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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06-01 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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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06-02 11:23
孟子禀承了儒家学说里“仁”的思想，并发扬光大，发展为严密、系统的“仁政”治国方略，深得战国时期部分诸侯王的赏识，如：魏惠王。
如果说孔子是儒家的开山祖师，那么，孟子就是儒家的集大成者，其到承前启后的作用，为日后儒家思想统治中华民族两千多年奠定了基础。
孔子主张“以人为本、仁者爱人，有教无类”，孟子经过长期的钻研，结合当时的天下形势，发展成为了“民本思想”，他既是为了实现自我的人生抱负，又是为了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民本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全世界人，直到两千年后，欧洲出现了启蒙思想家的“民权”理论学说，这便是孟子理论在异国它邦变成现实的铁证。
下面，具体为您解说孟子的理论：
民本思想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思是说，人民放在第一位，国家其次，君在最后。孟子认为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孟子赞同若君主无道，人民有权推翻政权。 正因此原因，《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 到五代十国的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的孝宗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并成为「十三经」之一，《孟子》的地位才被推到了高峰。 传说明太祖朱元璋因不满孟子的民本思想，曾命人删节《孟子》中的有关内容。
仁政学说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孟子一方面严格区分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地位，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并且模仿周制拟定了一套从天子到庶人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比作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主张统治者应该像父母一样关心人民的疾苦，人民应该像对待父母一样去亲近、服侍统治者。
孟子认为，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不顾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将会失去民心而变成独夫民贼，被人民推翻。仁政的具体内容很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其中贯穿着一条民本思想的线索。这种思想是从春秋时期重民轻神的思想发展而来的。
孟子根据战国时期的经验，总结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提出了一个富有民主性精华的著名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如何对待人民这一问题，对于国家的治乱兴亡，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孟子十分重视民心的向背，通过大量历史事例反复阐述这是关乎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关键问题。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所谓“经界”，就是划分整理田界，实行井田制。孟子所设想的井田制，是一种封建性的自然经济，以一家一户的小农为基础，采取劳役地租的剥削形式。每家农户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吃穿自给自足。孟子认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只有使人民拥有“恒产”，固定在土地上，安居乐业，他们才不去触犯刑律，为非作歹。孟子认为，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保障，统治者再兴办学校，用孝悌的道理进行教化，引导他们向善，这就可以造成一种“亲亲”、“长长”的良好道德风尚，即“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认为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天下人民的衷心拥护，这样便可以无敌于天下。孟子所说的仁政要建立在统治者的“不忍人之心”的基础上。孟子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不忍人之心”是一种同情仁爱之心。但是，这种同情仁爱之心不同于墨子的“兼爱”，而是从血缘的感情出发的。孟子主张，“亲亲而仁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政就是这种不忍人之心在政治上的体现。
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后来《大学》提出的“修齐治平”就是根据孟子的这种思想发展而来的。
道德伦理
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认为，仁、义、礼、智四者之中，仁、义最为重要。仁、义的基础是孝、悌，而孝、悌是处理父子和兄弟血缘关系的基本的道德规范。他认为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用仁义来处理各种人与人的关系，封建秩序的稳定和天下的统一就有了可靠保证。
为了说明这些道德规范的起源，孟子提出了性善论的思想。他认为，尽管各个社会成员之间有分工的不同和阶级的差别，但是他们的人性却是同一的。他说：“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这里，孟子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摆在平等的地位，探讨他们所具有的普遍的人性。这种探讨适应于当时奴隶解放和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标志着人类认识的深化，对伦理思想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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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06-02 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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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06-02 11:26
苏轼自幼即“奋励有当世志”，具有高远的政治理想和抱负：“至君尧舜，此事何难”；他想以天下为己任，要“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他既有识，又有为；既能坐而言，又能起而行，是一个著名的务实家。他处理政事，“拙于谋身，锐于报国”，是极端厌恶希合、俯仰、以求进用的人物。史书说他“刚正嫉恶”、“遇事敢言”、“忠规谠论，挺挺大节”。他自己也反复说：在政治斗争中，“赋性刚拙，议论不随”；“专务规谏”、“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祸福得丧付与造物”。
比如王安石当政时，苏轼自知“是时王安石新得政，变易法度，臣若少加附和，进用可必。”但他“不忍欺天负心”，决不像投机分子邓绾那样假意附和新法，“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而是以其吏制观点，力攻新发的激进和“失在于任人”的弊端，最后遭嫉入狱，几乎丧生。在“元佑更化”时期，旧党司马光为相，苏轼被召回朝廷，官运本可亨通，但他又于“交契最深”的司马光力争“免役法”的存废，认为司马光“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是个错误的施政方针，争论后连呼“司马牛！司马牛！”致使司马光忿然要驱逐他，逢迎司马光的人也诬他为“王安石第二”，又迫使他“补外”而去。这都体现了苏轼忠贞刚正的政治品格，为后人所敬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