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古文运动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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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30 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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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22 11:41
韩愈等人举起“复古”的旗帜，提倡学古文，习古道，以此宣传自己的*主张和儒家思想。这主张得到了柳宗元等人的大力支持和社会上的广泛反应，逐渐形成了群众性的斗争浪潮。
压倒了骈文，形成一次影响深远的“运动”。这一运动有其发展过程。在骈文盛行时，已有人提出改革的要求，初唐陈子昂曾主张“复古”，是文体革新的先驱者。
其后，萧颖士、李华等继起，提出取法三代两汉的主张，为韩柳古文运动做了思想准备。中唐时期虽经安史之乱，唐朝国力衷弱，但贞元以后，社会暂时安定，经济有所发展。
出现了“中兴”的希望。这样韩愈等人倡导古文运动的时机也就成熟了。他们提出“载道”、“明道”的口号，这是古文运动的基本理论。
他们重视作家的品德修养，重视写真情实感，强调要有“务去陈言”（韩愈《答李翊书》）和“词必己出”（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的独创精神。
他们一方面亲自实践，一方面又培养了许多青年作家，使古文运动的声势日渐壮大。韩愈和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他们倡导古文是为了推行古道，复兴儒学。
韩愈说，“学古道而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所以，他们的古文理论都把明道放在首位。
不过韩愈特别强调儒家的仁义和道统，而柳宗元则主张“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唐代古文运动在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的主要贡献。
就是扭转了长期统治文坛的形式主义潮流，继承了早期散文的优良传统并有所创新和发展，从而开创了散文写作的新局面，拨正了古代散文的发展方向。
扩展资料：
唐人的理论主张：
关于文学复古主张的提出，并不是唐人的创举。西魏的苏绰和隋的李谔，已有提及，但并未产生实际的影响。初唐的陈子昂提倡风雅兴寄，虽在唐代的影响很大。
却也未形成文体文风改革的普遍气息。直到韩愈、柳宗元提出“文以明道”复兴儒学，才把文学复古的思潮推向高峰。
在韩愈、柳宗元之前，萧颖士、李华倡导宗经，因宗经而自然走向文学的复古，并对宋以及魏晋以后的文学予以否定。到了独孤及则主张“先道德而后文学”，强调文章要有利于教化。
至刘冕则提出“文以明道”，极力突出文章的教化功能，对文学史上一切与教化无关的文学性一概否定。 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韩愈、柳宗元则提出了更为明确、更具有现实针对性的古文理论。
韩柳认为，首先，“文以明道”。其次，在倡导“文以明道”的同时，也充分意识到“文”的作用，为写好文章而博采众长。韩愈多次提到“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
柳宗元也说“意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这种亦重道亦重文的态度，已与之前的古文家有所不同。其三，韩柳认为“自树立，不因循”贵在创新。
韩愈认为学习古文应“师其意，不师其辞”，在文章体式上主张写古文却坚决反对模仿因袭。其四，韩愈论文非常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和文章的情感力量，认为这是写好文章的关键。
从萧颖士、李华到独孤及再到刘冕，他们都对文体文风的改革进行了探索，在当时具有积极的意义，但都一味强调教化而否定一切文学性作品的态度是偏颇的。
他们的理论主张空言明道，缺乏实践性的品格。韩愈、柳宗元的古文主张，提出文道并重，以及更加完善的古文理论。
为古文的写作提供了依据。但这种“文以明道”注重教化的文学理论使文章充满了道学气息，缺乏真情实感。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唐宋古文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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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22 11:41
