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二重证据法?举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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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30 0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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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20 05:02
马王堆和张家山出土医籍中有脉学诊断书《脉法》，马先生将《脉法》一书内容分成了7个自然段（七节），其中第2自然段为“（脉）气也者，利下而害上，从暖而去清。故圣人寒头而暖足。”在其下有马先生如下按语：“这三句是指出脉气在人体作用的生理规律。所谓‘利’与‘害’和‘从’与‘去’，都是在一定条件下具有相对的意义而言，没有绝对化的概念。所谓‘寒头而暖足’的主张则是和《难经·四十七难》的‘人面独能耐寒’理论相一致的”〔4〕。马先生找出了出土文献中“寒头而暖足”这一重要中医养生理论与传世文献相印的地方，这便于用传世文献理解出土文献。 《脉法》中踝上古诊法的“二重证据法”研究：马先生讲：“在敦煌出土的医药残卷中现存法国国立图书馆编号的P.3287录有一段《黄帝内经素问》的佚文，其原文是：‘以左手去足内踝上五寸，指微按之。以右手指当踝上微而弹之。其脉中气动应过五寸已上。蠕蠕然者，不病也（蠕蠕者，来有力）；其气来疾，中手恽恽然者，病也（恽恽者，来无力也）；其气来徐徐，上不能至五寸，弹之不应手者，死也（徐徐者，似有似无也）；其肌肉身充，气不去来者，亦死（不去来者，弹之全无）。’（以上括号内的文字均原卷子之注文。）”
这段敦煌残卷《素问》佚文即使有夹注，今人读后也非常费解，特别是对其中踝上诊脉法的操作技术如坠雾里。
马先生将这段出土文字与通行传世本(王冰注本)《黄帝内经素问》的原文对照时，发现传世本“原文中的‘左手足上’及‘庶右手足’等字样的含义在王（冰）注中并未能真正搞清楚，故其解释也甚为牵强。”可见传世文献由于经过多家传抄与注释已存在文意不清、解释牵强的地方。如果没有异本或新出土资料，这一踝上古诊法将继续成为千古之谜而不得释。
在通行传世本《黄帝内经素问》解决不了这一疑团时，马先生首先寻找的是传世本《黄帝内经素问》的异本，即《针灸甲乙经》和《黄帝内经太素》，他把涉及此诊法的三种传世异本文字加以对照，发现“传世本的原文在这三句话中缺‘而’字，衍‘上’、‘庶’、‘足’三字，遂使全部文意无法确释。而《太素》本 在‘左手’后又脱‘足’字，文意也欠通顺。故通览全文当以《甲乙经》本及全氏注本中的原文更为明确。”通过三种传世异本对勘，发现了问题，解释了疑问，也选择了善本。在清楚传世本异文基础上，“可以初步弥补并改正原文的不足，使这种诊脉方法有了比较明确的说明。”
在此基础上，马先生进一步将敦煌出土卷子与《内经》三种古传本文字对照，发现“在敦煌卷子中的这段文字，特别是着重提出了‘足内踝上五寸’和‘指微按之’的字样，遂使之《内经》中的这种古诊脉这段原文中的操作方法更加明朗易解。”因此敦煌出土的这种古脉诊文献起到了释传世文献千古之疑的作用，“也可以说是对《内经》古本佚文的一次重要发现”。如果敦煌出土文献这一证据为孤证难立，且为《内经》以后的别传本的话，那么马王堆与张家山出土《脉法》则进一步印证了《内经》时代甚至更早踝上脉诊技术的内容，并将疑团进一步解开。
马先生说：“1973年末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医学帛书有《脉法》一书的残文（引者按：《脉法》甲本）。由于该书原文缺损过半，全部只保存有188字。因而尽管也记载了上述在足踝部上方的这种诊脉法文字，但只余存蛛丝马迹的个别脉象记文，已无法窥觅其完整的全貌。当然更未能知晓与印证此书中尚有上述诊脉方法佚文的实事。”这一论述也充分表达了出土文献的一大局限，即当出土资料残缺严重时，它对于传世文献的研究也是爱莫能助的。
然而正在人们为《脉法》甲本的残损严重而遗憾时，1989年湖北省江陵县张家山发掘出土的汉代竹简《脉书》中的五种古医籍有一种与马王堆出土帛书《脉法》甲本相同的《脉法》乙本，而乙本比甲本保存完好，多出124字，特别的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在《脉法》甲本中所记载的踝上古老诊脉方法。
其原文如下：“相脉之道。左□□□□□□而按之，右手直踝而簟之。”马先生在考释以上原文时，得出以下一些结论：
“第1，上文第三句的‘簟’字可以假借为‘弹’。因为簟与弹上古音均定母纽……而‘右手直踝而弹之’一语恰好和上述包括敦煌出土及传世的《内经》各本的‘右手当踝而弹之’的文字相同（按‘当’与‘直’古字同义《广雅·释诂上》：‘当，直也’。） 第2，上文第2句在‘左’字后原缺6个字。而从同一句的最后3个字‘而按之’及第3句‘右手直踝而簟之’来看。在‘左’字之后正好可以根据《内经》各本中的佚文补入：‘手上去踝五寸’6字。这样，全部三句话即可重新复原为：
‘相脉之道。左手上去踝五寸而按之，右手直踝而弹之。’”马先生的这两条结论充分说明传世文献对出土文献考释的价值，这比王国维的出土文献证实（或补足纠正）传世文献更进一步了，所以传世与出土文献可以相互印证、相互利用。
