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具体的中国古典诗歌，畅想一下向往的的幸福生活//以论述的形式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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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30 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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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21 15:06
袁行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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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在西方文论里恐怕还难以找到一个与它相当的概念和术语。人或以为“意境”一词创自王国维，其实不然。早在王国维提倡意境说之前，已经有人使用意境一词，并对诗歌的意境作过论述。研究意境固然不能抛开王国维的意境说，但也不可为它所囿。从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实践出发，联系古代文艺理论，我们可以在广阔的范围内总结古代诗人创造意境的艺术经验，探索古典诗歌表现意境的艺术规律，为今天的诗歌创作和诗歌评论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 意与境的交融
在中国古代传统的文艺理论中，意境是指作者的主观情意与客观物境互相交融而形成的艺术境界。这个美学范畴的形成，是总结了长期创作实践经验的积极成果。
较早的诗论还没有注意到创作中主客观两方面的关系。《尚书•虞书•舜典》说：“诗言志。”《荀子•儒效篇》 说：“诗言是其志也。” ( 《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都仅仅把诗看作主观情志的表现。《礼记•乐记》 在讲到音乐时说：“凡音之起，由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虽然涉及客观物境，但也只讲到感物动心为止，至于人心与物境相互交融的关系也未曾加以论述。魏晋以后，随着诗歌的繁荣，在总结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对于文学创作中主客观的关系才有了较深入的认识。陆机《文赋》已经从情思与物境互相交融的角度谈论艺术构思的过程：“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凛凛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也说：
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
他指出构思规律的奥妙在“神与物游”，也就是作家的主观精神与客观物境的契合交融⑴ 。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说，作诗要“处心于境，视境于心”，⑵ ，要求心与物相“感会”⑶，景与意“相兼”、“相惬”⑷ ，更强调了主客观交融的关系。他又说：
诗思有三：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曰取思。久用精思，未契意象，力疲智竭，放安神思，心偶照境，率然而生，曰生思。寻味前言，吟讽古制，感而生思，曰感思。⑸
这里讲了诗思产生的三种过程。取思是以主观精神积极搜求客观物象，以达到心入于境；生思是并不积极搜求，不期然而然地达到心与境的照会。感思是受前人作品的启发而产生的诗思。其中，取思与生思，都是心与境的融合。《文镜秘府论•论文意》抄自传为王昌龄的《诗格》，其中也多次讲到思与境的关系。如：
夫置意作诗，即须凝心；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深穿其境。唐末司空图在《与王驾评诗书》中讲“思与境偕”；宋代苏轼在《东坡题跋》卷二中评陶诗说：“境与意会”；明代何景明在《与李空同论诗书》中讲“意象应”；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讲“神与境合”；清初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讲“心中目中”互相融浃，情景“妙合无
垠”，都接触到了意境的实质。
至于意境这个词，在《 诗格》 中也已经出现了。《 诗格》 以意境与物境、情境并举，称三境；
诗有三境：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艳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
