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集》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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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30 1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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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25 16:19
王晓华
一．对一个常见观点的反思
大约四百六十年前，法国人笛卡儿面对着他所熟悉的世界，突然被一连串新鲜的疑问所激动和折磨：这个世界从我诞生之日起就环绕、支撑、养育着我，既然我活着，那么，它就必然是真实的，否则，一个虚幻的世界如何能成全实在的我呢？可是，我真的存在吗？或者说，我存在是什么意思？是指这个呼吸着、坐在椅子上、握着笔的肉身或者另有深意？我的手、脚、躯干的确在我的目光中显现，清晰得似乎无可置疑，但我如何能确定它们不是梦中的景象？梦境时常欺骗我，使我沉浸于并不实在的苦难或幸福中，仿佛它们真的发生过，我怎样才能将梦境与真实区别开来，如何能证明人生不是一场大梦？〔1〕
这是笛卡儿在1639—1641年间进行的基本追问。它对当时欧洲的主流信仰——天主教——构成了挑战。一个天主教徒既然信仰上帝，就应该相信世界是真实的，因为世界作为上帝的作品分明有着像上帝一样的真实性。怀疑上帝的作品必然最终怀疑上帝本身。笛卡儿对此提出了双重追问：谁能向我保证上帝不是在故意作弄我，以至于本来没有天、地、万物而我偏偏有对这些东西的感觉？进而言之，上帝真的存在吗？我们相信上帝存在，可是不相信上帝的人却发现我们对上帝的论证是循环论证：
不错，我们一定要相信有一个上帝，因为《圣经》上是这样说的；同时我们一定要相信《圣经》，因为它是来自上帝，不过这个理由不能向不信教的人提出，因为他们会以为我们在这方面犯了逻辑学家称之为循环论证的错误。〔2〕
感觉不可靠，上帝可能不存在或者喜欢恶作剧，所以，“凡是我早先信以为真的见解，没有一个是我现在不能怀疑的，这决不是考虑不周或轻率的缘故，而是由于我强有力的经过深思熟虑的理由”〔3〕。一切都是可怀疑的，可靠的东西只能由自己寻找，我必须把历来相信的东西统统清除出去，从根本上重新开始。现在惟一可靠的是我在怀疑这件事，而怀疑是思，因此，我的思想是绝对可靠的。我思故我在。万物如果不向“我思”显现，“我思”倘若不统摄万有，人如何能知道它们存在与否？“我思”是万物向之显现的中心，是感受万物和统摄各种经验的主体，也是所有知识的出发点和建构者。
上面复述的是笛卡儿的基本思路。他的思路改变了人类的道路。在笛卡儿之前，诸神、上天、上帝是宇宙的绝对中心，而从笛卡儿起，人开始承担自己的世界。人们因此断定，笛卡儿用人道主义替代了神道主义，将人道推到了至高之位，要为人类中心主义的兴起负责。虽然人道主义自文艺复兴开始便已崛起，但其极端形式却始于笛卡儿，这几乎是哲学史上的定论。海德格尔就曾以权威的口吻宣称：
在新时代开始之时，有笛卡儿的命题：“我思故我在。”对事物和全体存在物的一切意识，都被归结到人的主体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是一切信念不可动摇的基础。在后来，现实物的现实性被规定为客体性，被规定为通过主体并为了主体而被理解的东西。〔4〕
汉语知笛卡儿普遍把笛卡儿*理解为从神道主义到人道主义的位移：
在笛卡儿的时代，人从*教的启示真理解放出来而要以他自己为基础，为他自己立法。〔5〕
