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岳飞像郭子仪那样低调,那么他的结局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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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07-11 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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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08-05 19:30
岳飞之死，源于他与统治阶级的利益背道而驰。
政治智慧、明哲保身、中庸之道，这些字眼在我们的文化中，貌似是聪明、机智的代名词；反之，那些无视潜规则，曾经、或者尝试违背大多数人意愿的人，即使历史证明了他的正确性，但在当时，他往往会被视为特立独行的另类，饱受打击、拆台乃至人道毁灭。
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的民族英雄岳飞，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嘲笑他政治水平低下、只知做事却不识大体，风波亭之死是他咎由自取。
对于生成这种逻辑的氛围，柏杨先生曾给出过一个辛辣的描绘：酱缸文化。在他看来，任何文化都像一条大河，一旦时间过久，失去了自我更新能力后，那些负面阴暗的东西就开始沉淀在河底，久而久之，“变成一潭死水，愈沉愈多，愈久愈腐，就成了一个酱缸，一个污泥坑，发酸发臭。”
身处在这样一个大酱缸中，人们会丧失了分辨是非的能力，缺乏道德的勇气，没有是非曲直，没有对错黑白，万事只看是否对自己有利，逐渐变得自私、猜忌，互相倾轧、绝不合作。
这些观点也许有些偏激，但用来形容岳飞的境遇最合适不过。
岳飞之所以被杀，是这种酱缸文化的生动体现。
有点观点认为，是他“直捣黄龙、迎回二圣”的雄心壮志，无视现成的皇帝宋高宗，才招来了杀身之祸。然而实际上并不是这么简单，岳飞违背的不是皇帝一个人的意愿，而是当时统治阶层整体诉求的压力。
宋朝与之前的大一统王朝有个最明显的区别
：
秦汉、隋唐建立后，被君臣们视为当务之急的，无一例外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打压外敌，被中原王朝视作巩固统治统治的基本前提。西汉立国之初虽力量有限，但仍在忍辱负重数十年后奋起反击，通过上百年的鏖战彻底击溃了敌人。因此，匈奴、突厥虽一度空前强大，但“不幸”面临了秦汉、隋唐，最终灰溜溜的败下阵来，一部分融入中原、一部分被迫迁徙。
宋朝建立之初，也曾进行过这方面的尝试，但在受挫后不得不通过澶渊之盟达成了暂时的和平。这与西汉初年的白登之围、唐朝初期的便桥之盟颇有几分相似。
但相似的开头，不代表相同的结局。
汉唐的委曲求全，是为了积攒力量，将来百倍奉还给敌人；其后汉唐君臣励精图治，文治武功齐头并进，在强盛的国力、军力的支持下，汉朝让匈奴人哀歌“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唐朝一战灭敌国，曾经不可一世的东突厥颉利可汗被活捉带到长安、数年后郁郁而终。
当然，战争不是目的，而是拓宽政权生存空间、维护中原文明体系、明确藩属地位的必要手段。
而宋朝则走向了另一条路。在以缴纳岁币、结为兄弟之国为代价换来和平后，宋朝统治者为了避免重蹈前代军阀割据的覆辙，推行了重文轻武、重内轻外的基本国策，“与士大夫共天下”，中原的经济和秩序确实是逐渐恢复了，但尚武的精神、强大的军力也随之被弃。
不过因此就说宋朝皇帝没有进取心，那是不公平的。宋神宗在位时，曾经立志振兴中原，收付燕云十六州失地，一洗祖宗的前耻，因此他不惜力排众议，启用了王安石推行一揽子强国强军变法。
但改革就意味着利益重新分配，强军就会带来权力分给军人，结果就是唱反调的比办事的多，改革变成了四不像。永乐之役，20多万宋军灰飞烟灭，宋神宗临朝痛哭，几乎等同宣告了变法的失败。几年后，宋神宗和王安石相继去世，北宋的命运几乎被注定。
而到了岳飞的时代，南宋君臣在金军铁骑的驱赶下，惶惶不可终日般逃到江南；而在敌人的咄咄进逼之下，宋军几乎连续失败了十余年，偏安一隅看起来都似乎成了奢望。直至在一众武将以及军民的拼死抵抗下，陆续取得了刘錡顺昌大捷、牛皋京西之胜、岳飞郾城大捷等一些列难得的胜利后，金军遭受重大挫折，占据中原的信心一度被动摇，“虏人经此大败，方有怯中国之意”。
