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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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30 1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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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30 01:43
【解释一】：
【解释二】：
“举”的古义，有举行、发动、举动之义，还有选拔之义，如汉代有举孝廉的人材选拔制度，**从基层推荐的公认孝敬、廉洁而有才学的人中选拔各级干部。
“直”有正直、正确、有价值之义。
“错”有废弃、放弃之义，还通于“措”，是施行之义。
“诸”在此，是“之于”之义，之是代词，于是到、至于的意思。
“枉”有与正直、正确相对的弯曲之义。
*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就是指全部的国家机构，即包括全部立法、司法和行政机构，它可以视为等同于国家；狭义的*，就只是包括国家的行政机关。*行为就是指*根据*和法律，通过*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事务进行组织、管理和控制的活动，是国家权力的运用和实施。出*的特性：强制性和公共性即社会性。
*行为的意义包括物质、精神、经济、文化、*的诸内涵。但其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要有公信力。中国百姓是天下最善良的百姓了，只要不打碎他们最后一块饭碗，不夺去他们最后一口粮食，他们就会忍受所有的欺压和侮辱。平等、自由等*观念仅是十九世纪刚刚登陆中国而已。
以往的2600年中，*行为通常通过*的行为来体现。如战国时期，西门豹治理邺县(今河北临漳县)时，当地巫婆与官吏勾结假借祭河神欺诈百姓敛财害命，西门公智斗贼巫恶吏，大快民心，他还发动老百姓开凿了十二条大渠，把漳河水引到田里，灌溉庄稼。从此，漳河两岸年年丰收。当他用行政手段征发百姓开渠时，人们并不理解西门公的行为，以为是劳民伤财之举，西门豹说，虽然今天人们认为我让百姓劳苦，但百年后一定会记得我今天所作的事，完全是为着百姓啊!果然在汉朝时，*们在修道路时计划改动当年西门豹所开凿的大渠，百姓们强烈表示不同意，大家慷慨地说：“这是西门公为我们开发的渠啊，我们不可以改动它!” 西门豹亲手主持兴办的引漳十二渠，使邺的田地“成为膏腴”，每亩粮食产量较修渠前提高了八倍以上。水利的开发加速了经济的发展，魏国也随之富强起来。此项工程的灌溉效益一直延续到唐代至德年间(公元756?58年)，有一千多年。《史记》称赞他道：“故西门令为邺令，名闻天下，泽流后世，无绝已时，几可谓非贤大夫哉！”西门豹死后，邺地百姓在他治水的地方兴建了西门豹大夫庙和投巫池。宋、明、清三朝还为他树立了碑碣。直到现在，河北临漳地区还有一条渠，叫西门子渠。它也是一个纪念碑，记载着两千四百多年前这位良吏的*功绩和人民群众对他的崇敬与感念。
同样还是这位西门公，还玩了一次献印弃官。他治理邺县，清正廉明，兢兢业业，可魏文侯派员“考核”的政绩是“差”，魏文侯一怒要“收其玺”。西门豹要求留职察看一年“以观后效”。第二年，他改弦易辙，搜刮民脂民膏，结果 “考核”政绩为“优”。西门豹取出印玺还给魏文侯说：“去年，我为你治理邺县，你要撤我的职；今年，我是为你的‘左右’，你倒评我个‘优’，我不干了！”
西门豹的献印无非说明是官场*和黑暗，他一心一意工作，“甚简左右”，当然也就没给魏文侯的“左右”塞“红包”、摆宴席，更没有让他们吃拿卡要甚至吃不完兜着走，结果以上佳的政绩获得“差”的评定，第二年，他“懂规矩”了，学“乖巧”了，把横征暴敛得来的钱财“急事左右”，也就是大把大把地塞到上级领导和监察人员的腰包去，考查团下来，更是“水陆俱陈”，于是从下到上皆大欢喜，于是什么实际能力、工作水平、业务绩效，统统不重要，关键是你会不会“拍”、 “捧”、“玩”，这三招用的得法，可以左右上级的“左右”，而上级的“左右”又可以左右*领导。
