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办理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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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07-02 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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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08-25 23:5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最高人民*、最高人民*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1〕7号)(以下简称《解释》)、《最高人民*、最高人民*、*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16〕32号)(以下简称《意见》)，办理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除了要把握普通诈骗案件的基本要求外，还要特别注意以下问题：
一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界定;
二是犯罪形态的审查;
三是诈骗数额及发送信息、拨打电话次数的认定;
四是共同犯罪及主从犯责任的认定;
五是关联犯罪事前通谋的审查;
六是电子数据的审查;
七是境外证据的审查。
一、审查证据的基本要求
(一)审查逮捕
1.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事实
(1)证明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证据主要包括：
报案登记、受案登记、受案笔录、立案决定书、破案经过、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被害人银行开户申请、开户明细单、银行转账凭证、银行账户交易记录、银行汇款单、网银转账记录、第三方支付结算交易记录、手机转账信息等证据。
*电信网络诈骗还可能需要有国外有关部门出具的与案件有关的书面材料。
(2)证明电信网络诈骗行为的危害结果①证明诈骗数额达到追诉标准的证据：
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银行转账凭证、汇款凭证、转账信息、银行卡、银行账户交易记录、第三方支付结算交易记录以及其他与电信网络诈骗关联的账户交易记录、犯罪嫌疑人提成记录、诈骗账目记录等证据以及其它有关证据。
②证明发送信息条数、拨打电话次数以及页面浏览量达到追诉标准的证据：
QQ、微信、skype等即时通讯工具聊天记录、CDR电话清单、短信记录、电话录音、电子邮件、远程勘验笔录、电子数据鉴定意见、网页浏览次数统计、网页浏览次数鉴定意见、*、语音软件的登录情况及数据、拨打电话记录内部资料以及其他有关证据。
2. 有证据证明诈骗行为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1)言词证据：
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等，注意审查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行为方式与被害人陈述的被骗方式、交付财物过程或者其他证据是否一致。
对于团伙作案的，要重视对同案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的审查，梳理各个同案犯罪嫌疑人的指证是否相互印证。
(2)有关资金链条的证据：
银行转账凭证、交易流水、第三方支付交易记录以及其他关联账户交易记录、现场查扣的书证、与犯罪关联的银行卡及申请资料等，从中审查相关银行卡信息与被害人存款、转移赃款等账号有无关联，资金交付支配占有过程;
犯罪嫌疑人的短信以及QQ、微信、skype等即时通讯工具聊天记录，审查与犯罪有关的信息，是否出现过与本案资金流转有关的银行卡账号、资金流水等信息。
要注意审查被害人转账、汇款账号、资金流向等是否有相应证据印证赃款由犯罪嫌疑人取得。
对诈骗集团租用或交叉使用账户的，要结合相关言词证据及书证、物证、勘验笔录等分析认定。
(3)有关信息链条的证据：
侦查机关远程勘验笔录，远程提取证据笔录，CDR电话清单、查获的手机IMEI串号、语音网关设备、路由设备、交换设备、手持终端等。
要注意审查诈骗窝点物理IP地址是否与所使用电话CDR数据清单中记录的主叫IP地址或IP地址所使用的线路(包括此线路的账号、用户名称、对接服务器、语音网关、手持终端等设备的IP配置)一致，电话CDR数据清单中是否存在被害人的相关信息资料，改号电话显示号码、呼叫时间、电话、IP地址是否与被害人陈述及其它在案证据印证。
在电信网络诈骗窝点查获的手机IMEI串号以及其他电子作案工具，是否与被害人所接到的诈骗电话显示的信息来源一致。
(4)其他证据：
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出入境记录、户籍证明材料、在境外使用的网络设备及虚拟网络身份的网络信息，证明犯罪嫌疑人出入境情况及身份情况。
诈骗窝点的纸质和电子账目报表，审查时间、金额等细节是否与被害人陈述相互印证。
犯罪过程中记载被害人身份、诈骗数额、时间等信息的流转单，审查相关信息是否与被害人陈述、银行转账记录等相互印证。