唐宋古文运动的介绍:唐宋时期的文学革新运动，其内容主要是复兴儒学，其形式就是反对骈文，提倡古文。
所谓“古文”，是对骈文而言的。先秦和汉朝的散文，特点是质朴自由，以散行单句为主，不受格式拘束，有利于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自南北朝以来，文坛上盛行骈文，是始于汉朝，盛行于南北朝的文体。流于对偶、声律、典故、词藻等形式，华而不实，不适于用。西魏苏绰曾仿《尚书》作《大诰》，提倡商朝、周朝古文以改革文体，未有成效。隋文帝时下诏禁止“文表华艳”，李谔上书请革文华，都没有扭转颓风。唐朝初期文坛，骈文仍占主要地位。唐太宗为文也尚浮华。史学家刘知几曾在《史通》中提出“言必近真”、“不尚雕彩”的主张；王勃提议改革文弊，但他们自己的作品，仍用骈体；陈子昂也揭橥复古的旗帜。唐玄宗天宝年间至中唐前期，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先后提出宗经明道的主张，并用散体作文，成为古文运动的先驱。韩愈、柳宗元则进一步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古文理论，并写出了相当数量的优秀古文作品，当时有一批学生和追随者热烈响应，终于在文坛上形成了颇有声势的古文运动，把散文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韩愈和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他们倡导古文是为了推行古道，为了复兴儒学。韩愈说，“学古道韩愈而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所以，他们的古文理论都把明道放在首位，不过韩特别强调儒家的仁义和道统，柳则主张“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此外，两家的古文理论体系还包括：①主张“养气”，即提高作者的道德修养，强调“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韩愈《答李翊书》），作者的道德修养决定文章的表现形式，所以“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愈《答李翊书》）。②关于学习标准，主张“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同前），不仅重视经史，也重视屈原、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艺术成就，吸取他们的精英，丰富自己的写作（韩愈《进学解》、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③自创新意新词，不避“怪怪奇奇”（韩愈《送穷文》），反对模仿因袭，要求“惟陈言之务去”（韩愈《答李翊书》），认为“唯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所以对古圣贤人的著作，要“师其意，不师其辞”（韩愈《答刘正夫书》）。④在重视艺术形式的同时，特别反对有文采而内容荒谬的作品，认为“是犹用文锦覆陷□也。不明而出之，则颠者众矣”（柳宗元《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⑤要求写作必须有认真的态度，不敢出以轻心、怠心、昏气、矜气（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⑥反对盲目地厚古非今，认为“古人亦人耳，夫何远哉”（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对“荣古虐今者，比肩叠迹”（柳宗元《与友人论为文书》）的状况表示愤慨，指出当代好作家不少，柳宗元“若皆为之不已，则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显而易见，韩、柳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在文学上是利用复古的旗帜从事文学革新，推动文学前进。
韩、柳提倡古文，在当时是经过一番斗争的。韩愈曾说：“仆为文久，每自测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则人必大怪之也。”（《与冯宿论文书》）然而，面对时人的非难和嘲笑，韩愈毫不动摇。他“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不断壮大了古文运动的队伍。韩愈的学生有李翱、皇甫湜、李汉等人，他们又转相传授，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开展。韩、柳诸人注意汲取口语中的新鲜词汇，提炼为一种接近口语的新的书面语言，写下了许多优秀作品，扩大了书面语言的表达功能，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新的散文传统。唐末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写的一些讽刺现实的小品文，也都用古文体，可说是承袭了古文运动的余风。