中国学界长期将humanism译为人本主义，恰恰依据的是上述集体见解。由于笛卡儿在现代化理论谱系中的重要地位，许多人又将他当作现代化最彻底的发动者，把他视为现代性——同时是新时代的福音和原罪——的起源。
然而某些公认正确的见解未必是真理。笛卡儿通过普遍怀疑发现了“我思”的中心地位，这是事实，但承认“我思”的中心地位并不等于将人当作宇宙的绝对中心，更不意味着以人道彻底取代天道。万物都在它们所在的地方承受、回应、摄入整个世界，因而皆是中心。在处处是中心的宇宙中不存在绝对中心。人也是中心之一，只不过他能思，会想，可以说出和见证自己的中心地位。笛卡儿从自己所在的中心出发，企图审视整个世界，却发现自己直接感受到的仅仅是自己的知觉和知识。他不能由自己的知觉和知识断定世界的存在，自然也无权将自己视为宇宙的绝对中心。在笛卡儿的著作中，我们找不到人是宇宙中心的观念，倒是随时可以读到对人的有限性的述说。一个完全为人而存在的宇宙在他眼里是陌生的，将人道放置在天道之上则是他未曾有过的僭越。所以，海德格尔将笛卡儿判决为人类中心主义者，实际上是把后人的所为算在笛卡儿的账上。“当代最重要的过程是对作为图景的世界的征服”，〔6〕此言确凿，但不要忘了，在海德格尔的当代和笛卡儿的当代之间，横亘着三百年的光阴。三百年前的笛卡儿绝对不是当代意义上的人本主义者。人在他眼中仍是卑微的有限者。
二、人是有限者
怀疑中的我发现除了我在怀疑外，一切都可怀疑。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中，我不得不是出发点，因为我暂时找不到其他可靠之物。由此我体验到了类似于成为上帝的自豪感。我在我的世界中似乎占据着上帝的位置。可是我真的是上帝吗？非也。如果我是上帝，那么，我作为整个世界的作者就能确知一切，而我在怀疑这件事本身就说明我有欠缺，绝对不是类似于上帝的存在：
如果我不依存于其他一切东西，如果我自己是我的存在的作者，我就不再有希望，我就不缺少任何完满性；因为，凡是我心中有什么观念的东西，我自己都会给我，这样我就是上帝了。〔7〕
怀疑一切首先是怀疑自己的观念——我不能像上帝那样将观念变为现实，自然无权由自己的观念断定对象的存在。怀疑中的我确实是我的世界的中心，但这绝非意味着我是全知、全能、全善的，恰恰相反，我不能确定自己是否有手、脚、躯干，无权直接言说天空、大地、上帝的存在，因此，普遍怀疑确证了我的有限性：
有我，我存在这是靠得住的；可是，多长时间？我思维多长时间，就存在多长时间；因为假如我停止了思维，也许很可能我就同时停止了存在。〔8〕
我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这就是说，我是一个在怀疑，在肯定，在否定，知道的很少，不知道的很多，在爱、在恨、在愿意、在不愿意、也在想像、在感觉的东西。〔9〕
有限的我只能通过思维确定事物存在与否。在确定第二个事物存在之前，我没有任何依靠。有限的我要想确知万物的存在，扩展自己的世界，必须小心翼翼，因为易犯错误是有限者的本性。可是，我所信任的只能是思维，而思维是在内的，我无论怎样思维都是在我的内部绕圈子，怎么能确定我所思维的东西是真的呢？如果我只能依靠有限的我，那么，这个问题注定是无解的。所以，我必须改变思路，把目光从有限的自己投向无限者，看看能不能找到走出困境的方法。
三、有限者需要与无限者对话
我现在惟一能确定的就是“我思”。这是否意味着我注定走不出自身之外呢？或许大多数人会说：是。笛卡儿的回答却为：否。从“我思”出发却不完全依赖我自身，这似乎是个悖论：“我思”等于我，依靠“我思”岂不是依靠我吗？我怎么能同时依靠和不依靠自己呢？笛卡儿果真自我矛盾吗？非也。回到人但不以人为绝对中心，恰是笛卡儿的高明处。他由此而开启了富有张力的西方历史。
