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钟的铸造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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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30 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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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11 12:49
集冶金、铸造、声学、力学之大成的产物
永乐大钟不仅钟体庞大，而且集前述若干优点于一身，它的铸造成功不仅仅取决于永乐帝的主观愿望，更主要的是取决于相应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而这种经济实力的积累和科技水平的提高，与明初所实行的一系列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及措施密切相关。
*方面
废除了元代的民族压迫制度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奴隶制残余。众所周知，在元朝，蒙古统治者为了维护其最高统治地位，把国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原南宋治下的居民）四等，并在*、法律、人才任用和科举考试等方面做出一系列优待蒙古、色目而歧视、欺压汉人和南人的规定。这一制度虽然在元末农民大起义中被摧毁了，但与此相联系的奴隶制残余还存在，还有相当数量的被掠卖为“驱口”或“奴婢”的汉人和南人尚未获得解放。
这种状况残留到明初，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严重的束缚。奴隶地位低下，身受非人的奴役自不待言，在新兴的封建统治者看来，更重要的是他们被世家大族所隐没，使*得不到足够的劳动人手和税收来源。因此，朱元璋于洪武五年（1372）五月下令解放奴隶，诏书中说：“曩者兵乱，人民流散，因而为人奴隶者，即日放还，复为民。”为了保证这一诏令的落实，在《大明律》中规定：“庶民之家，存养奴婢者，杖一百，即放为良。”同年，“福建两广等处有豪户阉割人驱使者，以阉割抵罪，没官为奴。”可见，朱元璋在民间废除奴隶制的决心之大和措施之严厉。这样一来，除了朝廷和明朝新贵尚保留着一定蓄奴权之外，民间的奴隶制残余基本得到遏止。
由于明初废除了元代的民族压迫*和遗留下的奴隶制残余，使广大汉人和南人，特别是在战乱中沦为奴隶的各族人民得以解放，从而为明初农业和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农业方面
所实行的*和措施主要有：奖励垦荒，实行移民和屯田，满足了无地和少地农民的土地要求；治理水患，兴修陂塘、堰闸、河渠、堤防等水利工程；奖励农民种植棉、麻、桑树等经济作物；减轻田赋、徭役，实行使人民休养生息的*等。这些*极大地推动了明初农业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据《明史·食货志》记载，至永乐中期，每年“天下本色税粮三千余万石”，持续保持在洪武时期的较高水平上，朝廷和地方的粮食储备都十分充足，“计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应该说，自洪武初至永乐中期农业经济的充分发展和丰富的粮食储备，为永乐帝迁都北京和营建紫禁城、修建天坛、铸造永乐大钟等耗资巨大的工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工商业方面
明太祖和成祖突破了“重农抑商”或“崇本抑末”的传统思想。太祖时鼓励“农尽力畎亩，士笃于仁义，商贾以通有无，工技专于艺业”，并于洪武十九年（1386）“榜谕天下”，“令四民，务在各守本业。”明成祖当上皇帝后也一直是奉行这种思想，如永乐七年（1409）他曾对北京耆老说：“农力于稼穑，毋后赋税；工专于技艺，毋作淫巧；商勤于生理，毋为游荡。*相睦，邻里相?NB456?……相安相乐，有无穷之福。”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明初采取了如下一些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措施：改变了元朝手工业奴隶的身份，使世袭的手工业者除了定期轮流应役外，大部分时间可以自己制造手工业品到市场上去出售；减轻工商业税收，规定“三十而税一”；鼓励国内贸易，有限度地开展对外贸易，各国可持*所颁凭证通商；开展疏通运河等有利于商贸的基础设施建设等等。这些*和措施有效地调动了工商业者的生产积极性，刺激了他们聪明才智的发挥，使明初50年间，手工业、交通运输和商业贸易都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手工业中的矿山开采、金属冶炼、铸造工艺等行业都有很大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和技术，不少技术创新在当时居于世界领先水平，这些为永乐大钟的成功铸造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技术准备。
宋应星(1587～1667?）的《天工开物》对明代和明代以前的农业和各种手工业技术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其中的《五金》篇总结了金、银、铜、铁、锡、铅、锌等金属矿物的开采、选矿、洗矿、冶炼和分离等技术，并附有珍贵的生产设备图。这里所述的以生铁水“渗淋熟铁之中，两相投合”的炼钢法，锌的冶炼工艺，铜与锌按不同比例炼出不同性能的黄铜合金等，既比明以前同类工艺有重要的突破，也是世界冶金史上的首创；《冶铸》篇总结了中国传统的铸造技术，着重叙述了铜钟、铜鼎、铜钱和铁锅的铸造技术及设备，总结出失蜡、实模和无模三种基本铸造方法，这些方法在当时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上述两篇著作中还附有20个拉杆活塞式风箱图，未作文字说明，可能是当时在冶、铸生产中使用这种风箱已经司空见惯，无须再费笔墨的缘故，这种风箱被世界科学界看作是近代冶炼鼓风设备的先驱。
综上所述，明成祖作为在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传统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大有作为的守成帝王，他自然以“修、齐、治、平”为行为准则，以维护和扩大明朝统一为己任。因此，他在迁都北京之际，下令铸造永乐大钟是为了利用佛教来宣传他在《大明神咒回向》中所提出的以“敬愿大明永一统”为最终目标的系统而完整的施政纲领，既非单纯地宣扬佛法，也不仅仅是为炫耀功绩和迁都纪念，更与“忏悔”之说无涉。
从客观条件上看，一方面，他能尊重当时的佛教发展状况而因势利导，从而想出了铸造永乐大钟而融政、教于一体，维护明朝“大一统”的独到办法；另一方面，他实施了一系列促进农业和工商业发展的*，造就了永乐中期的富庶景象，把当时的科技水平推向了世界领先的高度，从而才实现了他铸造永乐大钟的设想，永乐大钟也因此得以成为集当时世界冶金、铸造、声学、力学乃至佛教艺术之大成的历史文化瑰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