后来，明朱承爵《存余堂诗话》说：
作诗之妙，全在意境融彻，出音声之外，乃得真味。
清潘德舆《养一斋诗话》说：
《三百篇》之*音节，不必学，不能学；《三百篇》之神理意境，不可不学也。
况周颐《蕙风词话》也说：
《云庄词•酪江月》云：“一年好处，是霜轻尘敛，山川如洗。”较“桔绿橙黄”句有意境。
不过，大力标举意境，并且深入探讨了意境涵义的，却是王国维。“意境”这个词也是经他提倡才流行起来的。意境，他有时称境界。《人间词话》说：
沦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
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
这话似乎有自诩之嫌，但并不是毫无道理。中国古代诗论中影响较大的几家，如严羽的兴趣说，王士镇的神韵说，袁枚的性灵说，虽然各有其独到之处，但都只强调了诗人主观情意的一面。所谓兴趣，指诗人的创作冲动，兴致勃发时那种欣喜激动的感觉。所谓神韵，指诗人寄诸言外的风神气度。所谓性灵，指诗人进行创作时那一片真情、一点灵犀。而这些都是属于诗人主观精神方面的东西。王国维高出他们的地方，就在于他不仅注意到诗人主观情意的一面，同时又注意到客观物境的一面；必须二者交融才能产生意境。他在《人间词乙稿序》) ⑹中说：
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在《人间词话》里他又说：
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境界乃是由真景物与真感情两者合成。理想中有现实，现实中有理想，造境和写境都是主客观交融的结果。王国维在前人的基础上，多方面探讨了意境的涵义，深入揭示了诗歌创作的契机，建立了一个新的评论诗歌的标准，从而丰富了中国的诗歌理论。他的贡献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在中国古典诗歌里，意与境的交融有三种不同的方式。一是情随境生。诗人先并没有自觉的情思意念，生活中遇到某种物境，忽有所悟，思绪满怀，于是借着对物境的描写把自己的情意表达出来，达到意与境的交融。《文心雕龙•物色篇》说：“物色之动，心亦摇焉。”讲的就是这由境及意的过程。在古典诗歌中这类例子很多，如王昌龄的《闺怨》：
闺中*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那闺中的*原来无忧无虑，高高兴兴地打扮了一番，登上翠楼去观赏春景。街头杨柳的新绿忽然使她联想到自己和夫婿的离别，这孤单的生活辜负了大好春光，也辜负了自己的韶华，她后悔真不该让夫婿远去了。这*的愁是由陌头柳色触发的，又是与陌头柳色交织在一起的。这是诗中人物的随境生情。诗人自己随境生情，达到意境浑融的例子，如孟浩然《秋登万山寄张五》：“相望始登高，心随雁飞灭。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山嗅听猿愁，沧江急夜流。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崔颖《黄鹤楼》：“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萎萎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在这类诗里，诗人的情思意念都是由客观物境触发的，由境及意的脉络比较分明。有的诗更写出情意随着物境的转换而变化的过程。如柳永《夜半乐》：
冻云黯淡天气，扁舟一叶，乘兴离江诸。渡万壑千岩，越溪深处，怒涛渐息，樵风乍起。更闻商旅相呼，片帆高举，泛画鹢、翩翩过南浦。 望中酒旆闪闪，一簇烟村，数行霜树。残日下、渔人鸣榔归去。败荷零落，衰杨掩映。岸边两两三三，洗纱游女，避行客，含羞相笑语。
到此因念，绣阁轻抛，浪萍难驻。叹后约丁宁竟何据！惨离怀、空恨岁晚归期阻。凝泪眼、杳杳神京路，断鸿声远长天暮。
这首词先写自己“乘兴”出发，欣赏着山川胜境，又遇上浪平风顺，船儿翩翩驶过，心情原是很轻快的。但是当转过南浦，看到酒筛、烟村、渔人、院女，那一片和平宁静的生活环境不禁引起他的羁旅之愁：“到此因念，绣阁轻抛，浪萍难驻。”这时再看周围的景物，竟是“断鸿声远长天暮”，也染上了愁苦之色。这首词共三叠，层次很分明，景物的转换引起感情的变化，感情的变化又反过来改换了景物的色调，可以说是达到“意与境浑”的地步了。
情随境生，这情固然是随境而生，但往往是原先就已有了，不过隐蔽着不很自觉而已。耳目一旦触及外境，遂如吹皱的一池春水，唤醒了心中的意绪。关于这个过程，李赞描述得很细致：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焚书•杂说》）若没有触景之前感情的蓄积，就不会有触景之后感情的迸发。所谓情随境生也还是离不开日常的生活体验的。
总之：境与象的关系全面而确切的表述应该是：境生于象而超乎象。意象是形成意境的材料，意境是意象组合之后的升华。意象好比细微的水珠，意境则是飘浮于天上的云。云是由水珠聚集而成的，但水珠一旦凝聚为云，则有了云的千姿百态。那飘忽的、变幻的、色彩斑斓，千姿百态的云，它的魅力恰如诗的意境。这恐怕是每一个善于读诗，可以与之谈诗的人都会有的体验。
