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女传的史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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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30 0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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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19 07:30
《列女传》的成书有其重要意义。不管作者编撰此书的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刘向把古代著名妇女事迹，“种类相从”的搜集起来，便于人们查考和研究。人类社会本是男女两性共同组成的，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也是男女共同劳动的结果。在数千年的古代社会里，重男轻女，妇女压在社会的最底层，《列女传》可以稍稍提高人们对于妇女的认识。自从刘向编撰《列女传》以后，《汉书》即立《元后列传》，《后汉书》则有《列女列传》，其后许多史书有开设记载妇女活动的专栏，创立了重视妇女历史地位的先例。所以，《列女传》在中国古代妇女史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刘向编撰《列女传》，并不是为了反映客观历史进程，即不是为了作史，而是要劝讽宫闱，感悟天子，宣扬封建伦理道德。所以全书尽管是说理寓于传人之中，但仍有一些地方记载失实，年世舛误，甚至故为异说，陈列虚事。这种消极现象也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后世史家。他们有时在人物传记中掺入缺乏史实依据的神灵怪异之言、佚闻传说之辞，致使真赝杂糅，降低了传体史书的真实性。然而，这种现象的发生，还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有着史家本身素质方面的原因，不能过多地归咎刘向其人其书。
促使妇女传记不断增多，作为占人口总数一半的群体，妇女在创造人类文明、推动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在人类自身生产中，妇女更具有特殊的价值，作出了特殊贡献。可是在我国，一跨入文明时代的门槛，形成以宗法制度为核心，以父系家族为细胞的私有制社会，男女有别、男尊女卑的原则就逐渐被确定下来，反映在史学上，就是轻视和忽略对妇女人物的记载。《诗》、《书》、《春秋》虽有关于妇女的记述，但仅是只言片语。《左传》、《国语》、《战国策》及诸子著作中有关妇女的内容开始增多，齐杞梁妻、鲁季敬姜和赵威后等不*女形象被塑造出来。司马迁认识到妇女力量的存在，承认她们对社会和家庭发展的一定作用，更在《史记》中为吕后立本纪，为其他后妃设《外戚世家》，并以较多的笔墨叙述了巴清寡妇、齐女缇萦及卓文君等妇女的故事，影响很大。然而以上诸书多未著一人之生平，只是旁见侧出，也没有区分类别。
刘向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司马迁的进步观点，通过《列女传》的编撰，最早有意识地为妇女立传，并形成了比较系统、完整的体裁结构⑺。在此之后，史家逐渐注重对女性人物的记载，随时缀录，代不乏人。“盖凡以列女名书者，皆祖之刘氏”⑻。无论是纪传体史书中的《列女传》，还是野史杂传和地方史志中的妇女列传，都曾受到刘向《列女传》的启示和影响。
《列女传》撰成后数十年，班固著《汉书》，除设《高后纪》和《外戚传》外，独列《元后传》，所记女性比《史记》要多。《汉书》还受《列女传》编撰主旨影响，增加了劝诫教化的色彩。其后陈寿《三国志》仍为后妃立传。到了南朝宋时，范晔著《后汉书》，除了立《皇后纪》（附皇女），又仿刘向《列女传》，在书中为皇族妇女之外的各阶层妇女设《列女传》，“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专在一操”，但又重“贞女亮明白之节”，立传原则、编撰形式几与刘向相合。《后汉书》设《列女传》，后史因之，成为定则，《晋书》、《魏书》、《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以及《新元史》、《清史稿》等，都设有《列女传》。
实际上，早在范晔之前，东汉后期的《东观汉记》已经仿刘向《列女传》，为皇妃以外有嘉言懿行的妇女撰写了传记，三国时吴国谢承《后汉书》也为妇女设了专篇。这些想必都曾对范晔著书起过参考作用。
在《列女传》影响下，野史杂传中的妇女传记也相继问世。晋皇甫谧《列女传》、杜预《女记》，南朝宋虞通之《妒记》，明解缙《古今列女传》，清刘开《广列女传》等，都是其中有名的著作。在其他类型的传体史书中，也有系统的妇女传记出现。它们在著述宗旨、内容选择和编写体例上，向《列女传》取资不少，一般既重贞节孝义，又重才学文辩，既随举一事而为之传，又包举一生而为之传。《益部耆旧传》里《杨子拒妻》一传，所述故事，就颇似《列女传》中《鲁季敬姜》传主的通达知理，匡子过失。有的还借鉴了刘向“君子谓”、“君子曰”的*形式和引《诗》证事的方法。如皇甫谧《列女传·庞娥亲》的传末，先是用“玄晏先生以为……”引出议论和评述，然后以《诗》“修我戈矛，与子同仇”相证，说是“娥亲之谓也”⑼。
许多地方史志也设《列女传》。清代杨传第说：刘向著《列女传》，范晔《后汉书》“因之为史家成式，下逮郡邑志乘”⑽。拿东晋常璩《华阳国志》来讲，这部我国现存最早的方志，虽未立“列女”之目，但却列有“先贤士女”，收入巴蜀地区汉魏间人物200余名，而女子即占其中1/5强。它的撰作方式全仿刘向《列女传》，“赞”似《列女传》颂，“注”实为各人传记，语言风格也有《列女传》的影子。
宋、元以后，随着方志学的发展，各种全国一统志、省通志、府州县志和乡镇村志，几乎都置《列女传》。章学诚曾总结修志经验，依据刘向《列女传》，制定了一些编写方志《列女传》的条例。在《永清县志·列女列传》序例和《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中，他提出，“列女之名，仿于刘向，非烈女也”，主张并援刘向之例，“苟有才情卓越，操守不同，或有文采可观，一长擅绝者，不妨入于列女”。谈到论赞，他要求参用刘向遗意，列传不拘一操，每人各为之赞，各为论列。关于每传章首的表述方式，他指出，《后汉书》有失列女命篇之义，应仿刘书，“云某氏，某郡某人之妻，不当云某郡某人妻某也”。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刘向《列女传》在当时的重要作用。
刘向编撰《列女传》，除了节烈孝义，还大量收录通才卓识、奇节异行甚至反面的人物，范围很广。但是，随着封建**的发展，纲常名教势力的加强，在正史以及杂传、方志的编写中，史家几乎并失刘向之例，专从节烈载笔，“列女”逐渐变成“烈女”。对于这种取舍标准的变化，清代人已经有所认识。《明史·列女传》序说：“刘向传列女，取行事可为鉴戒，不存一操。范氏宗之，亦采才行高秀者，非独贵节烈也。魏、隋而降，史家乃多取患难颠沛，杀身殉义之事。”章学诚更明确指出：“后世史家所谓列女，则节烈之谓，而刘向所叙，乃罗列之谓也。”⑾当然，刘向《列女传》中的节烈妇女也有十几名，约占全书的1/10，集中于卷4《贞顺传》和卷5《节义传》中，这为曰后《列女传》变成《烈女传》埋下了病灶，妨碍了历代杰出女性才能和贡献方面史料的开拓。
最后还应指出，刘向《列女传》能够对古代史学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是与它的广泛流传分不开的。有了官方的首肯和提倡，加上成书形式可取，此书一出，即迅速传布，甚至远及西域。《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有“分《列女传》书”的残文。在内地郡国，东汉盛行以它作为石刻画像的题材。山东嘉祥武梁祠画像中，有梁节姑姊、齐钟离春、楚昭贞姜等9事，皆本于《列女传》。《列女传》还受到东汉学者的重视。班昭曾作注释，马融亦为之训解，使它得以广泛流传，历久不衰。今有《四部丛刊》本《列女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