犯罪嫌疑人之间的聊天记录、诈骗脚本、内部分工、培训资料、监控视频等证据，审查犯罪的具体手法、过程。
购买作案工具和资源(手机卡、银行卡、POS机、服务器、木马病毒、*、公民个人信息等)的资金流水、电子数据等证据。
3. 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具有诈骗的主观故意(1)证明犯罪嫌疑人主观故意的证据：
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证人证言、同案犯指证;
诈骗脚本、诈骗信息内容、工作日记、分工手册、犯罪嫌疑人的具体职责、地位、参与实施诈骗行为的时间等;
赃款的账册、分赃的记录、诈骗账目记录、提成记录、工作环境、工作形式等;
短信、QQ、微信、skype等即时通讯工具聊天记录等，审查其中是否出现有关诈骗的内容以及诈骗专门用的黑话、暗语等。
(2)证明提供帮助者的主观故意的证据：
提供帮助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的指证、证人证言;
双方短信以及QQ、微信、skype等即时通讯工具聊天记录等信息材料;
犯罪嫌疑人的履历、前科记录、行政处罚记录、双方资金往来的凭证、犯罪嫌疑人提供帮助、协助的收益数额、取款时的监控视频、收入记录、处罚判决情况等。
(二)审查起诉除审查逮捕阶段证据审查基本要求之外，对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审查起诉工作还应坚持“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保证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的事实均已排除合理怀疑。
1. 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发生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事实(1)证明电信网络诈骗事实发生。
除审查逮捕要求的证据类型之外，*电信网络诈骗还需要有出入境记录、飞机铁路等交通工具出行记录，必要时需国外有关部门出具的与案件有关的书面证据材料，包括原件、翻译件、使领馆认证文件等。
(2)证明电信网络诈骗行为的危害结果①证明诈骗数额达到追诉标准的证据：
能查清诈骗事实的相关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交易凭证、第三方支付结算交易记录以及其他与电信网络诈骗关联的账户交易记录、犯罪嫌疑人的诈骗账目记录以及其它有关证据。
需要特别注意“犯罪数额接近提档”的情形。
当诈骗数额接近“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一般掌握在80%以上，即达到2.4万元、40万元)，根据《解释》和《意见》的规定，具有《意见》第二条第二款“酌情从重处罚”十种情形之一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提高一档量刑。
②证明发送信息条数、拨打电话次数以及页面浏览量达到追诉标准的证据类型与审查逮捕的证据类型相同。
2. 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诈骗行为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1)有关资金链条的证据。
重点审查被害人的银行交易记录和犯罪嫌疑人持有的银行卡及账号的交易记录，用于查明被害人遭受的财产损失及犯罪嫌疑人诈骗的犯罪数额;
重点审查犯罪嫌疑人的短信，以及QQ、微信、skype等即时通讯工具聊天记录，用于查明是否出现涉案银行卡账号、资金流转等犯罪信息，赃款是否由犯罪嫌疑人取得。
此外，对诈骗团伙或犯罪集团租用或交叉使用多层级账户洗钱的，要结合资金存取流转的书证、监控录像、辨认笔录、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等证据分析认定。
(2)有关人员链条的证据。
电信网络诈骗多为共同犯罪，在审查刑事责任年龄、刑事责任能力方面的证据基础上，应重点审查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手机通信记录等，通过自供和互证，以及与其他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查明各自的分工和作用，以区分主、从犯。
对于分工明确、有明显首要分子、较为固定的组织结构的三人以上固定的犯罪组织，应当认定为犯罪集团。
言词证据及有关信息链条的证据与审查逮捕的证据类型相同。
3. 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具有诈骗的主观故意证明犯罪嫌疑人及提供帮助者主观故意的证据类型同审查逮捕证据类型相同。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犯罪嫌疑人各自分工不同，其供述和辩解也呈现不同的证明力。
一般而言，专门行骗人对于单起事实的细节记忆相对粗略，只能供述诈骗的手段和方式;
专业取款人对于取款的具体细目记忆也粗略，只能供述大概经过和情况，重点审查犯罪手段的同类性、共同犯罪人之间的关系及各自分工和作用。
二、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在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审查逮捕、审查起诉中，要根据相关法律、司法解释等规定，结合在案证据，重点注意以下问题：