注
⑴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此言内心与外境相接也。”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一九六二年九月第一版第九一页。
⑵⑸见《唐音癸签》卷二。古典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第一版第六页。
⑶《文镜秘府论》十七势是王昌龄的著述，第九“感兴势”曰：“感兴势者，人心至感，必有应说，物色万象，爽然有如感会。”王利器校注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第一版第一二六页。
⑷第十六“景入理势”曰：“景人理势者，诗一向言意，则不清及无味；一向言景，亦无味。事须景与意相兼始好。”第十“含思落句势”日：“上句为意语，下句以一景物堪愁，与深意相惬便道。”同上第一三二页、一二九页。
⑹据赵万里《静安先生年谱》，此序乃王国维所作而托名樊志厚的。
⑺“回头蓦见”应作“蓦然回首”。“正”应作“却”。
⑻见《诗人玉屑》卷八引《诗眼》，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第一版第一七三页。⑼《明史•李梦阳传》：“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梦阳独讥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中华书局点校本第七三四八页。⑽何景明《与李空同论诗书》。赐策堂本《何大复先生全集》卷三十二。
⑾编《南史•张融传》：“融善草书，常自美其能。帝曰：‘卿书殊有骨力，但恨无二王法。’答曰：‘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 “常叹云：‘不恨我不见古人，所恨古人又不见我。”，中华书局点校本第八三五页。
⑿⒀《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年四月第一版第一九一页，一九四页。
⒁ 谭献《复堂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第一版第一九页。
⒂《蕙风词话》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年四月第一版第九页。
⒃⒄《刘宾客文集》卷一九，《四部备要》本。《全唐文》“ 搏”作“抟”,“粹”作“綷”。
选自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1987年6月第一版，第26-57页
2016年3月3日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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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21 15:06
袁行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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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在西方文论里恐怕还难以找到一个与它相当的概念和术语。人或以为“意境”一词创自王国维，其实不然。早在王国维提倡意境说之前，已经有人使用意境一词，并对诗歌的意境作过论述。研究意境固然不能抛开王国维的意境说，但也不可为它所囿。从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实践出发，联系古代文艺理论，我们可以在广阔的范围内总结古代诗人创造意境的艺术经验，探索古典诗歌表现意境的艺术规律，为今天的诗歌创作和诗歌评论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 意与境的交融
在中国古代传统的文艺理论中，意境是指作者的主观情意与客观物境互相交融而形成的艺术境界。这个美学范畴的形成，是总结了长期创作实践经验的积极成果。
较早的诗论还没有注意到创作中主客观两方面的关系。《尚书•虞书•舜典》说：“诗言志。”《荀子•儒效篇》 说：“诗言是其志也。” ( 《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都仅仅把诗看作主观情志的表现。《礼记•乐记》 在讲到音乐时说：“凡音之起，由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虽然涉及客观物境，但也只讲到感物动心为止，至于人心与物境相互交融的关系也未曾加以论述。魏晋以后，随着诗歌的繁荣，在总结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对于文学创作中主客观的关系才有了较深入的认识。陆机《文赋》已经从情思与物境互相交融的角度谈论艺术构思的过程：“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凛凛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也说：
