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成功者善于自我调试？
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3-10-18 19:10
共1个回答
热心网友
时间：2024-11-24 03:04
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比自己更了解自己。无论顺境还是逆境，保持良好的情绪都十分重要。适时的自我调节是每个成功者都应该具备的素质。
人生总有高低潮，每个人的状态也是一样。好的时候、不好的时候都应该学会自我调节。
曾国藩的处世之道就是一种灵活辩证，自我调节的态度和方法。因此，虽然他处世中勤于功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恪守仁义的宗旨未改，但在做事为人的“形”上却是一生三变。他的变化是因时因地因事做出的。
曾国藩的一生思想上是以儒家为本，杂以百家为用。上述各家思想，几乎在他每个时期都有体现。但是，随着形势、处境和地位的变化，各家学说在他思想中体现的强弱程度又有所不同，这正反映了曾国藩善于运用各家学说的“权变”之术。
曾国藩在京为官的前期，用程朱理学赢得科举，后来也并没有把它丢在一边，而是对它进行了深入研讨。他得到了唐鉴、倭仁等理学大师的指拨，其理学素养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他通过自己的努力修为，为今后的官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他眼里，学以致用的根本还是在于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曾国藩对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深入研求，是他这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而对于这～套理论、方法的运用，则贯穿于他整个一生。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曾国藩临危受命，组织湘军*农民起义。在这个时期，尤为鲜明地表现出他对法家思想主张的推祟。他提出要“纯用重典”，他这个时候的思想与“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是一个道理。他确实也是这样做的：设立审案司，对所捕农民严刑拷打，任意杀戮。他还规定：
不完粮旨，一经抓获，就地正法。他认为*要彻底，要从根从重惩办逆贼。
当太平天国败局已定，即将大功告成之时，他头脑里的老庄思想愈益强烈，一种危机感时常萦绕在心头，产生了功成身退以保身的念头。他写信给弟弟感叹自身境遇时说，自古以来，权高名重之人没有几个能有善终，要将权位推让几成，才能保持晚节。天京攻陷之后，曾国藩便立即遣散湘军，并作功成身退的打算，以免引起清*的猜忌。可见，功高震主的事情已经不可避免，所以保身之道势在必行。
由此可见，如果将曾国藩的一生处世也按三个阶段来划分，亦各有其特点：第一阶段，为锐意进取奋发向上的时期；第二阶段，历经坎坷最终功德*之时；第三阶段，为自抑自制，不在胜人处求强的平和时期。可见曾国藩的处世不仅是一生三变，甚可说是一生多变。不管是早年的意气风发还是中年的如日中天，或是晚年的淡泊平和，都是在随时调整自己的人生策略。
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一个人想要自己好好活着，就要因时制宜，善于改变自己，适应客观需要。
曾国藩从刚方有余到懂得藏锋和圆通处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问他经过了炼狱般的砥砺。
从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二十九日奔丧至家，到咸丰八年(1858年)本月初七日再度出山，是曾国藩思想、为人处世的重大调整和转折时刻。这段时光中，他反复痛苦地回忆、检查自己的前半生，反思自己的缺点和不足。自入仕途，曾国藩便以孔孟为宗旨积极入世，对自身的修养严厉酷冷、一丝不苟，对社会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坚定胸怀。他持身严谨，奋发向上，关心国事，留心民情，因而赢得君王信任和同僚的尊崇，十年京官春风得意。曾国藩正是抱有这种信念，以一文官而白手治军，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出生入死。但是，为什么皇上反而不信任他?为什么朝中上下有那么多人嫉恨自己呢?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又日夜苦读，重阅《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希望能从这些书里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然而，终无所获。