(一)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界定1.此罪彼罪在一些案件中，尤其是利用网络钓鱼、木马链接实施犯罪的案件中，既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的诈骗行为，又可能存在秘密窃取的行为，关键要审查犯罪嫌疑人取得财物是否基于被害人对财物的主动处分意识。
如果行为人通过秘密窃取的行为获取他人财物，则应认定构成盗窃罪;
如果窃取或者骗取的是他人信用卡资料，并通过互联网、通讯终端等使用的，根据《最高人民*、最高人民*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9]19号)，则可能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如果通过电信网络技术向不特定多数人发送诈骗信息后又转入接触式诈骗，或者为实现诈骗目的，线上线下并行同时进行接触式和非接触式诈骗，应当按照诈骗取财行为的本质定性，虽然使用电信网络技术但被害人基于接触被骗的，应当认定普通诈骗;
如果出现电信网络诈骗和合同诈骗、保险诈骗等特殊诈骗罪名的竞合，应依据刑法有关规定定罪量刑。
2. 追诉标准低于普通诈骗犯罪且无地域差别追诉标准直接决定了法律适用问题甚至罪与非罪的认定。
《意见》规定，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实施诈骗，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以上的，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
而《解释》规定，“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的，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
因此，电信网络诈骗的追诉标准要低于普通诈骗的追诉标准，且全国统一无地域差别，即犯罪数额达到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二)犯罪形态的审查1. 可以查证诈骗数额的未遂电信网络诈骗应以被害人失去对被骗钱款的实际控制为既遂认定标准。
一般情形下，诈骗款项转出后即时到账构成既遂。
但随着银行自助设备、第三方支付平台陆续推出“延时到账”“撤销转账”等功能，被害人通过自助设备、第三方支付平台向犯罪嫌疑人指定账户转账，可在规定时间内撤销转账，资金并未实时转出。
此种情形下被害人并未对被骗款项完全失去控制，而犯罪嫌疑人亦未取得实际控制，应当认定为未遂。
2.无法查证诈骗数额的未遂根据《意见》规定，对于诈骗数额难以查证的，犯罪嫌疑人发送诈骗信息五千条以上，或者拨打诈骗电话五百人次以上，或者在互联网上发布诈骗信息的页面浏览量累计五千次以上，可以认定为诈骗罪中“其他严重情节”，以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
具有上述情形，数量达到相应标准十倍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以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
(三)诈骗数额及发送信息、拨打电话次数的认定1.诈骗数额的认定(1)根据犯罪集团诈骗账目登记表、犯罪嫌疑人提成表等书证，结合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等言词证据，认定犯罪嫌疑人的诈骗数额。
(2)根据经查证属实的银行账户交易记录、第三方支付结算账户交易记录、通话记录、电子数据等证据，结合已收集的被害人陈述，认定被害人人数及诈骗资金数额。
(3)对于确因客观原因无法查实全部被害人，尽管有证据证明该账户系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且犯罪嫌疑人无法说明款项合法来源的，也不能简单将账户内的款项全部推定为“犯罪数额”。
要根据在案其他证据，认定犯罪集团是否有其他收入来源，“违法所得”有无其他可能性。
如果证据足以证实“违法所得”的排他性，则可以将“违法所得”均认定为犯罪数额。
(4)犯罪嫌疑人为实施犯罪购买作案工具、伪装道具、租用场地、交通工具甚至雇佣他人等诈骗成本不能从诈骗数额中扣除。
对通过向被害人交付一定货币，进而骗取其信任并实施诈骗的，由于货币具有流通性和经济价值，该部分货币可以从诈骗数额中扣除。
2. 发送信息、拨打电话次数的认定(1)拨打电话包括拨出诈骗电话和接听被害人回拨电话。
反复拨打、接听同一电话号码，以及反复向同一被害人发送诈骗信息的，拨打、接听电话次数、发送信息条数累计计算。
(2)被害人是否接听、接收到诈骗电话、信息不影响次数、条数计算。
(3)通过语音包发送的诈骗录音或通过网络等工具辅助拔出的电话，应当认定为拨打电话。
(4)发送信息条数、拨打电话次数的证据难以收集的，可以根据经查证属实的日发送信息条数、日拨打人次数，结合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的时间、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等相关证据予以认定。
(5)发送信息条数和拨打电话次数在法律及司法解释未明确的情况下不宜换算累加。
(四)共同犯罪及主从犯责任的认定1. 对于三人以上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应当依法认定为犯罪集团。
对于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全部犯罪处罚，并且对犯罪集团中组织、指挥、策划者和骨干分子依法从严惩处。
