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你对王安忆小说"古典主义"创作倾向的理解、认识

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4-05-28 1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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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 时间：2024-06-15 03:15

从《雨，沙沙沙》到《本次列车终点站》，从《小鲍庄》到“三恋”，从《叔叔的故 事》到《纪实与虚构》，从《长恨歌》到《富萍》，王安忆始终处在一种紧张的写作状 态。这二十多年来，几乎找不到第二个小说家能像她一样在高密度的写作状态中一以贯 之。王安忆的勤奋几乎是无法攀比的。她的生活似乎简单得只剩下写作这一桩事儿。萨 特在那本题为《词语》的自传中将自己的一生提炼为两个词：读与写。每次谈论王安忆 ，《词语》就会适时地进入脑海与思维。就王安忆而言，读，尤其是写，就是对她生活 方式与存在方式的命名。实际上，正因为写作，她看似简单的生活其实又透着美轮美奂 的丰富底色。
　　王安忆的聪明是公认的。她赶上了新时期以来的几乎所有的文学潮流；她并不总是每 个潮流的始作俑者，但每一次潮起之后她总是被发现站在浪尖上。她海绵一样巨大的吸 纳力，使她总是能将同行的优点汇聚成她个人的超拔之处。尽管她在著名的“四不要主 义”的写作宣言中声称“不要风格”，但二十多年来的不断蜕变，她化蛹为蝶，自成一 脉。她标志性的文体，恒定而醒目，就像她自己作为沪上的文化标志一样，令人过目难 忘。也许不会有人去讨论王安忆小说与《百合花》之间在文学上的血脉关系，就好像人 们并不关心王安忆与茹志娟之间的生命关系一样；对于一个心性很高的作家来说，任何 一个出现在王安忆前面的文学目标，都是她必须要超越的，不管是《百合花》还是茹志 娟。她在对目标的超越中确定自己的写作方向。现在，她已经作为某种偶像让人竞相效 仿。她现在需要超越的是她自己了。
　　早期的写作中，王安忆沉浸在一种外在的诗意经营里，她像一个灰姑娘一样期待某个 意外时刻的到来。从《小鲍庄》开始，她着实意识到了文化寓言所承载的思想力量。她 开始进入一种庞杂的写作体系中，技术与思想的纠缠使她早期的诗意写作变得模糊并最 终被淹没。我以为，她后来的写作是一种“临界写作”，她在多种相峙的写作原则之间 游走，既有自然主义的工笔，又有表现主义的写意，既精耕细作，又随心所欲。她的写 作又是一种“无机写作”，既反对象征主义的联想，又拒绝任何一种单一的价值判断。 她喜欢表达不可表达之物，喜欢用相对主义消解看似坚硬的“确定性”，她毫无疑问地 希望每一个进入她的小说世界的读者在艺术思维与价值判断上永远地停留在无机的散乱 状态。
　　王安忆最早引起全国性的关注，是她的“三恋”及《岗上的世纪》所引发的多层内涵 的争议。在那些小说里，“性”被刻意抽象，被当成一种支配性的物质力量而存在。“ 性”不仅是某种功利企图的出发点，是失缰的利比多，同时，“性”也是升华力量本身 。所有的心灵都经由“性”而挣脱了利益羁绊，进入澄明之境。这些小说让人认识到了 王安忆的人生智慧。此后，在《叔叔的故事》及《纪实与虚构》里，她的叙事智慧也再 度被认可，她绵密稠厚的叙述风格完全浇铸成型，她开始以自己对存在的细微体悟，借 助逻辑力量推演出一个庞大的虚构世界。她开始充分地享受着作家所专有的“虚构的权 利”。
　　20世纪90年代以来，王安忆总是不可避免地被方兴未艾的“女性文学”纳入视域。但 中国的女性主义者对王安忆的读解总是那么皮相。王安忆本人也慎谈这个话题。在她看 来，在中国，男人女人所面临的问题是相同的。因此她并不在写作中戳露所谓的“厌男 症”。她对女性的理解极为中国化。她在阐明自己的性别立场时，并不同时为自己树立 一个男性的假想敌。她的世界显然要大得多，并且坚定地表示着她个人对这个世界的无 畏与承担。正如她在谈到自己的写作时所说的：我如此地关注自我和内心，并不意味着 我对这个世界背过身去。
　　恐怕事先不会有人想到，上海这样一个新兴的城市，其标志性文化人物会落在两个女 性的身上：半个多世纪前是张爱玲，而今是王安忆。上海活在她们用鲜血滋养的文字里 ，因此也就活在永恒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