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后、出现的“中、西、马”三种文化系指什么大神们帮帮忙

发布网友发布时间：2022-04-30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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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时间：2023-10-09 02:40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我教学与研究工作的重点是中国古代哲学，自从接受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的任务后，重心转到中国现当代哲学和思想文化方面来了。到底怎样给现代新儒学定位？我认为必须把它放到中国现代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格局中来考察，即在“五四”以来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分”的思想格局中，它处于什么地位，明确了研究对象才能决定我们的研究立场。三大思潮的对峙和分歧在于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看法不同，集中表现为对中、西、马三“学”即三种文化资源的态度不同。现代新儒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主要代表，对它进行研究可能有三种态度：自由主义西化派把它看作是与现代化完全逆向的一种精神力量，基本上是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文化保守派学者自然十分欣赏甚至高度认同它的基本观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派学者赞赏它反对全盘西化、维护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立场，但却不能同意它对历史、文化的唯心主*释，也不赞成走所谓“儒家资本主义”道路。我们的理论立场决定了不能取前两种态度，而是只能持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态度和有扬有弃的态度，“同情地理解、客观地评价、批判地超越”的态度。在你提到的1990年的那次谈话中，我也是从中国现代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角度，来总结上个世纪发生的几次文化论争，认为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派、保守主义的“复兴儒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派，“是80年代文化讨论中三个最主要的思想派别，它们之间的对立斗争和统一关系，仍然没有超出‘五四’时期业已形成的思想格局，是70年来的文化论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延伸”[1]。也是在这次谈话中，我把综合创新文化观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四句话，来表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派对待古今中外文明成果的基本态度，既不走“全盘西化”和“回归传统”两条极端路线，也不取“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的折中态度，而是从中国有几千年文明传统的国情出发，从中国必须适应世界现代化潮流的大势出发，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都要采取分析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有选择地批判继承和吸收，在综合古今中外文化之长的基础上创造中国的新文化。我认为这种文化方针用张岱年先生倡导的“综合创新”论来概括是最恰当的。因为从李大钊的“第三种文明”（“灵肉一致的文明”）到*的“古今中外法”，从张申府、张岱年的“三流合一”、“创造的综合”说，到建国后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中国马克思主义派对待先前的文明成果一直是持辩证分析的、开放的、前瞻的、综合创新的态度，用*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古代的也要，现代的也要，外国的也要，中国的也要；把古代的变为自己的，和现代的结合起来，把外国的变为自己的，和中国的结合起来，古今结合，中外结合，变成我的。这与“全盘西化”派只要西方现代的不要中国古代的，“全盘儒化”派只要中国传统的不要西方现代的明显不同。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特点就是在思想方法上坚持了唯物辩证法，所以对待古今中外文化都能采取科学分析和根据现实需要来取舍的态度。虽然中国自近代以来就有古今中西之争，一百多年前就有“西学中源”、“中体西用”、“唯泰西是效”等说，也有平情地看待中西文化、促其互相融合的观点，但只有“五四”以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派学者，才提出了综合中西文化之长、创造“第三种文明”即社会主义新文明的主张，对古今中西之争作出了既符合国情又符合历史辩证法的解决。“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文化方针的正确性和可行性，已在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中得到了充分证明。那么后来为什么又要提出“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新概括呢？这是因为中国现当代文化面对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处理中、西、马的关系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决定着中国文化的不同走向。“全盘西化”、“复兴儒学”、“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等文化主张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不考虑或者有意忽略马克思主义这个维度，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西学”，并没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因此只需要对古今中西之争作出回答，而对“五四”后马克思主义已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实际上已成为决定20世纪中国文化走向之“主潮”的事实视而不见，以为只要这么一“忽略”它就不存在了，就可以按照他们的愿望要么搞“全盘西化”要么搞“全盘儒化”了。显然这是一种鸵鸟*，是一种回避现实的态度。因此，全面阐明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文化观，除了要回答古今中西关系问题之外，还必须正面回答中、西、马的关系问题，说明中、西、马三“学”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中各处于什么地位，分别作出了什么贡献，它们又是如何有机地整合在一起而发挥综合创新功能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提到张申府、张岱年等前辈学者的贡献。他们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提出了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和主导的中、西、马“三流合一”说，认为“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实际上乃是以唯物论为基础而吸收理想与解析，以建立一种广大深微的唯物论”。张岱年先生在80年代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也是主张“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指导下，以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来综合中西文化之所长而创新中国文化”。在中国新文化中，如果排斥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主导（指导）地位，那就不能保证它的社会主义方向，也根本谈不上“三流合一”了。“马魂、中体、西用”的概括，正是以张先生的上述思想为出发点，不过在文化体用问题上有一些新的思考和变通的提法而已。因此在我看来，上述两个概括都是可以成立的，在内容上可以互相补充，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马魂、中体、西用”论是对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发展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