2. 对于其余主犯，按照其所参与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多人共同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对其参与期间该诈骗团伙实施的全部诈骗行为承担责任。
3.对于部分被招募发送信息、拨打电话的犯罪嫌疑人，应当对其参与期间整个诈骗团伙的诈骗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但可以考虑参与时间较短、诈骗数额较低、发送信息、拨打电话较少，认定为从犯，从宽处理。
4.对于专门取款人，由于其可在短时间内将被骗款项异地转移，对诈骗既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大大增加了侦查和追赃难度，因此应按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具体作用进行认定，不宜一律认定为从犯。
(五)关联犯罪事前通谋的审查根据《意见》规定，明知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通过使用销售点终端机具(POS机)刷卡套现等非法途径，协助转换或者转移财物等五种方式转账、套现、取现的，需要与直接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事前通谋的才以共同犯罪论处。
因此，应当重点审查帮助转换或者转移财物行为人是否在诈骗犯罪既遂之前与实施诈骗犯罪嫌疑人共谋或者虽无共谋但明知他人实施犯罪而提供帮助。
对于帮助者明知的内容和程度，并不要求其明知被帮助者实施诈骗行为的具体细节，其只要认识到对方实施诈骗犯罪行为即可。
审查时，要根据犯罪嫌疑人的认知能力、既往经历、行为次数和手段、与他人关系、获利情况、是否曾因电信网络诈骗受过处罚以及是否故意规避调查等主客观因素分析认定。
(六)电子数据的审查1. 电子数据真实性的审查(1)是否移送原始存储介质;
在原始存储介质无法封存、不便移动时，有无说明原因，并注明收集、提取过程及原始存储介质的存放地点或者电子数据的来源等情况。
(2)电子数据是否具有数字签名、数字证书等特殊标识。
(3)电子数据的收集、提取过程是否可以重现。
(4)电子数据如有增加、删除、修改等情形的，是否附有说明。
(5)电子数据的完整性是否可以保证。
2. 电子数据合法性的审查(1)收集、提取电子数据是否由二名以上侦查人员进行，取证方法是否符合相关技术标准。
(2)收集、提取电子数据，是否附有笔录、清单，并经侦查人员、电子数据持有人(提供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
没有持有人(提供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是否注明原因;
对电子数据的类别、文件格式等是否注明清楚。
(3)是否依照有关规定由符合条件的人员担任见证人，是否对相关活动进行录像。
(4)电子数据检查是否将电子数据存储介质通过写保护设备接入到检查设备;
有条件的，是否制作电子数据备份，并对备份进行检查;
无法制作备份且无法使用写保护设备的，是否附有录像。
(5)通过技术侦查措施，利用远程计算机信息系统进行网络远程勘验收集到电子数据，作为证据使用的，是否随案移送批准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文书和所收集的证据材料，是否对其来源等作出书面说明。
(6)对电子数据作出鉴定意见的鉴定机构是否具有司法鉴定资质。
3. 电子数据的采信
(1)经过*机关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可以采信的电子数据：
未以封存状态移送的;
笔录或者清单上没有侦查人员、电子数据持有人(提供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的;
对电子数据的名称、类别、格式等注明不清的;
有其他瑕疵的。
(2)不能采信的电子数据：
电子数据系篡改、伪造或者无法确定真伪的;
电子数据有增加、删除、修改等情形，影响电子数据真实性的;
其他无法保证电子数据真实性的情形。
(七)境外证据的审查1. 证据来源合法性的审查境外证据的来源包括：
外交文件(国际条约、互助协议);
司法协助(刑事司法协助、平等互助原则);
警务合作(国际警务合作机制、国际刑警组织)。
由于上述来源方式均需要有法定的程序和条件，对境外证据的审查要注意：
证据来源是否是通过上述途径收集，审查报批、审批手续是否完备，程序是否合法;
证据材料移交过程是否合法，手续是否齐全，确保境外证据的来源合法性。
2. 证据转换的规范性审查对于不符合我国证据种类和收集程序要求的境外证据，侦查机关要重新进行转换和固定，才能作为证据使用。
注重审查：
(1)境外交接证据过程的连续性，是否有交接文书，交接文书是否包含接收证据。
(2)接收移交、开箱、登记时是否全程录像，确保交接过程的真实性，交接物品的完整性。
(3)境外证据按照我国证据收集程序重新进行固定的，依据相关规定进行，注意证据转换过程的连续性和真实性的审查。
(4)*机关是否对境外证据来源、提取人、提取时间或者提供人、提供时间以及保管移交的过程等作出说明，有无对电子数据完整性等专门性问题的鉴定意见等。
(5)无法确认证据来源、证据真实性、收集程序违法无法补正等境外证据应予排除。
3. 其他来源的境外证据的审查 通过其他渠道收集的境外证据材料，作为证据使用的，应注重对其来源、提供人、提供时间以及提取人、提取时间进行审查。
能够证明案件事实且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三、社会危险性及羁押必要性审查
