙果达：余则成用来翻译电码的是一本书，这是一本普通的书，又是一本奇妙的密码书。这种以一*篇小说为底本的密码叫“无限不重复式”密码，即已经用过的密码决不再用，这就保证了通讯的安全性。其主要方式是通讯双方都有一部相同版本的书，事先约定以某一或某一组阿拉伯数字为书中某几页中某几行的首字，这样收听方只要确定了对方传来数字所对应的第一个文字，就可以依照来电的阿拉伯数字逐个从书本中找出相对应的文字，再拼凑起来就是电报完整的内容。要破译这样微妙的无线电通讯密码是非常困难的。抗日战争期间，日本隐藏在重庆的间谍就曾经用这种密码指挥日机对重庆的轰炸，给重庆造成了严重损失。为此，当时重庆方面还专门从美国请来了破译专家。
王锦辉(*党校党史部博士研究生)：与密码直接相关的就是电台工作，电台是情报工作的重要阵地。我党在国统区建立的电台多为秘密电台。上海和北平分别建立了地下秘密电台系统。
上海有三个秘密电台，其中之一是李白所用电台。李白是党在情报通讯战线上的卓越战士，先后三次被捕，坚贞不屈。为了不让敌人测出电台，他奇迹般地用仅有7瓦功率的电台保持着与党*的联络，传达了党*对上海局的一些指示，将*陆军的部署、序列，海军的各舰驻地，长江江防计划及*空军少尉俞渤在*党策动下驾机起义的计划等情报发送*。上海解放前夕，被蒋介石亲批“坚不吐实，处以极刑”。1958年拍摄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就是依据李白烈士的事迹而编成的。
1947年，在晋察冀*局城工部*刘仁的具体指导下，北平成立了由三个报务员组成的秘密电台，建立了北平地下电台与解放区的联系。为保护电台，三个电台轮换作业，电台的波长、呼号和密码经常变换，报务员不断变更住地。1948年10月，傅作义准备偷袭石家庄、西柏坡，电台及时将情报发送出去。平津战役开始后，地下党几乎每天都向解放区发送如敌军调动、敌军军用列车去向的情报。同时，为平津前线司令部提供了许多有关城墙、城门的资料，有效保证了平津战役的胜利。
■陕甘宁边区的一件特大要案
主持人：《潜伏》中有一个情节，由于余则成的努力而破获了潜伏在延安的“军统”特务“佛龛”。历史上确有此事吗？
孙果达：确有此事。自1939年以来，戴笠就千方百计地派特务去延安，还利用叛徒张国焘办特种训练班，专门训练派到延安去的特工人员。这些活动虽然收效不大，但还是有人混入我重要军事机关，混到我边区*主要领导人身边当秘书，甚至很深地潜伏进了我军高度保密的神经中枢*二局。这些特务小组的破获是当时陕甘宁边区的一件特大要案，共逮捕特务43名，引起了党*的高度重视。
剧中关于“佛龛”被抓后与我党地下交通站被捕的负责人秋掌柜交换一事也有历史依据。1947年10月，我情报工作发生一起多年来未曾有过的重大事件。我党当时负责情报工作的*社会部直接领导的一个规模较大、涉及华北、西北、东北地区，有五部地下秘密电台的王石坚情报系统被敌人破坏，王石坚等44名情报干部被捕，牵连被捕的达123人。过度的痛苦和焦虑使李克农像大病一场。我党长期潜伏在胡宗南身边功勋卓著的熊向晖，在回忆录《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说周恩来曾经对他表示：“要考虑选一个被我们抓到的军统头目，把王石坚换回来。”后来因为王石坚的叛变而没有实施交换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