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
他指出构思规律的奥妙在“神与物游”，也就是作家的主观精神与客观物境的契合交融⑴ 。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说，作诗要“处心于境，视境于心”，⑵ ，要求心与物相“感会”⑶，景与意“相兼”、“相惬”⑷ ，更强调了主客观交融的关系。他又说：
诗思有三：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曰取思。久用精思，未契意象，力疲智竭，放安神思，心偶照境，率然而生，曰生思。寻味前言，吟讽古制，感而生思，曰感思。⑸
这里讲了诗思产生的三种过程。取思是以主观精神积极搜求客观物象，以达到心入于境；生思是并不积极搜求，不期然而然地达到心与境的照会。感思是受前人作品的启发而产生的诗思。其中，取思与生思，都是心与境的融合。《文镜秘府论•论文意》抄自传为王昌龄的《诗格》，其中也多次讲到思与境的关系。如：
夫置意作诗，即须凝心；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深穿其境。唐末司空图在《与王驾评诗书》中讲“思与境偕”；宋代苏轼在《东坡题跋》卷二中评陶诗说：“境与意会”；明代何景明在《与李空同论诗书》中讲“意象应”；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讲“神与境合”；清初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讲“心中目中”互相融浃，情景“妙合无
垠”，都接触到了意境的实质。
至于意境这个词，在《 诗格》 中也已经出现了。《 诗格》 以意境与物境、情境并举，称三境；
诗有三境：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艳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
后来，明朱承爵《存余堂诗话》说：
作诗之妙，全在意境融彻，出音声之外，乃得真味。
清潘德舆《养一斋诗话》说：
《三百篇》之*音节，不必学，不能学；《三百篇》之神理意境，不可不学也。
况周颐《蕙风词话》也说：
《云庄词•酪江月》云：“一年好处，是霜轻尘敛，山川如洗。”较“桔绿橙黄”句有意境。
不过，大力标举意境，并且深入探讨了意境涵义的，却是王国维。“意境”这个词也是经他提倡才流行起来的。意境，他有时称境界。《人间词话》说：
沦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
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
这话似乎有自诩之嫌，但并不是毫无道理。中国古代诗论中影响较大的几家，如严羽的兴趣说，王士镇的神韵说，袁枚的性灵说，虽然各有其独到之处，但都只强调了诗人主观情意的一面。所谓兴趣，指诗人的创作冲动，兴致勃发时那种欣喜激动的感觉。所谓神韵，指诗人寄诸言外的风神气度。所谓性灵，指诗人进行创作时那一片真情、一点灵犀。而这些都是属于诗人主观精神方面的东西。王国维高出他们的地方，就在于他不仅注意到诗人主观情意的一面，同时又注意到客观物境的一面；必须二者交融才能产生意境。他在《人间词乙稿序》) ⑹中说：
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在《人间词话》里他又说：
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境界乃是由真景物与真感情两者合成。理想中有现实，现实中有理想，造境和写境都是主客观交融的结果。王国维在前人的基础上，多方面探讨了意境的涵义，深入揭示了诗歌创作的契机，建立了一个新的评论诗歌的标准，从而丰富了中国的诗歌理论。他的贡献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在中国古典诗歌里，意与境的交融有三种不同的方式。一是情随境生。诗人先并没有自觉的情思意念，生活中遇到某种物境，忽有所悟，思绪满怀，于是借着对物境的描写把自己的情意表达出来，达到意与境的交融。《文心雕龙•物色篇》说：“物色之动，心亦摇焉。”讲的就是这由境及意的过程。在古典诗歌中这类例子很多，如王昌龄的《闺怨》：