(一)审查逮捕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结合案件具体情况考虑认定犯罪嫌疑人具有社会危险性，有羁押必要：
1. 《最高人民*、*关于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高检会〔2015〕9号)规定的具有社会危险性情节的。
2. 犯罪嫌疑人是诈骗团伙的首要分子或者主犯。
对于首要分子，要重点审查其在电信网络诈骗集团中是否起到组织、策划、指挥作用。
对于其他主犯，要重点审查其是否是犯意的发起者、犯罪的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主要责任者，是否参与了犯罪的全过程或关键环节以及在犯罪中所起的作用：
诈骗团伙的具体管理者、组织者、招募者、电脑操盘人员、对诈骗成员进行培训的人员以及制作、提供诈骗方案、术语清单、语音包、信息的人员可以认定为主犯;
取款组、供卡组、公民个人信息提供组等负责人，对维持诈骗团伙运转起着重要作用的，可以认定为主犯;
对于其他实行犯是否属于主犯，主要通过其参加时段实施共同犯罪活动的程度、具体罪行的大小、对造成危害后果的作用等来认定。
3. 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诈骗行为，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认或者作虚假供述的。
4. 有证据显示犯罪嫌疑人参与诈骗且既遂数额巨大、被害人众多，诈骗数额等需进一步核实的。
5. 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参与诈骗的时间长，应当明知诈骗团伙其他同案犯犯罪事实的，但犯罪嫌疑人拒绝指证或虚假指证的。
6. 其他具有社会危险性或羁押必要的情形。
在犯罪嫌疑人罪行较轻的前提下，根据犯罪嫌疑人在犯罪团伙中的地位、作用、参与时间、工作内容、认罪态度、悔罪表现等情节，结合案件整体情况，依据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综合判断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险性或者羁押必要性。
在犯罪嫌疑人真诚认罪悔罪，如实供述且供述稳定的情况下，有下列情形的可以考虑社会危险性较小：
1. 预备犯、中止犯。
2. 直接参与诈骗的数额未达巨大，有自首、立功表现的。
3. 直接参与诈骗的数额未达巨大，参与时间短的发送信息、拨打电话人员。
4. 涉案数额未达巨大，受雇负责饮食、住宿等辅助工作人员。
5. 直接参与诈骗的数额未达巨大，积极退赃的从犯。
6. 被胁迫参加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没有造成严重影响和后果的。
7. 其他社会危险性较小的情形。
需要注意的是，对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的把握，要根据案件社会影响、造成危害后果、打击力度的需要等多方面综合判断和考虑。
(二)审查起诉在审查起诉阶段，要结合侦查阶段取得的事实证据，进一步引导侦查机关加大捕后侦查力度，及时审查新证据。
在羁押期限届满前对全案进行综合审查，对于未达到逮捕证明标准的，撤销原逮捕决定。
经羁押必要性审查，发现犯罪嫌疑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向办案机关提出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
1. 案件证据发生重大变化，没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行为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为的。
2. 案件事实或者情节发生变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拘役、管制、独立适用附加刑、免予刑事处罚或者判决无罪的。
3. 继续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期限将超过依法可能判处的刑期的。
4. 案件事实基本查清，证据已经收集固定，符合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条件的。
经羁押必要性审查，发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且具有悔罪表现，不予羁押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可以向办案机关提出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
1. 预备犯或者中止犯;
共同犯罪中的从犯或者胁从犯。
2. 主观恶性较小的初犯。
3. 系未成年人或者年满七十五周岁的人。
4. 与被害方依法自愿达成和解协议，且已经履行或者提供担保的。
5. 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
6. 系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7. 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
8. 可能被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宣告缓刑的。
9. 其他不需要继续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