用我们如今事后诸葛亮的视角来看，若当时南宋上下一心，趁着金军立足未稳、统治未定，围绕着收复中原的目标而努力，岳飞的豪言并非触不可及。
但是，打仗就意味着源源不断的花钱，掌握着经济命脉的地主阶级们自然不愿意割自己的肉；朝廷围绕着战争运转，意味着军人们的地位在这个过程中会空前提高，改变以往文官们在朝廷呼风唤雨的格局；如果收复了中原，重建工作又将需要一大批真金白银的花费，这笔钱谁出？
与其压上老本，冒着权利被分割的风险，不如维持现状，保证现有的利益。掌握着南宋话语权的文官们，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默契的支持宋高宗偏安一隅。而岳飞等人的胜利，则成了用来谈判的砝码。
因此，岳飞之所以被杀，不是因为他没有政治智慧，关键在于他的民族心、爱国心，在致力于维持现状、保证利益的士大夫阶层看来，是破坏和谐局面的害群之马。因此，联手做掉他就成了最佳的方案。
而郭子仪面临的则是另一种情况：仅仅是功高震主而已。
郭子仪被称为大唐中兴名将，有再造大唐之功。他先担纲主力平定安史之乱，其后又平定河中兵变，驱逐吐蕃、收复长安，后来多次击败吐蕃、党项的入侵。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他从事的“工作”，是符合唐朝廷上下利益的。他的问题就在于功劳过大、爵位过高，自然会引起皇帝的忌惮、其他大臣的嫉妒。
而郭子仪的对策也很简单：认怂、低调。宦官鱼朝恩挖了郭子仪父亲的坟墓，他不仅不记恨，反而与对方坦诚相见、毫无保留；平日里大开大门，任由人出入；毫无高官架子，老婆女儿洗头，也吆喝他递毛巾倒水；极端听话，皇帝一声令下，郭子仪可以丢下所有事立即报到。
但即使是这样，唐德宗即位后。郭子仪仍旧被剥夺了实权。
所以说，岳飞和郭子仪，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情况。前者的“原罪”是违背了统治阶层的利益诉求，所以只有死路一条；后者与统治阶层利益一致，但面临着封建时代能臣的普遍难题：功高震主。
因此，郭子仪凭借高超的“政治智慧、明哲保身”，幸运躲过了一死；但若岳飞也同样明哲保身的话，意味着他要放弃自己收复中原的大志，安安心心做一个统治阶级希望的“听话爪牙”，甚至还能分得一些利益。
如此一来，他也许会保住命，但南宋将会少了一个胸怀梦想的英雄，多了一个听话的武将，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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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08-05 19:31
岳飞之死，源于他与统治阶级的利益背道而驰。
政治智慧、明哲保身、中庸之道，这些字眼在我们的文化中，貌似是聪明、机智的代名词；反之，那些无视潜规则，曾经、或者尝试违背大多数人意愿的人，即使历史证明了他的正确性，但在当时，他往往会被视为特立独行的另类，饱受打击、拆台乃至人道毁灭。
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的民族英雄岳飞，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嘲笑他政治水平低下、只知做事却不识大体，风波亭之死是他咎由自取。
对于生成这种逻辑的氛围，柏杨先生曾给出过一个辛辣的描绘：酱缸文化。在他看来，任何文化都像一条大河，一旦时间过久，失去了自我更新能力后，那些负面阴暗的东西就开始沉淀在河底，久而久之，“变成一潭死水，愈沉愈多，愈久愈腐，就成了一个酱缸，一个污泥坑，发酸发臭。”
身处在这样一个大酱缸中，人们会丧失了分辨是非的能力，缺乏道德的勇气，没有是非曲直，没有对错黑白，万事只看是否对自己有利，逐渐变得自私、猜忌，互相倾轧、绝不合作。
这些观点也许有些偏激，但用来形容岳飞的境遇最合适不过。
岳飞之所以被杀，是这种酱缸文化的生动体现。
有点观点认为，是他“直捣黄龙、迎回二圣”的雄心壮志，无视现成的皇帝宋高宗，才招来了杀身之祸。然而实际上并不是这么简单，岳飞违背的不是皇帝一个人的意愿，而是当时统治阶层整体诉求的压力。
宋朝与之前的大一统王朝有个最明显的区别
：
