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3-11-15 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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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 时间:2024-03-26 15:11
公元1021年,周敦颐时年4岁,重阳节时,父亲周辅成和几位好友饮酒聊天,看着远处怡人的风景,心情十分畅快。村前五个土墩子引起了周辅成和他朋友的兴趣。大家商量着要为这五个土墩子想出别致的名字,大家抓耳挠腮没有头绪。此时,正在一旁玩耍的周敦颐沉思了一会,脱口而出说,东边的土墩叫木星,南边的土墩叫火星,西边的土墩叫水星,北边的土墩叫金星,中间的土墩叫木星。如果一起叫的话就起名为“五星堆”,周辅成夫人朋友们认为周敦颐说的很有道理,便采用了“五星堆”这个名称。后来,“五星堆”也成为当地著名的一个景观。
周敦颐年少的时候,常常到月岩内读书悟道。月岩距离周敦颐家大约有七公里左右,月岩洞东西两个方向各有一座门。进入洞穴后,如果站立的位置不同,那么视觉也不相同,看到的景物更不相同。如果从东门进入月岩洞,从洞口看月亮只能看见下弦月,再往前走,月亮由缺变圆。行走到月岩洞中间时,月亮便成为望月,随后又开始了由圆变缺的变化进程。周敦颐14岁时,经常在月岩洞中读书,通过观察月岩内月亮的变化形状,他领悟到了“太极阴阳”的思想。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周敦颐开创了理学,而他年少时在月岩洞中对太极的领悟,为他后来理学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周敦颐是北宋著名的理学家,生于公元1017年,卒于公元1073年。周敦颐号濂溪,世人将他称为“濂溪先生”。周敦颐为了给学者讲述理学知识,便在莲花峰下开设了濂溪书院,于是便有了濂溪这一名号。周敦颐在濂溪书院期间,为学生们积极地传播理学知识,推动了后世理学的发展进程。周敦颐从小就喜欢研究学问,并具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求学精神。周敦颐八岁时候,父亲去世。随后,周敦颐的母亲带着周敦颐到衡阳投靠舅父。周敦颐聪明好学,深得舅父喜爱,因周敦颐喜欢白色莲花,舅父郑向就在门前凤凰山下亭中为周敦颐种植了白莲。周敦颐每天来此亭中学习参悟,夏天一到,白莲盛开的十分繁密,清幽的香味沁人心脾。周敦颐经常醉心于白莲,而后写出著名文章《爱莲说》,他在文中大赞白莲的高洁和高贵,毫不掩饰自己对白莲的喜爱之情。后来,郑家老房子被改名为“濂溪周氏宗祠”以此来纪念周敦颐在此求学悟道的故事。
古代文人的名号,往往根据居住的地方而来,比如秦观号淮海居士,陶渊明号五柳先生。周敦颐因开设了濂溪学院,便有了濂溪先生这一称呼。周敦颐还曾修建九江烟水亭,改名为“烟水亭”。后人为了纪念周敦颐,有以“濂溪”来命名九江的地标建筑,比如濂溪路。
周敦颐是位学识渊博的理学家和文学家,他不但开创了宋明理学,在诗词文学领域上也有不俗的建树。根据资料显示,周敦颐一生共有34篇诗词。周敦颐游历四方时,将所见所闻所感写成了诗篇。代表作品有《题春晚》、《江上别石郎中》、《牧童》等。《题春晚》是周敦颐的一首七言绝句,抒发了诗人对生活的热爱之情。《题春晚》全诗内容为:“花落柴门掩夕晖,昏鸦数点傍林飞。吟余小立阑干外,遥见樵渔一路归。”题目中,“春晚”两字代表暮春晚景,这首诗歌写于公元1071年,诗人在一个暮春傍晚,看着乡间一片宁静祥和的景色,诗人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诗歌。
诗人在第一句交代了时间和地点,即夕阳西下的乡间。落日余晖洒向大地仿佛给万物镀上了一层金色,柴门遮掩着,挡住了西沉的阳光。远处的林子沙沙作响,原来是乌鸦归家了,苍茫的夜色中,只能远远看见几只鸟在林中飞来飞去。诗人此时站在栏杆处,遥望乡间小路的尽头,发现一位樵夫正担着木柴回家。可以想象诗人描绘的这幅乡间生活画面充满了意境美和静谧美。诗人通过描写柴门落花、乌鸦归家、诗人远观与樵夫归家四幅画面,展现了乡间生活的安逸与舒适。周敦颐采用了由近到远、以动衬静的艺术手法,表现出诗人喜爱恬淡的乡间生活,抒发了诗人热爱大自然之情。
周敦颐是宋明理学的开创者,周敦颐在学习前人思想了著作上,提出了很多新问题。他著有《通书》和《爱莲说》等作品,其中将自己的见解融于其中,进一步推动了儒学的发展。《通书》一文中,“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也。物则不通,神妙万物。”这些便是周敦颐名言之一。这些体现了周敦颐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后来,这句话深受哲学学者的推崇,周敦颐并没有将运动和静止完全地割裂,他认为静止和运动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以参照物来说,或许肉眼看见世间万物是静止的状态,事实上,它是运动和变化的,它遵循着自己的规律而来,日复一日地变化着。
除此之外,“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这句话出自于周敦颐所作《爱莲说》一文,周敦颐描述了自己喜欢白莲的理由,则是出淤泥而不染。即使白莲生长在池塘的淤泥之中,但是它的花朵美丽洁白。盛夏时节,发出清幽的香味,让人心情愉悦。周敦颐以“莲花”自喻,表达出自己高洁、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的精神。千百年来,这句话深受后人的推崇,文人墨客纷纷以此为座右铭,表达出自己高尚的人格节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