笛卡儿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个高度，是因为他区别开了两个问题：我现在只能依靠我自己不等于我永远只能依靠我自己，或者说，我现在依靠我自己不意味着我是我的作者。我在出生之后就必须承担自己的生存，但我的出生却是他人的事业，我能创造自己是因为我早已是他人的作品。我能思，是因为我心中有某些观念。我并不是这些观念的惟一作者。在我没有创造观念能力之前，人们就把“人”这个观念传达给我，我在说“我是人”时见证了他人的存在。如此向前追溯，有个问题便不可回避：最初的人是如何获得观念的？是由他们创造的吗？可是最初的人所能确定的仍是他们在思维这个事实，他们显然没有权力确定观念的可靠性。惟一的可能是：这些观念在人之外另有起源。这正是笛卡儿的答案：
我体会到这些观念是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因为它们经常不由自主地呈现给我，好像现在，不管我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我感觉到了热，而由于这个原因就使我相信热或这种观念是由一种不同于我的东西，即由于我旁边的火炉的热产生给我的。除了判断这个外来东西不是别的什么，而是把它的影像送出来印到我心里之外，我看不出有什么我认为更合理的。〔10〕
可是炉子的影像与炉子的观念并非一回事：炉子的观念可以在冶金学、考古学、文学的层面上生成，其中的某些显然并不来自炉子的影像，那么，这些多于外物影像的观念来自于何处呢？所有的观念无非有三种起源：（a）人；（b）外物；（c）某种比人更强大的存在。不来自人而又多于外物影像的观念无疑来源于某种比人更强大者。虽然比人强大者有完满和*之别，但这些观念的真实性说明它们只能来自于更完满的存在。比人更完满的存在有天使和上帝〔11〕，而天使无非是人和上帝的混合物，其较完满的品格并不源于自身，所以，惟有上帝方为这些观念的真正起源。可是，普遍怀疑之后，上帝的存在本身就需要证明，我怎么能确知上帝的存在呢？在证明上帝存在之前，上帝只是一个完满的观念（至高无上、永恒、无限、全能），这是确凿的，然而我是一个不完满的东西（有限而缺乏确定的尺度），如何能产生完满的观念呢？不完满的东西造就不了完满的观念，完满的观念只能源于完满者，所以，我有完满性的观念证明了完满者即上帝的存在。由此推理，笛卡儿完成了关键性的一跃，从怀疑上帝的存在升华为承认和依赖上帝的存在：
用上帝这个名称，我是指一个无限的、永恒的、常住不变的、不依赖于别的东西的、至上明智的、无所不包的以及我自己和其他一切东西（假如真有东西存在的话）由之而被创造和产生的实体说的。这些优点是这样巨大，这样卓越，以使我越认真考虑它们，就越不相信我对它们所具有的观念能够单独地来源于我。因此，从上面所说的一切中，必然得出上帝存在这个结论；因为，虽然实体的观念之在我心里就是由于我是一个实体，不过我是一个有限的东西，因而我不能有一个无限的实体的观念，假如不是一个什么真正无限的实体把这个观念放在我心里的话。〔12〕
如果上帝存在，那么，先前的疑虑就可以彻底消解了：正如上帝把完满性的观念放在我心中一样，他还把其他的基本观念（如我存在和数学上的公理）放在我心里。对这些基本观念进行演绎，我就可以获得确定的知识体系；人类知识大厦的可靠性也就无需质疑了。
我思是出发点，上帝保证我的认识的可靠性，于是，人类知识生成于有限者（人）和无限者（上帝）的对话中。人是有限者，有限者可以与无限者对话却不能成为无限者，这是笛卡儿反复强调的。他至少说出了部分真理。有限者无论如何扩张自身，都不是无限者，以有限为无限是非法的，是僭越和暴力。有限者惟一可做和应该做的，就是与无限者对话。对话既可以是奥古斯丁式的倾听与倾诉，也会呈现为质疑—追问—猜测。笛卡儿首先选择的无疑是第二种。《第一哲学沉思集》看似个体理性的独白，实为有限者和无限者的交流。无限者在笛卡儿（有限者）的质疑、追问、猜测中顽强显身，最终成为有限者说话的依据。有限者为什么有权力言说世界如何呢？因为上帝同时存在于我的外部和内部，我在说话时总在与上帝对话，分享着无限者的仁慈和力量。人道与神道在这对话中相互显现。所谓的人道主义在神道主义那里找到了依据，神道主义则在人道主义中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力量。由此而产生的文化既不是人道为中心，也不再局限于言说天道，而是立人而敬神（天）的全新文化。