[编辑本段]古文运动的发展
中唐古文运动，虽然在当时文坛上取得了胜利，但骈文并未就此匿迹，晚唐以后，它还在继续流行。五代到宋初，浮靡华丽的文风再度泛滥，前蜀的牛希济在他的《文章论》中曾提出：当时文章“忘于教化之道，以妖艳为胜”。北宋初年，王禹偁、柳开又开始提倡古文，都提出文道合一的主张，但二人孤军作战，没有形成有力的运动。宋真宗朝和宋仁宗初年，以杨亿、刘筠为代表的“西昆派”，追求声律骈丽的形式主义思潮，席卷了当时文坛。到石介诸人出来，才给延续百年之久的*文风以有力打击。石介著《怪说》，猛烈抨击“杨亿之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并在《上范思远书》中呼吁“二三同志，极力排斥之，不使害于道”，矢志“学为文，必本仁义”，宁死不作*文章。但石介的创作，成就并不大。宋朝的古文复兴，要到欧阳修倡导之后，才形成一场运动。
欧阳修凭借其*地位，大力提倡古文，带动了一支写作队伍。他的同辈苏洵，学生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苏轼门下又有黄庭坚、陈师道、张耒、秦观、晁补之等人，都是古文能手，各树旗帜，扩大影响，从而使宋代古文运动达到波澜壮阔的地步。宋代古文运动的主要特点，第一是主张明道。欧阳修说：“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苏轼说“吾所为文必与道俱”（《朱子语类》引）。这一点继承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第二是不高谈学习先秦两汉而直接取法韩愈。王禹偁说“近世为古文之主者，韩史部而已”（《答张扶书》）。他们学韩的共同点，是学韩文“文从字顺”，平易近人的作风，而不学他追求奇古奥僻的偏向。因此，宋代古文，进一步奠定了韩、柳开创的新的书面语言的基础，更有利于表达思想，也更便于为人们接受，发扬了他们开创的新的散文传统的精神。明人朱右把欧、曾、王、三苏六家与韩、柳合称为“八先生”，茅坤编选了《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古文，取得了分庭抗礼的地位。明朝的宋濂、唐顺之、王慎中、归有光等人以及清朝的桐城派、阳湖派古文之所以取得一定成就，追根溯源，无一不是受到唐宋古文运动的启发或影响。唐宋古文运动，可说是中国散文发展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北宋继唐代古文运动而起的文学革新运动，主要反对以“西昆体”为代表的浮靡文风。但这场文*动，同时对诗、文进行革新，与*斗争关系更密切，历时更久，波及更广，参加者更多，其影响也更为深远。
北宋初年，国家统一，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社会较为安定,一部分上层士大夫便醉心太平，*,*，吟风弄月，以致晚唐五代以来的浮艳文风更有发展。但宋代立国，先天不足，北有辽国,疆域未完,无复汉、唐帝国气象。同时，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兼并日剧,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暴露，*斗争日趋尖锐,一些开明的中下层士大夫文人感慨国耻，满怀国忧，要求改革*，提倡写作反映现实的诗文，推崇韩愈、白居易，便形成了对立的文风。所以北宋诗*新运动，一开始便是适应*斗争需要而起的。其发展过程大体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宋太祖立国至真宗朝，约为10世纪70年代至11世纪初,是初发阶段,先驱者有柳开、王禹偁、穆修、石介以及姚铉、孙复等。柳开首举“尊韩”的旗帜，提出重道致用、尚朴崇散、宣扬教化等主张，反对当时华靡文风。王禹偁也主张宗经复古，倡导写作“传道明心”的古文，强调韩愈文论“文从字顺”的一面。他推崇李白、杜甫、白居易反映现实的诗歌，反对晚唐以来淫放颓靡诗风，并在创作上实践了自己的主张，他的诗文具有现实内容，语言平易近人，风格清新悦目，显示了诗*新运动的最初成绩。但是，他们对文学改革的倡导，在当时影响不大，而以杨亿、刘筠和钱惟演为首的西昆派华靡文风却开始泛滥。于是继起的穆修提倡为道而学文，极力反对骈文的章句声偶。他不顾流俗的诋毁，刻印韩柳集数百部在京师出售，以提倡韩柳文自任。稍后的石介，在《怪说》中指名抨击杨亿“缀风月，弄花草”，“蠹伤圣人之道”。但他们在诗文理论方面未能提出新颖切实的见解，又重道轻文，忽视文章的语言形式。除王禹偁外，这些人的散文大都有辞涩言苦之病，创作成就都不高。