这故事令人想到当前的反腐倡廉。反腐这么久，揭出了那么多触目惊心的案子，为什么不能警示后人？“吃喝风”“贿赂风”屡禁不止，有的地方甚至愈演愈烈，由明的变暗的，由礼物变票子，甚至出现了贿赂黑市的明码标价，买名誉、买功绩、买待遇、买官做，五花八门，名目繁多……问题就在于制度的不健全与法制的低能。还有每一个*的道德素质。
中国在十九世纪以前都是人治社会，天下万民的祸福系于一人的德性。强调君主与官僚阶层的以德治天下，少数贵族们的实际行为导致了*的行为是利民的还是害民的。*说，*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他还说，领导者的任务主要是两条，一是出主意，二是选干部。*的关键问题是*问题，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就懂得相关的道理。
春秋时期，公、侯、卿、大夫基本上是世袭的世官制。孔子反对建立在血统关系上的世官制，他蔑视当时的众多执政者。当子贡问当今从政者的情况时，孔子说： “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斗容十升，筲容五升，斗筲之人即器量狭小之人。何足算，不足算数，犹如不值一提、不足道哉。
孔子提出了*举荐制，“举直错诸枉”“举贤才”，具有进步意义。举用正直之人，废弃邪枉之人，则人民信服。话虽如此，但古代曾有一首诗说明道德判断之不可能：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 若使当年身便死， 一生真伪有谁知。
人的道德往往与他的表现不一致，满口道德仁义者却可能是大奸大恶之徒；人的道德的复杂性远非人的智力可以把握；杀人犯同时可能是个孝子，小偷可能抢救过落水儿童；人的道德可能随着时间、地位、财富而改变，因此对一个人的当前道德判断并不能保证长期有效，一个原来忠厚的人，当了官之后反而贪污*、劣迹斑斑。
因此，中国古代根据人的道德水平来选拔人的制度固有些道理，但没有一套合理的法律制度来约束权力阶层的行为，也决定了封建时代人治社会必然要被法治社会取代。
道德品质靠学问修养来养成，而人是会受社会方方面面因素的影响，比如，金钱、权力、地位、名望等，可以令一个人前后判若两人。比如司马光，在他编辑的《资治通鉴》中军宣称权力阶层应该谦逊纳言、兼听则明，孰料他一旦执掌大权，就执意毁坏王安石的改革成果，给国家带来巨大的创伤。但同朝代的王安石与苏东坡则相反，无论在朝在野都没有改变他们一惯的为人作风，然而他们却是*上的失败者。他们利民强国的宏图大略没有得到应有的施展就被守旧势力无情地毁灭了。
现代先进国家不片面相信权力阶层的道德，以法律制度达成权力的相互制约防止人性中的恶劣的成分。一切有了权力的人都有可能误用公共权力；健全的法律制度可以*权力的误用。可以通过权力的相互制约，通过民主的公议，让公正压制着错误，民就会信服；让错误压制着公正，民就不信服。”
*行为的 “公正严明”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老百姓几千年来的理想。只是过去，老百姓把这样理想的实现寄托在“清官”或“贤君”的身上，数千年的历史与现实都证明这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而今天的中国老百姓希望合理的*改革与法制的健全，可以一旦发现为政者不公正，能用和平的方式将其更换。对于为政者来说，能始终做到让公正压制着错误，在今天依然是为政的一条正道。这要靠**改革来达成。
历史证明标榜人治与德治的2600年来，中国*上任人不一定唯贤，而贤人有可能误用权力，统治阶层一切仁义道德的口号在大多数时候不过是一种小聪明的表演，而贪暴颟顸依然如故，民生凋蔽依然如故，令中国善良百姓对于*大失所望。所以最终导致十九世纪初民主、法制的观念被从欧洲引渡到中国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