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则臣缺少年味儿的春节只是一个小长假美文摘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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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03-14 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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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10-23 08:29
最早知道春节这个高大上的词，是因为看了春节联欢晚会。刚看的那几年也没往心里去，都盯着节目去了，谁会注意主题叫啥。就像读一部小说，故事记得门儿清，书名和作者经常想不起来。不注意也是因为没必要，过年嘛，普天同庆，乐和一下还需要那么多理由?这些年据说有档电视节目，叫《过年七天乐》，没看过，不知道演得如何，但我喜欢这名字，接地气，有烟火味儿。如果叫《春节七天乐》，字面上我都觉得高兴劲儿打了折扣。“春节”太正经了，像见家里人还要穿西装，再庄严地互称先生或同志。
在知道“春节”前，我一直生活在“过年”的氛围和文化里。我喜欢“过年”这个词，有年味儿。
可能跟我的生活经历有关系。我生长在一个陈旧的乡村，即使到20世纪90年代，整个世界都日新月异了，我老家还处在千百年来乡村生活的巨大惯性里。时间在那片土地上行动迟缓，乡风民俗基本坚守着，过年就是过年，一年中最大的事儿，喜气洋洋，土得掉渣。但那黏稠的烟火气、喜庆味儿和对来年好日子毫无遮掩的向往，让我在色香味诸个层面上深刻地理解了这个中国传统的节日。
实话实说，我对春节所有的美好记忆都来自故乡的过年。那个年味儿是从野地里、街巷中、家门口、集市上和每一个人的内心与脸上分泌和蒸腾出来的，是日复一日的遥想终于水到渠成，是小企盼一天天积累最后导致的大爆炸。那的的确确是一年的目标和终点，以及新一年的开始：各种遥想与企盼再次累积。
年味儿。年味儿是必要的习俗、仪式和细节。
在故乡的那些年，每年我都是从十月份开始清晰地意识到这一年的尽头是“年”。十月份，秋凉降临，一刀刀红纸、一箱箱墨汁堆放到我睡觉的西屋里。白天我上学，祖父在西屋里的一张大槐木桌上开始干活儿，裁纸、折叠、调墨，然后开写。我家卖对联。我出生之前就已开始的营生，一直到我念大学。那会儿祖父八十多岁，写不动了，三十年的卖字生涯才告结束。祖父私塾出身，写一手好字，解放前开始教书，在外乡做过小学校长，“*”时被打成右派，遣送回乡，分配到生产队养猪。我记事起，祖父还在养猪，到了饭点儿我给他送饭，老远就听见几十头猪嗷嗷叫唤。祖父的猪倌好像一直做到分单干，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祖父养大的那些猪被切割成一块块骨头和肉，在打谷场上摆成一片，全生产队抓阄，谁抓到哪块就拎哪块。
养猪间隙，祖父开始写对联，攒着，年前一并拿到集市上卖，补贴家用。写对联是个慢活儿，祖父又老派，相信慢工出细活儿，所以更慢。因为慢，十月就得开工。祖父慢条斯理地折好红纸，裁成一条一条，宽的写上下两联，窄小细长的做横批，宽大四方地写上一个个福字。除了某年生病，不做猪倌的每一个十月，祖父都戴老花镜，坐槐木桌前，蚂蚁搬家一样写一副副对联。写好的对联放在院子里晾干，然后一副副叠好，码放整齐。
纸是红的，墨是黑的。从十月开始，我对过年的想象里就根深蒂固地有了这两种颜色。过年当然要红，吉祥、喜庆;过年也会黑，是墨色，也是夜色。那些年乡村之夜的确黑如浓墨。开始是油灯，昏黄的一小团亮;通了电，家家户户也只用耗能最低的灯泡，十五瓦的光明开辟出极小的一片领地。灯光之外的除夕夜弥漫着大地上最纯粹的黑暗，室外伸手不见五指。正因为夜的黑，鞭炮才如此耀眼，每一道闪光都是惊喜;也因为乡村之夜黑沉沉地宁谧，每一声响才如此饱满清亮。千家万户鞭炮齐鸣，高低错落，远近有致，那是比《新春序曲》还要喜庆和复杂的除夕交响乐。