第二阶段在宋仁宗朝，从11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左右,是运动形成*的阶段,主要代表作家先后有范仲淹、李觏、尹洙、石延年、苏舜钦、梅尧臣、宋祁、欧阳修和苏氏父子、王安石、曾巩等人。先是范仲淹在仁宗天圣三年（1025）提出的改革时弊政纲中，主张改革文风。天圣七年(1029)、明道二年(1033)，朝廷两次下诏申戒浮华，提倡散文。由于朝廷表态，主张改革文风之士接踵涌现。他们频繁往来,相互唱和,一齐向文坛积弊发起了空前有力的冲击，显示出浩大声势。李觏要求文以经世，发挥“治物之器”的作用，反对拟古和“雕锼以为丽”（《上李舍人书》、《上宋舍人书》、《原文》）。尹洙摒弃骈文，致力写作简而有法、辞约理精的古文。苏舜钦高度评价了古代设官采风的重大作用，认为写作诗文的根本目的是“警时鼓众”、“补世救失”,反对以藻丽为胜，提倡“道德胜而后振”(《上孙冲谏议书》)。梅尧臣论诗强调《诗经》、《离*》传统,重视比兴,力贬浮艳堆砌恶习，要求诗叙人情、状物态,意新语工,景与意会，达到“平淡”高境。苏梅二人的诗风有豪放和淡远之别，但都注重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有力地打击了西昆体无病*的浮艳诗风。他们在诗*新运动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稍后于苏、梅的欧阳修，则是这一阶段乃至整个诗*新运动的领袖。他在运动中的杰出作用是：①有意把诗*新同范仲淹领导的*改革结合起来，使古文、诗歌和文学理论批评为现实*斗争服务，从而把运动更加引向了自觉和深入。②阐明理论，指引革新。他提出了“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又认为道可充实文,而不能代替文，主张作文须简而有法，流畅自然，反对模拟与古奥。他论诗重视美刺劝戒,触事感物,提出“诗穷而后工”的著名论点，强调诗人的生活遭遇对于创作的重要作用。他推崇杜甫，赞赏李白。他首创“诗话”这一评论诗文的新体式，其《六一诗话》发表了不少精辟的文论、诗论见解。他的诗文理论，指导了作家的创作实践,指引着革新运动。③改革科场积弊,罢黜四六时文。欧阳修在嘉佑二年(1057)权知礼部贡举，严格规定应试文章必须采用平实朴素的散文，坚决贬斥险怪奇涩和空洞浮华的文风。④大兴创作之风，努力提举后进。欧阳修积极写出了许多优秀散文作品，内容充实，形式新颖，平易自然,流畅宛转,曲畅旁通地叙事、说理、抒情，从而开辟了一条散文创作的通衢大道。他的诗歌在艺术上吸收了韩愈诗散文化的特点，却避免了韩诗的险怪和生僻。他的创作在诗*新运动中起了典范作用。欧阳修爱惜人材，把一大批新老作家团结在周围。特别是他推重王安石、曾巩和苏氏父子，作为诗*新的中坚力量，鼓励他们积极创作，保证了运动继续蓬勃发展。欧阳修采取的上述措施，作用很大，影响深广，使革新运动达到*，取得胜利。
第三阶段从宋英宗朝至哲宗朝，约11世纪50年代至11世纪末，是运动的完成阶段，主要代表作家是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以及黄庭坚、秦观等人。王安石把诗*新作为推行“新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提出文章的内容应有关“礼教治政”,“务为有补于世”,“以适用为本”（《上人书》等）。他一再痛斥“章句声病，苟尚文辞”（《取材》）的倾向，在诗歌方面独尊杜甫。曾巩、苏辙、王令等人，也各自以其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在运动的深入发展中发挥了骨干作用。而领导这次运动取得全胜的是苏轼。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文坛领袖。他提出诗文应“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凫绎先生诗集叙》),号召作家要“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但他很重视文学艺术的特征，一再指出：文学本身有如精金美玉，自有定价（见《答刘沔都曹书》等）。他又提出了“随物赋形”、“辞达”、“胸有成竹”、“传神写意”、“诗中有画”等著名论点，指导当时的创作。他的诗文词赋，都体现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苏轼也重视人才。被称为“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以及陈师道等人，都成了北宋后期杰出的作家，对北宋文学繁荣都作出了贡献。
北宋诗*新运动，继唐代古文运动之后，又一次把古代文学、特别是散文以及文论的发展推进了一大步。此后,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古文传统,一直为元明清散文家奉为正宗，而明清散文更多取法于欧阳修、曾巩、苏轼等。诗歌方面，欧阳修、王安石、苏轼也给予南宋金元诗以及明代唐宋派、*派、竟陵派，清代宋诗派以深刻的影响。但是，由于北宋诗*新运动带有“正统”观念,也有要求文学为现实*服务的意味,助长了诗的散文化和“以议论为诗”的概念化倾向，为南宋理学家的散文所师法。这就表现出这一革新运动在思想上的历史局限。
古文运动的成就