四、立人而敬神：西方崛起的秘密
西方崛起于现代。笛卡儿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创始人，而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是文化的核心，所以，由笛卡儿的思路可以破译西方崛起的秘密。
笛卡儿的思路清晰地显示：西方并非崛起于以人为最高存在的人道主义。人道主义全面兴起于文艺复兴时期，然而，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瓦拉、哥白尼等大家均在立人的同时尊崇无限者，笛卡儿不过是延续了这个传统而已。与无限者完全断绝关系的人道主义，在尼采之前的西方人眼里是陌生的。人道须依神道而行，立人与敬神并不矛盾，乃西方现代精神的核心。笛卡儿先通过普遍怀疑将上帝悬搁起来，而后又证明上帝的存在，以上帝为言说的依据，恰恰将立人与敬神结合起来。所谓立人，在笛卡儿这里就是立个体，以我思为出发点就是以个体为出发点；敬神则不是服从一个发号施令的天父，而是深思、赞美、崇爱无限者（至上完满的存在体），与无限者对话，向着无限者不断自我超越；立人而敬神意味着个体既以自己为出发点，又承认自己的不完满品格，在无限者的引导下呈现为永恒向上的动姿。以人为出发点是人道主义的特征，对上帝的尊崇则是传统神道主义的戒律，笛卡儿将二者结合起来。所以，与其说笛卡儿以人道主义取代了神道主义，毋宁说他以人道主义与神道主义的对话扬弃了神道主义的独白，由此而产生的是立足于个体而又指向无限者的全新文化。在笛卡儿之后，西方文化就生长于有限者和无限者的对话所造成的巨大张力中。西方振兴的秘密就在于此。
立足于个体而又指向无限，无疑是笛卡儿主义的精髓。先怀疑一切，而后又尊崇无限者，实际上消除了个体和无限者之间的所有中介，开启个体与无限者直接对话的新时代。笛卡儿的上帝不再受制于《旧约》中的狭隘立场，也不如耶稣那样显现为具体／有限的肉身，他是而且必须是无限者。无限者的无限品格意味着它不会压抑人，压抑人的永远是有限者。任何有限者都不能代表无限者，所以，个体与无限者的对话不需要中介。任何在个体和无限者之间设置中介的行为都是非法的。我信仰的是无限者，而不是某个以无限者名义说话的存在，包括任何人。所有人都是有限的，不能成为信仰的对象。信仰有限的人只会压抑个体的个体性，将个体置于被奴役状态。在笛卡儿的时代里，以上帝之名说话的人依然存在，仍旧显示出不可抗拒的威严。1600年2月17日，笛卡儿四岁时，布鲁诺被罗马天主教教会烧死，三十三年后伽利略受到宗教裁判所的严厉处分。笛卡儿在发表《第一哲学沉思集》时，首先写下了《致神圣的巴黎神学院院长和圣师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申辩。这是1641年，距马丁·路德进行宗教改革已有一世纪之遥。以上帝之名说话，就是将自己当作人和上帝的中介。上帝不显身而中介在人间掌握着真实的权力，因此，对于无限者的信仰会异化为对于有限者的服从。任何中介都是有限者。我服从有限者，等于我的生命高度已经预先被决定了。有限者的有限性注定了他们是褊狭的，将褊狭之见上升为所有人必须服从的绝对命令，必然造就集体性的癫狂和侏儒症。中世纪的*教把教会推举为不可怀疑的权威，以上帝之名对人进行裁判，甚至发放荒唐之至的赎罪券，其结果就是长达千年的漫漫长夜。许多人在回顾中世纪的黑暗时，将之归结为对上帝的信仰：
上帝是一个信仰：这信仰使直者曲，立者倒。〔13〕
也有学者认为克服类似灾难的惟一方法是以人本主义替代神本主义，因为宗教的秘密就是被曲解了的人的秘密：
人认为上帝的，其实就是他自己的精神、灵魂，而人的精神、灵魂、心，其实就是他的上帝；上帝是人之公开的内心，是人之坦白的自我；宗教是人的隐秘的宝藏的庄严揭幕，是人最内在的思想的自由，是对自己的爱情秘密的公开供认。〔14〕
