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的文选研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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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10-23 2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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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11-20 17:33
隋﹑唐以来﹐学者文人对《文选》从各种角度作了研究﹐据不完全统计﹐今天还可以见到的专著即有90种左右﹐其他散见的有关考据﹑训诂﹑评论更难数计。研治《文选》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以致从唐初开始就有了“文选学”这一名称。
最早的《文选》研究者是隋代的萧该。稍后﹐在隋﹑唐之间有曹宪﹐“文选学”的名称就见于《旧唐书---曹宪传》。这两位学者的著作都题为《文选音义》﹐也都已亡佚。现存最早的﹑影响最大的著作是高宗时代李善的《文选注》。李善是一位渊博的学者﹐号称“书簏”。他注释《文选》﹐用力至勤﹐引书近1700种﹐前后数易其稿。高宗显庆三年（658）﹐书成进呈。他的注释偏重于说明语源和典故﹐体例谨严﹐引证赅博﹐但对文义的疏通则比较忽略。凡作品有旧注而又可取者﹐即取旧注入书﹐例如《二京赋》取薛综注﹐屈原的作品用王逸注等等。他自己对旧注的补正﹐则加“善曰”以志区别。李善注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代表了当时的研究水平﹐而且在于他所引用的大量古籍已经亡佚﹐后世学者往往以它作为考证﹑辑佚的渊薮。《新唐书?艺文志》尚载有他的另一部著作《文选辨惑》10卷﹐已佚。
至今流传的另一种唐人注本是玄宗时代的《五臣注文选》。所谓五臣﹐即由工部侍郎吕延祚所组织的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 5人。据吕延祚在开元六年（718）的进书表中说﹐李善的注释只知引用过去的载籍﹐而没有把作品的旨趣注释清楚﹐因此在他的组织主持下﹐由吕延济等重新作注。吕延祚虽高自标榜﹐而五臣的学力不逮李善﹐书中荒陋错误之处极多﹐以致受到了后代许多研究者的指责。《四库全书总目》在概括叙述了前人的批评以后指出：“然其疏通文义﹐亦间有可采。唐人著述﹐传世已稀﹐固不必竟废之也。”可以认为是比较公允的见解。五臣注本较李善注本多出古乐府1首。李善注和五臣注问世以后﹐宋代就有人把两者合并刊刻﹐称“六臣注”﹐李善注的原帙反逐渐湮没不彰。其后又有人从六臣注中辑出李善注单独刊行﹐今天所见的李善注本多属这种情况。此外尚有唐写本《文选集注》残卷23卷﹐撰人姓名无考﹐书中引据﹐除李善﹑五臣注而外﹐尚有陆善经注﹑《文选钞》﹑《文选音决》﹐今皆不存。
宋代的“文选学”渐趋衰微﹐有关的专著大都是摘录排比辞语典故﹐如《文选双字类要》﹑《文选类林》。一些比较认真的研究成果﹐则散见于笔记﹑诗话中。元代的著作不多﹐较有参考价值的是刘履的《选诗补注》。明代文选学成就无多﹐张凤翼《文选纂注》杂采前人众说﹐稍有可取。
清代朴学大兴﹐学者在专攻经﹑史﹑子部之外﹐发其余力于《文选》﹐不论校勘﹑音韵﹑训诂﹑考订各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成绩。较为重要的研究专著﹐如﹕汪师韩的《文选理学权舆》 8卷﹑孙志祖《文选理学权舆补》 1卷。分门别类﹐就《文选》的各种问题加以论述﹔胡克家《文选考异》10卷﹐以宋淳熙尤袤刻李善注本为底本﹐据宋吴郡袁氏﹑茶陵陈氏刻六臣本以校刊异同﹔张云璈《选学胶言》20卷﹑梁章钜《文选旁证》46卷﹑朱珔《文选集释》14卷﹑胡绍瑛《文选笺证》30卷﹑许巽行《文选笔记》8卷﹐从音韵﹑训诂﹑考订等不同方面对李注作补正发明﹐尤以梁﹑胡二氏的著作更为精博﹔何焯《义门读*》5卷﹑于光华《文选集评》15卷﹐重在文义的评论﹐虽不脱八股文积习﹐但亦不乏一些可供参考的见解。降及近代﹐有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 8卷和骆鸿凯的《文选学》。
今天所见《文选》版本﹐除上述唐写本《文选集注》外﹐尚有唐写本《文选》白文﹑《文选》李善注﹑《文选音》﹐均敦煌残卷﹐有一部分曾收入《鸣沙石室古籍丛残》和《敦煌秘籍留真新编》﹐影印行世。刻本最早的为北宋明道本﹐已残。传世宋刻的影印本﹐有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所收影宋刻六臣注本和中华书局影印淳熙八年（1181）尤袤刻李善注本。通行本为清代胡克家翻刻尤本﹐中华书局在1977年曾把胡刻本缩印﹐并附《文选考异》于卷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