就在百思不得其解时，曾国藩到道家那里寻求“真经”。为此，他认真阅读了以前看过但并不相信的《道德经》、《南华经》等老庄的著述。这些书名为出世之学，但曾国藩重读，却为他的立身处世指点了迷津。他首先在为人处世上豁然开朗。儒法两家的直率和强硬与道家的刚柔相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用老子的言论对比自己过去的行事，他发觉自己处处直截了当，用的是儒家的至诚和法家的强权，过程痛快干脆，结果处处碰壁，实质上是失败者，是弱者。并且到头来弄得上上下下到处是敌人，前前后后处处是障碍。
过去曾国藩也知道“大巧实拙”、“大智若愚”这样的词，但他觉得这与自己的性格相背而对此不以为然。现在往事过去，为人处世不仅要为己还要为人。所以“大柔非柔，至刚无刚”的道理使曾国藩豁然开朗。
自此之后，曾国藩行动做事，由前时的方正，变为后来的圆通。他自己承认，以前自己常常因为有点本事而自负，眼里见的都是别人的不好，从这次醒悟之后才知道其实自己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至少在为人处世上还欠缺很多，所以从戌午年到现在的九年间，曾国藩与自己四十岁之前的行事风格有很大的不同了。
曾国藩大彻大悟后的巨大改变，使他的朋友都有所感觉，胡林翼就说他“无复刚方之气”。出山之前，他对清廷上下的官场习气很是反感，“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而再次出山之后“改弦易辙，稍觉相安”。其中原因人多不知，他只在他的至亲密友中私下告知他自己学问思想方面的变迁，行为处世方面的变化。曾国藩个人对自己的“大彻大悟”既是痛苦的，又是满意的。苦在*放弃了自己前半生的信仰与行为，得意在毕竟发现了为人处世的“真正”秘诀--“大柔非柔，至刚无刚”。每个成大事的人都是在痛中学习和成长起来的。
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初七日，一度抑郁不得志的曾国藩再次出山，品味了“大柔非柔，以屈求伸”这一处世哲学的妙处。出山后，曾国藩首先去见了骆秉章和左宗棠，以取得湘湖实力派人物的理解与支持。曾国藩来长沙几天，主要是遍拜各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善化县衙他也亲自造访。堂堂湘军大帅，如此不记前嫌、谦恭有礼的举动，使长沙上下的官场人人都看到了一个崭新的曾国藩，他谦恭平和的形象逐渐深入人心，他们纷纷表示全力支持湘军。经过一番拜访、联络，曾国藩赢得了湖南省大小*的好评，他们表示要兵给兵、要饷供饷。
之后，曾国藩又到武昌。在武昌亦如长沙，衙衙拜访、官官恭问，武昌城里的*也无不表示对曾国藩的支持，为湘军供饷供械。随后，曾国藩沿汀东下，到黄州府下游50里处的巴河，这里驻扎着彭玉麟的数营水师，湘军大将杨载福、李续宾、鲍超、李元度、杨国栋、彭寿颐、曾国华等人都集中在这里，等着与曾国藩商量军机。
在船上，曾国藩与这些阔别一年多的部下见了面，他们商量了下一步的行动。曾国藩提出：湘军的最终目标是攻下江宁，所以军事重心不能离开长江两岸的数省，力量要由西向东使。目前浙江紧张，只能派部分兵力，配合地方绿营监视，不能轻意言战。所以，下一步的作战方案是：曾国荃的吉字营继续围攻吉安；李续宾、彭玉麟、曾国华、鲍超等营进入安徽战场，落足点是安庆；其余部队由曾国藩本人率领，奉旨驰援浙江。
可见，由曾国藩出山后的战略部署中也能看出曾国藩更加严谨务实、冷静沉稳的气质转变。
曾国藩亲率萧启江、张运兰、吴国佐各部援浙，李续宾拨出所部朱品隆、唐义训的1000余人任曾国藩的亲兵护卫营。曾国藩命部队到江西泅口集结，自己则去了南昌，拜会江西巡抚耆龄。耆龄深知曾国藩再次出山的来头，并不为难曾国藩，主动答应为湘军供应粮草、军饷，这就使湘军基本通过了军饷难关。
咸丰八年八月(1858年9月)，曾国藩命部队由河口出发到江西广信府铅山集结。此时石达开已由浙江南走福建，曾国藩率部在赣闽两省之间的弋阳、双港、金溪等地驻守。九月间，在江西建昌暂驻，准备由云际关入福建。此时刘长佑军已驻新城，准备出关入福建。曾国藩即命张运兰、萧启江由广昌、杉关入闽，而他的大营一直驻在建昌，再未移动。
总之，曾国藩再次出山，由于经历了一番自我改造，懂得了圆通处世，终于完全改变了出山前的困顿局面，无论是与人交往还是带兵治军都越发成熟老练了。虽然办事能力强，执行有力仍然是成功的要求，但随着人生体悟和经历的增多，人终究会学会圆通处世之道，人的棱角也会逐渐被磨平，行为和事业因此会渐渐步入正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