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体中用的产生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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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30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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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28 01:03
1861年洋务派思想家冯桂芬在《校邠庐*》一书中首先提出“中体西用”思想，他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此后，李鸿章、郭嵩焘、薛福成、王韬、沈毓桂等一批留心时务的人都曾对此有所探讨。郑观应在《盛世危言》的《西学》篇中说：“中学其体也，西学其未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较早一字不差地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是沈寿康，1896年4月他发表了《匡时策》，其中有：“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后来张之洞在其《劝学篇》中的《议学》篇中写道：“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全书四万言，对中体西用进行了详尽的解释和发挥。
对于西方近代文化，顽固派采取了一概拒绝的态度，主张“夷夏之辩”，洋务派则采取比较开放的态度，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体西用”是洋务派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原则，也是洋务派回击顽固派进攻的武器。中学，即孔孟之道和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是不可变的。西学，即西方的生产技艺，可以用来作为巩固封建统治的手段和工具。“中体西用”具有兴西学和保中学的双重性质。
洋务运动时期，甚至到戊戌变法期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直是当时的流行语，“举国以为至言”（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转引自阮芳纪等编的《洋务运动史论文选》，第328页）。说明“中体西用”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年青的西方文化以波涛汹涌之势冲击着古老的中国文化，高势能的资产阶级文化同低势能的封建文化展开了殊死搏斗。“中体西用”正是这场交锋的天然产儿，虽然缺乏先进的社会存在基础使它仅仅存在了三十多年便英年早逝了，但作为在中西文化矛盾冲突中的一种重要的回应方式，这种观念却流行了一百多年，至今仍影响着现代中国一些人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