马先生在上述分析后得出结论：“由此可见，这次张家山汉简《脉法》乙本的出土，再次弥补与印证了位于足踝上部位的古诊脉法原文。也是继敦煌出土卷子后的再发现。而追溯其历史渊源也更为古老。” 所以，马王堆和张家山出土《脉法》进一步证明了《内经》时代甚至更早踝上脉诊技术的内容。
近数十年来，考古资料发现和学者们所做的文献整理、考辨工作，特别是出土的竹书帛书对研究古书体例，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新成果，推动了学术史的研究，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有助于对古籍形成过程的认识，古书的体例一般为：（1）古书不题撰人；（2）古书多无大题，而种类名、氏名及篇数字数称之；（3）古书多以单篇流行，篇题本身就是书题；（4）篇数较多的古书多带有丛编性质；（5）古书往往分合无定；（6）古书多经后人整理；（7）古书多经后人附益和增饰；（8）古人著书之义强调“意”胜于“言”，“言”胜于“笔”。[6]新发现的大量简帛书籍，与现存古书相对比，我们不难看到，在古书的产生和流传的过程中，有下列十种情况值得注意：（1）佚失无存；（2）名亡实存；（3）为今本一部；（4）后人增广；（5）后人修改；（6）经过重编；（7）合编成卷；（8）篇章单行；（9异本并存；（10）改换文字。[7]古代并没有我们现在这种装订的书，所谓“书籍”都写在竹木简板或绢帛上，容易增改变更，古人又不注意版本问题，抄写传授时改动是常有的事。因此，如果发现一两句话只能在后代才可写成，也只能说明那一两句话是后代写的，决不能证明全篇或全书都著于后代。古代子书大都是某一学派传习的资料汇编，其中不但有先生的著述、言论，也有门弟子或后学增益的学案、语录、笔记、传状、注释等内容。如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有些篇与《管子》有密切关系，尤其是《王兵》篇，其内容分别见于《管子》的《七发》、《参思》、《地图》等篇，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是《管子》袭用、割裂《王兵》篇的。这对于了解《管子》的成书过程有重要意义。同时，古代数术、方技方面的著作，也是以较早的同类著作为依据，逐渐修改、增益而成定本的。如马王堆帛书和张家山汉简中的《脉书》，可以视作《黄帝内经·灵枢》中的《经脉》篇的祖本，张家山汉简《算数书》即后来《九章算术》的源头。第二，有助于对古籍真伪的辨别和时代的判断。如今本《六韬》、《尉缭子》、《晏子春秋》、《鹖冠子》、《文子》等书，都曾被前人判为伪书，但在银雀山和马王堆汉墓中分别发现这些书的部分篇章，文字与今本大体相同。一种书从写成到流传，总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因此，这些书的著作年代当不晚于战国，今本基本上可以看作先秦古籍。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老子》，说明《老子》成书的时代最晚也晚不过战国早期。所有这些新发现的简帛佚籍都使我们对以往似乎已成定论的学术史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价。第三，有助于古籍的校读，如校正文字、阐明辞义、文义等。考古发现的古书，有些就是传世古籍的古抄本，有些虽是佚书，但与传世古籍有共同的内容，因此，它们都是可以用来校读传世古籍的极好资料。对于墓葬中出土的古籍来说，保留了更多的原本形状，避免后人的增删、附会和转抄错误，因而是真实可信的第一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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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20 05:02
由王国维提出，把发现的史料与古籍记载结合起来以考证古史的方法即“二重证据法”。
二重证据法由来：
王国维运用现*古学的成果，结合《史记》、《汉书》等文献史籍资料，对汉代边塞和烽燧的考实、玉门关址、楼兰及海头城位置的确定，西域丝绸之路的探索以及汉代边郡都尉官僚系统的职官制度的排列等汉晋木简所涉及的一系列相关问题，逐一做了详尽的考释，博大精深，对后人裨益极大。由此他创立的“二重证据法”，即“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对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仔细考察王国维的治学路径，这一方法实形成于他在日本期间，与罗振玉共同考释汉晋木简，写作《流沙坠简》之时。其后他又将此方法运用于甲骨文、金文和敦煌文书研究中，成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代巨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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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20 05: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