闺中*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那闺中的*原来无忧无虑，高高兴兴地打扮了一番，登上翠楼去观赏春景。街头杨柳的新绿忽然使她联想到自己和夫婿的离别，这孤单的生活辜负了大好春光，也辜负了自己的韶华，她后悔真不该让夫婿远去了。这*的愁是由陌头柳色触发的，又是与陌头柳色交织在一起的。这是诗中人物的随境生情。诗人自己随境生情，达到意境浑融的例子，如孟浩然《秋登万山寄张五》：“相望始登高，心随雁飞灭。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山嗅听猿愁，沧江急夜流。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崔颖《黄鹤楼》：“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萎萎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在这类诗里，诗人的情思意念都是由客观物境触发的，由境及意的脉络比较分明。有的诗更写出情意随着物境的转换而变化的过程。如柳永《夜半乐》：
冻云黯淡天气，扁舟一叶，乘兴离江诸。渡万壑千岩，越溪深处，怒涛渐息，樵风乍起。更闻商旅相呼，片帆高举，泛画鹢、翩翩过南浦。 望中酒旆闪闪，一簇烟村，数行霜树。残日下、渔人鸣榔归去。败荷零落，衰杨掩映。岸边两两三三，洗纱游女，避行客，含羞相笑语。
到此因念，绣阁轻抛，浪萍难驻。叹后约丁宁竟何据！惨离怀、空恨岁晚归期阻。凝泪眼、杳杳神京路，断鸿声远长天暮。
这首词先写自己“乘兴”出发，欣赏着山川胜境，又遇上浪平风顺，船儿翩翩驶过，心情原是很轻快的。但是当转过南浦，看到酒筛、烟村、渔人、院女，那一片和平宁静的生活环境不禁引起他的羁旅之愁：“到此因念，绣阁轻抛，浪萍难驻。”这时再看周围的景物，竟是“断鸿声远长天暮”，也染上了愁苦之色。这首词共三叠，层次很分明，景物的转换引起感情的变化，感情的变化又反过来改换了景物的色调，可以说是达到“意与境浑”的地步了。
情随境生，这情固然是随境而生，但往往是原先就已有了，不过隐蔽着不很自觉而已。耳目一旦触及外境，遂如吹皱的一池春水，唤醒了心中的意绪。关于这个过程，李赞描述得很细致：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焚书•杂说》）若没有触景之前感情的蓄积，就不会有触景之后感情的迸发。所谓情随境生也还是离不开日常的生活体验的。
总之：境与象的关系全面而确切的表述应该是：境生于象而超乎象。意象是形成意境的材料，意境是意象组合之后的升华。意象好比细微的水珠，意境则是飘浮于天上的云。云是由水珠聚集而成的，但水珠一旦凝聚为云，则有了云的千姿百态。那飘忽的、变幻的、色彩斑斓，千姿百态的云，它的魅力恰如诗的意境。这恐怕是每一个善于读诗，可以与之谈诗的人都会有的体验。
注
⑴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此言内心与外境相接也。”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一九六二年九月第一版第九一页。
⑵⑸见《唐音癸签》卷二。古典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第一版第六页。
⑶《文镜秘府论》十七势是王昌龄的著述，第九“感兴势”曰：“感兴势者，人心至感，必有应说，物色万象，爽然有如感会。”王利器校注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第一版第一二六页。
⑷第十六“景入理势”曰：“景人理势者，诗一向言意，则不清及无味；一向言景，亦无味。事须景与意相兼始好。”第十“含思落句势”日：“上句为意语，下句以一景物堪愁，与深意相惬便道。”同上第一三二页、一二九页。
⑹据赵万里《静安先生年谱》，此序乃王国维所作而托名樊志厚的。
⑺“回头蓦见”应作“蓦然回首”。“正”应作“却”。
⑻见《诗人玉屑》卷八引《诗眼》，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第一版第一七三页。⑼《明史•李梦阳传》：“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梦阳独讥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中华书局点校本第七三四八页。⑽何景明《与李空同论诗书》。赐策堂本《何大复先生全集》卷三十二。
⑾编《南史•张融传》：“融善草书，常自美其能。帝曰：‘卿书殊有骨力，但恨无二王法。’答曰：‘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 “常叹云：‘不恨我不见古人，所恨古人又不见我。”，中华书局点校本第八三五页。
⑿⒀《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年四月第一版第一九一页，一九四页。
⒁ 谭献《复堂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第一版第一九页。
⒂《蕙风词话》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年四月第一版第九页。
⒃⒄《刘宾客文集》卷一九，《四部备要》本。《全唐文》“ 搏”作“抟”,“粹”作“綷”。
选自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1987年6月第一版，第26-57页
2016年3月3日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