秦汉、隋唐建立后，被君臣们视为当务之急的，无一例外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打压外敌，被中原王朝视作巩固统治统治的基本前提。西汉立国之初虽力量有限，但仍在忍辱负重数十年后奋起反击，通过上百年的鏖战彻底击溃了敌人。因此，匈奴、突厥虽一度空前强大，但“不幸”面临了秦汉、隋唐，最终灰溜溜的败下阵来，一部分融入中原、一部分被迫迁徙。
宋朝建立之初，也曾进行过这方面的尝试，但在受挫后不得不通过澶渊之盟达成了暂时的和平。这与西汉初年的白登之围、唐朝初期的便桥之盟颇有几分相似。
但相似的开头，不代表相同的结局。
汉唐的委曲求全，是为了积攒力量，将来百倍奉还给敌人；其后汉唐君臣励精图治，文治武功齐头并进，在强盛的国力、军力的支持下，汉朝让匈奴人哀歌“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唐朝一战灭敌国，曾经不可一世的东突厥颉利可汗被活捉带到长安、数年后郁郁而终。
当然，战争不是目的，而是拓宽政权生存空间、维护中原文明体系、明确藩属地位的必要手段。
而宋朝则走向了另一条路。在以缴纳岁币、结为兄弟之国为代价换来和平后，宋朝统治者为了避免重蹈前代军阀割据的覆辙，推行了重文轻武、重内轻外的基本国策，“与士大夫共天下”，中原的经济和秩序确实是逐渐恢复了，但尚武的精神、强大的军力也随之被弃。
不过因此就说宋朝皇帝没有进取心，那是不公平的。宋神宗在位时，曾经立志振兴中原，收付燕云十六州失地，一洗祖宗的前耻，因此他不惜力排众议，启用了王安石推行一揽子强国强军变法。
但改革就意味着利益重新分配，强军就会带来权力分给军人，结果就是唱反调的比办事的多，改革变成了四不像。永乐之役，20多万宋军灰飞烟灭，宋神宗临朝痛哭，几乎等同宣告了变法的失败。几年后，宋神宗和王安石相继去世，北宋的命运几乎被注定。
而到了岳飞的时代，南宋君臣在金军铁骑的驱赶下，惶惶不可终日般逃到江南；而在敌人的咄咄进逼之下，宋军几乎连续失败了十余年，偏安一隅看起来都似乎成了奢望。直至在一众武将以及军民的拼死抵抗下，陆续取得了刘錡顺昌大捷、牛皋京西之胜、岳飞郾城大捷等一些列难得的胜利后，金军遭受重大挫折，占据中原的信心一度被动摇，“虏人经此大败，方有怯中国之意”。
用我们如今事后诸葛亮的视角来看，若当时南宋上下一心，趁着金军立足未稳、统治未定，围绕着收复中原的目标而努力，岳飞的豪言并非触不可及。
但是，打仗就意味着源源不断的花钱，掌握着经济命脉的地主阶级们自然不愿意割自己的肉；朝廷围绕着战争运转，意味着军人们的地位在这个过程中会空前提高，改变以往文官们在朝廷呼风唤雨的格局；如果收复了中原，重建工作又将需要一大批真金白银的花费，这笔钱谁出？
与其压上老本，冒着权利被分割的风险，不如维持现状，保证现有的利益。掌握着南宋话语权的文官们，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默契的支持宋高宗偏安一隅。而岳飞等人的胜利，则成了用来谈判的砝码。
因此，岳飞之所以被杀，不是因为他没有政治智慧，关键在于他的民族心、爱国心，在致力于维持现状、保证利益的士大夫阶层看来，是破坏和谐局面的害群之马。因此，联手做掉他就成了最佳的方案。
而郭子仪面临的则是另一种情况：仅仅是功高震主而已。
郭子仪被称为大唐中兴名将，有再造大唐之功。他先担纲主力平定安史之乱，其后又平定河中兵变，驱逐吐蕃、收复长安，后来多次击败吐蕃、党项的入侵。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他从事的“工作”，是符合唐朝廷上下利益的。他的问题就在于功劳过大、爵位过高，自然会引起皇帝的忌惮、其他大臣的嫉妒。
而郭子仪的对策也很简单：认怂、低调。宦官鱼朝恩挖了郭子仪父亲的坟墓，他不仅不记恨，反而与对方坦诚相见、毫无保留；平日里大开大门，任由人出入；毫无高官架子，老婆女儿洗头，也吆喝他递毛巾倒水；极端听话，皇帝一声令下，郭子仪可以丢下所有事立即报到。
但即使是这样，唐德宗即位后。郭子仪仍旧被剥夺了实权。
所以说，岳飞和郭子仪，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情况。前者的“原罪”是违背了统治阶层的利益诉求，所以只有死路一条；后者与统治阶层利益一致，但面临着封建时代能臣的普遍难题：功高震主。
因此，郭子仪凭借高超的“政治智慧、明哲保身”，幸运躲过了一死；但若岳飞也同样明哲保身的话，意味着他要放弃自己收复中原的大志，安安心心做一个统治阶级希望的“听话爪牙”，甚至还能分得一些利益。
如此一来，他也许会保住命，但南宋将会少了一个胸怀梦想的英雄，多了一个听话的武将，仅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