祖父的对联一直写到除夕。卖对联是我妈的事，放了寒假我会和我妈一起，两辆自行车，赶远路早出晚归。早必须很早，晚也必是很晚，走在夜路上我常想起“披星戴月”这个成语。骑车穿过寒风，手和脚十分钟就冻成冰坨，半天暖不过来，但春节前的集市我还是喜欢去。我们叫赶年集。艳阳天自不必说，只听五花八门的吆喝，就知道大家是如何期待那个蓬勃富态的年。赶上风雪天，大风稍一止息，整个集市就恢复了热气腾腾，像弥留的人突然还了阳。花红柳绿的年货看着都热闹，更有各种现做的吃食，油煎包子、饺子馄饨、大饼油条和豆腐脑，揭开锅，半条街都云里雾里。好日子必有一种熏熏然的感觉，这是我小时候在年集上所得的体认。
除夕那天不赶集，货砸在手里也不卖。过年要从容，一顿除夕饭必须吃好。很多地方除夕饭都在晚上，一家人围炉夜话，来一顿丰盛的大餐，我们那里是在中午吃。一上午都忙，祖母、我妈和我姐在厨房，祖父、我爸和我在院子里，围着一张八仙桌转，给街坊邻居写对联。早年是祖父和我爸写，我打下手;后来是我爸和我写;再后来，我爸也袖手旁观了，看我一个人忙活。都写好了，他们拿回家贴上。开门红，开门见红了，午饭方可开吃。我们的规矩是对联必须贴在饭前。邻居走后，我用剩下的纸写自家的对联，所以，我们家的午饭永远都是村子里最迟的。别人吃完了还有空睡个午觉，我家吃完了，除夕夜就到了。
除夕之日的程式化生活，在我的记忆里持续了二十多年，直到十几年前，我开始在北京和其他地方过年。在外地过年自有其理由，但不管身在天南海北，我依然觉得那种程式化的除夕最有意义，仿佛那是进入新年的必要仪式。既然新年如此重要，是为岁末，亦是岁首，迎送理当隆重。既须隆重，如何隆而重之?那就得有仪式感，就要有必要的形式。充满仪式和形式的，是细节，尤以日常、不经意的细节最为珍贵。
祖父的堂弟，我叫二爷爷的，生前擅长做花。用自制的材料，做出枝叶和花朵，花瓣间的粉蕊上都能蓬蓬勃勃地散出香气。女孩要花，男孩要炮，说的是过年时，男孩喜欢玩鞭炮，口袋里总要装几个二踢脚、掼雷、焰火和小鞭炮，随时拿出来弄出点动静;女孩则要戴花，插在辫子里，或者别在衣服和手套上，那时候，周围村镇的姑娘女娃，大小花朵人手一枝，多半出自我二爷爷之手。
少年时常有雄伟的傲慢，看不上小姑娘头发或衣服间别一枝花，在还无力分辨美丑时，我以为她们与那朵花都土。但某一年，我在老家过年，转遍除夕之前的最后一个年集，看过集市上穿梭的花花绿绿的女孩，她们欢乐、美好，一副过节前的矜重，那必然是红红火火的好日子了，可突然就觉得缺了什么。我把集市又逛过一遍，把那些欢快的女孩再看一遍，明白了，集市上没有卖花的，小姑娘们也无人戴花。我相信，如果这话在公开场合说出来，必会招致嘲讽：都21世纪了，还有这么low的审美，老同志怀起旧来真是让人发指。
——误会了，我既非怀旧，也不认为那朵花就是女孩子过年的标配，我只是觉得对迎面而来的新年，我们缺少了必要的细节，缺少了一点形式或者仪式感。
什么是仪式感?我的理解，它应该是某种被内化为信仰的形式。仪式感从来就不是庸俗的形式主义，它需要在走过场之后，真正地走进去，过完眼走心。仪式感源于敬惜。它是一件事之所以成立的正大庄严的证明。它是它的内在需要。也许在今天，那朵花已经不再是小姑娘插在发辫和衣服上的一朵花，而是其他的什么，但它要有。它的强烈的符号化意义应该及时充分地呈现出来。就像过年时门上要贴的对联和福字，就像为了庆祝节日、抬升气氛应该燃放的鞭炮。它们是年之所以是年的理由。年要有年的味道，年要有年味儿。
不错，我坚持作为年味儿意义存在的花朵、春联和鞭炮。《左传》中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说话写文章，你要说的内容再好，没文采，也流布不开去。以此论，“言”即春节，我们整天把欢度传统佳节、弘扬民族文化挂在嘴上，却忽略乃至强行删除了作为年味儿的“文”，“年而无味”，如何“行且致远”?