唐代古文运动在我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的主要贡献，就是扭转了长期统治文坛的形式主义潮流，继承了早期散文的优良传统并有所创新和发展，从而开创了散文写作的新局面，拨正了古代散文的发展方向。宋代及宋以后的散文，其主流就是在唐代古文运动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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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22 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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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22 11:43
唐代古文运动的经过 唐代提倡恢复写作古文, 并不始於韩愈。唐初陈子昂实肇其端, 谓「文章道弊五百年矣」, 应匡之以「汉魏风骨」。子昂同时及稍后者, 如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柳冕、元结均倡和之。萧颖士、李华提出宗经、载道及尚简作为为文的主张。韩会和柳冕先后提出了文章教化作用的问题, 要求文章以儒家的道德去教育人们。韩会认为文章必须符合「圣人之情」, 才能「助教化」。柳冕也认为「文章本於教化」。独孤及则谓文章之表现形式应推崇两汉; 梁肃教人要敦古风; 元结则主张为文, 当以「救世劝俗」。上述诸人, 语气虽有轻重之别, 但其主旨均是鄙薄六朝文学之华靡, 建立一种切於实用的散文。穷其源必趋於复古, 论其用必合於教化。唯诸人在创作上成就不大, 未可逆转风气。 至贞元、元和年间, 韩愈、柳宗元崛起, 加入从事古文写作, 由於有理论, 有创作, 故有成就, 领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附和者先后有李观、欧阳詹、刘禹锡、白居易、元稹等人。 韩愈之文学观念是反骈重散, 因此极不满意六朝以来之学风及文风, 主张思想要回到古代之儒家, 文体也回到朴实明畅之散体。又因为反对六朝文学中那种艳冶*文风, 所以主张文学为贯道之器, 也就是要有内容。因文见道, 因道见文, 二者并重, 不容分开, 可见韩愈之主张是为道而作文, 而所讷道, 是指儒家之道。 韩愈虽复古, 其散文实际是革新。在古代散文之基础上, 创造发展, 形成一种富於逻辑与规范性之文体。韩愈主张作文「言必己出」,「务去陈言」, 学习古文「师其意不师其辞」, 反对剽窃, 强调语言之创造性, 又力求「文从字顺」, 这都很有意义。 韩愈有自信, 百折不回, 时人惧怕韩愈利用师徒关系, 传授古文, 竟然「群怪笑骂, 指甩牵引」。而韩愈独不顾流俗, 犯笑骂, 收召后学, 广收门徒。又善於宣传, 唐人李肇称:「韩愈引致后进, 为求科第, 多有投书请益者, 时人谓之韩门弟子。」扩大古文写作队伍, 遂形成声势浩大之社会运动。 柳宗元是韩愈古文运动有力的支持者和宣传者, 而其创作的散文, 成绩优美, 提供后学不少典范作品。柳宗元论文之意见, 与韩愈不尽相同, 韩立论过於重道, 柳则较为重文, 然在文体之反骈文与重散文此一点上, 两人却是一致。 柳虽好佛, 虽论文也主宗经, 而其思想范围则较广阔而深厚。柳氏虽一再以「明道」为言, 然而其对於道之解释, 较韩愈所说广泛得多。他觉得一面要在古书裏求圣人之道, 同时又要求其辞。求诸辞而遗其道固然不可, 只求诸道而遗其辞, 也是不可。柳宗元之道, 一是古人所讲之道德之道, 一是古人作文之艺术之道, 谓:「参《孟》、《荀》以畅其支, 参《庄》、《老》以肆其端, 参之《离*》以致其幽, 参之太史以著其洁。」都是说作文之道。 由於韩、柳之理论宣传与努力创作, 朋友门生, 彼此呼应, 形成一个有力的散文运动。韩、柳以后, 继有皇甫湜、孙樵、刘蜕等提倡散文, 分为两派: 李翱强调「仁义之辞」对文章的决定性作用; 皇甫湜则提倡意新辞奇。同时, 晚唐士大夫消极颓废, 追求享乐, 於是形式华丽, 内容空虚的骈文重新泛滥。而已经丧失生命力的古文, 在骈文的冲击下, 便逐渐衰落下去。唐代古文运动因后继乏人, 亦告式微, 不如前盛。 唐代古文运动的影响 韩、柳之古文运动, 最直接之影响, 是在平淡朴实的散文压倒六朝以来盛行之空虚华美之骈文, 令散文恢复传统地位。古文运动的成功, 产生了一种平淡朴实的新散文, 这种文体在叙事言情上自然远胜於骈文。人们以之著书立说, 甚至写景、叙事、抒情、言志。又因韩、柳诸人倾心於古文创作, 唐代之古文成绩昭著, 直至唐末韩、柳去世之后, 骈文方再度抬头。 唐代之古文运动亦推动其仿文学体裁之发展。诗人元稹、白居易之诗歌理论直接或间接受到古文运动之影响, 所作之社会诗, 反映现实, 不作无病之*; 而唐代传奇亦因为此运动之副产品, 古文运动之功绩, 是文体之解放, 间接地促进传奇小说之发展。 韩愈强调儒学, 重视古文, 争取道统, 尝云:「非圣人之志不敢存」, 乃成为中国社会一千余年来道统文学之定论。贵古贱今之说, 尊圣宗经之论, 深入读书人之心中。经史一类之文章, 成为文学之正宗, 诗词、小说、戏曲等类的作品, 反为得不到应有的地位。 