这两个意见都是可疑的：其一，上帝是无限者，对无限者的信仰不会压抑人——一个无限高的存在怎么会压抑我呢？其二，人是有限者而上帝是无限者，以人为自己的上帝既混淆了有限和无限，又会将人置于与真正的无限者失去联系的状态，其危险莫大焉。正确的做法是让信仰回到本真状态——个体与无限者的直接对话。所谓“人心里有信，就可以称信”，言说的就是个体与上帝的直接联系。笛卡儿通过普遍怀疑否定了有关上帝的旧说，实际上解构了个体和上帝之间的中介。我思故我在，只有通过思，才能确定我和上帝的真实关系。上帝在我的思中显现，我与上帝的关系具有私人性和隐秘性，在其间不需要任何中介。上帝是至上的完满体，是有限的我不可穷尽的，我可以向着上帝不断上升。上帝的无限性意味着对上帝本身的信仰绝不会使“直者曲，立者倒”。无论我上升到什么高度，上帝都在我之上存在，因此，人不能将人道放在最高处，而必须在站立、伸展、上升的同时敬畏无限者（上帝、天、宇宙）。所以，立人而敬神，敬神而去中介，乃笛卡儿*——实际上是西方现代化——的关键。如果笛卡儿明快地否定了上帝，那么，他就不具有后人所批评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但其意义就会大打折扣。笛卡儿的意义恰恰在于：他以个体之人为出发点而又设定了人必须向之自我超越的无限者，因而为人道设定了高于自身的目标——向着无限者上升。在有限者与无限者的对话中，人不能任意妄为，因为在人的尺度上还有上帝的尺度。他不能将一切都视为人类学，更无权将世界当作被征服的图景和资源。对世界的无*征服是与“上帝之死”互为因果的。没有无限者的引导，人就会将自身当作绝对的尺度，从自己的立场出发为所有存在树立标准和构造指令。然而人是有限者，以有限者为绝对必造成悲剧。自从尼采宣告上帝之死后，地球上的生态危机和精神危机日益加剧，这绝非偶然。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人海德格尔在去世前断言：“只有一个上帝能够拯救我们。”倘若笛卡儿在世，他肯定会理解这句话的意义。
注释
〔1〕〔2〕〔3〕〔7〕〔8〕〔9〕〔10〕〔12〕（法）笛卡儿：《第一哲学沉思集》，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6、2、19、49、26、33、38、46页。
〔4〕宋祖良：《拯救地球和人类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页。
〔5〕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45页。
〔6〕《马丁·海德格尔与文学问题》（英文版），印地安纳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7页。
〔11〕笛卡儿的存在系列是：无生命的东西、动物、人、天使／妖怪、上帝。
〔13〕（德）尼采：《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90页。
〔14〕（德）费尔巴哈：《*教的本质》，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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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25 16:19
建议你先看看笛卡尔早先的思想自传<谈谈方法>(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和弗雷德里斯:<勒内·笛卡尔先生在他的时代>（管震湖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一些相关的哲学史介绍也有用。
呵呵，最好不要指望电子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