韩愈之说, 为道而学文, 为道而作文, 旨在打击六朝浮靡之文, 然而过於偏重文学之实际功用, 而忽略艺术之生命与美之价值。 然韩愈之理论, 颇有所偏, 重道尚古, 号召复古, 虽旨在於革新, 然容易给人错觉, 造成贵古贱今之观念。 总的来说, 古文运动的胜利, 使经史成为文学的五统。同时, 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以唐宋古文八大家为代表的古文传统, 有力地打击了风靡三百年的绮丽柔弱的文风, 而且直接启示了北宋的古文运动, 其对散文的影响远及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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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22 11:43
压倒了骈文，形成一次影响深远的“运动”。这一运动有其发展过程。在骈文盛行时，已有人提出改革的要求，初唐陈子昂曾主张“复古”，是文体革新的先驱者。
其后，萧颖士、李华等继起，提出取法三代两汉的主张，为韩柳古文运动做了思想准备。中唐时期虽经安史之乱，唐朝国力衷弱，但贞元以后，社会暂时安定，经济有所发展。
出现了“中兴”的希望。这样韩愈等人倡导古文运动的时机也就成熟了。他们提出“载道”、“明道”的口号，这是古文运动的基本理论。
他们重视作家的品德修养，重视写真情实感，强调要有“务去陈言”（韩愈《答李翊书》）和“词必己出”（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的独创精神。
他们一方面亲自实践，一方面又培养了许多青年作家，使古文运动的声势日渐壮大。韩愈和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他们倡导古文是为了推行古道，复兴儒学。
韩愈说，“学古道而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所以，他们的古文理论都把明道放在首位。
不过韩愈特别强调儒家的仁义和道统，而柳宗元则主张“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唐代古文运动在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的主要贡献。
就是扭转了长期统治文坛的形式主义潮流，继承了早期散文的优良传统并有所创新和发展，从而开创了散文写作的新局面，拨正了古代散文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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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的理论主张：
关于文学复古主张的提出，并不是唐人的创举。西魏的苏绰和隋的李谔，已有提及，但并未产生实际的影响。初唐的陈子昂提倡风雅兴寄，虽在唐代的影响很大。
却也未形成文体文风改革的普遍气息。直到韩愈、柳宗元提出“文以明道”复兴儒学，才把文学复古的思潮推向高峰。
在韩愈、柳宗元之前，萧颖士、李华倡导宗经，因宗经而自然走向文学的复古，并对宋以及魏晋以后的文学予以否定。到了独孤及则主张“先道德而后文学”，强调文章要有利于教化。
至刘冕则提出“文以明道”，极力突出文章的教化功能，对文学史上一切与教化无关的文学性一概否定。 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韩愈、柳宗元则提出了更为明确、更具有现实针对性的古文理论。
韩柳认为，首先，“文以明道”。其次，在倡导“文以明道”的同时，也充分意识到“文”的作用，为写好文章而博采众长。韩愈多次提到“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
柳宗元也说“意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这种亦重道亦重文的态度，已与之前的古文家有所不同。其三，韩柳认为“自树立，不因循”贵在创新。
韩愈认为学习古文应“师其意，不师其辞”，在文章体式上主张写古文却坚决反对模仿因袭。其四，韩愈论文非常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和文章的情感力量，认为这是写好文章的关键。
从萧颖士、李华到独孤及再到刘冕，他们都对文体文风的改革进行了探索，在当时具有积极的意义，但都一味强调教化而否定一切文学性作品的态度是偏颇的。
他们的理论主张空言明道，缺乏实践性的品格。韩愈、柳宗元的古文主张，提出文道并重，以及更加完善的古文理论。
为古文的写作提供了依据。但这种“文以明道”注重教化的文学理论使文章充满了道学气息，缺乏真情实感。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唐宋古文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