十几年来，我正是在见证着“年味儿”的日渐稀薄中开始了对春节的纠结。
传统节日不单是物理时间上的一个个点，更是要借助这一个个恰切的时间点，来纪念和伸张某种文化与精神。春节之承上启下、辞旧立新，既为终点又是开局，已是科学界定义过的客观事实，不以节日命名它自然也跑不掉，但还是要显赫地庆祝，正是鉴于这一天作为一年的起始之于中国人的生命与文化的意义。岁序更迭，时节如流，一年之计在于春，天涯共此时的亲情团聚，身份认同的文化和情感共同体的建构与确证，等等。
再如中秋，亦然。物理时间之外，仅以文学论，围绕这一天差不多就可以梳理出一部中国古代文学简史。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是天外，空汗漫，但长风浩浩送中秋?这只是信手援引的诗词，经史子集里，事关中秋者，想必不能漫山遍野，也必浩浩荡荡。可见，过中秋，哪里只是在这一日一家人聚一块儿西瓜月饼敬老天，分明就是上一堂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课。不唯春节、中秋，每一个传统节日，归根结底都是一部中国人的文化和精神史。
由此，传统节日才堪称为节日。但毋庸讳言，这是个传统正饱受冲击与涣散之苦的时代，一切坚固的都在烟消云散，形式主义的新和多元正在被平庸引为解构的借口，必要的持守变得前所未有地艰难。既然传统节日是时光的精华和历史与文化的典范，为什么不调动一切可能的因素，让这些节日得以稳固和饱满?从日常开始：过年就痛痛快快地过出个年味儿，中秋就彻彻底底地过出个中秋味儿。但是很遗憾，多少年了，我们都在持续感叹，年没有年味儿了。年味儿去哪里了?
就我年味儿澎湃的记忆里，今天的年味儿起码被这些元素带走了：春联、花朵和鞭炮。花朵不说了，其他更多的元素也不说了，单表春联和鞭炮。
回想故乡之外我所过的若干春节，突然觉得春节这个词的确更贴近当下，素淡至于清寡，那些蓬勃、黏稠、热气腾腾、红尘滚滚的年味儿正日甚一日地远去。有两年春节，我在北京的居民楼里上上下下地跑，一半人家的门上没贴春联。回老家的来不及贴，能理解。自己的房子、住在其中过年的，没贴春联也不在少数。春联没贴，跟春联相关的一系列仪式也便取消了。作为一个从小泡在春联里的人，最初几年确实不能理解，总是替他们惋惜过了个残缺的新年。不料其后，我自己竟也慢慢加入了懈怠的行列。
必须承认，城市的新年里春联不是刚需。大家都自我，自己过日子别人看不见，别人的日子自己也没兴趣，春联之有无实在无足轻重，完全可以视而不见，的确也就到了视而不见的地步。我问过几户人家，他们说，哪顾得上这事儿，忙得汤圆饺子都没时间去买。再说，一道大门，又一道防盗门，贴里面一道外人看不见，贴外面一道自己看不见，莫如免了。也是，要在北京，我上班也要到除夕，回到家累得只想吃口饭倒头就睡，饺子不饺子都无所谓，春节里的重头戏“春晚”，也多年里提不起兴致了。哪有精力分出来想这劳什子。终于有一年，除夕日采购，出了超市发现春联忘了买，肩背手提，沉重得像逃荒，没力气再挤回卖场，一咬牙一跺脚，过个素年又何妨。规矩果然不能破，底线下调极易生出惯性，端的是一而再、再而三，便年年都不操这份儿心了。直至某年我自己的字被印成了春联，一箱子寄过来，手头宽裕，放着也浪费，才捡起贴春联的习惯。捡起又有捡起的好。
人到中年，越发意识到，一件事从来就不单是光秃的这一件事，往大里说，或关乎文化与传统;往小里说，或涉及个体记忆。正因为过年时能省的程序几近全省，回头想这些年的北京春节，一闭眼真是两眼一抹黑，空空荡荡仿佛北京的生活里不曾有过隆重的一年到头与起始。岁月的竹竿就这么通畅地长了下去，毫无阻碍，没有关节。那一年，带着儿子贴对联，儿子问，贴这两溜儿红纸有什么用?我一时语塞。有什么用呢?说起来真要话长。遥想到我小时候，断不会向我爸问出这种问题。在春联堆里摸爬长大，即便不求甚解，我也本能地感到春联的非同寻常，我们家的部分生存有赖于此，此外关乎艺术，关乎某种悠远的文化传统：那闪烁的纸红与墨黑，该是岁月和年的包浆吧。
在北京，有几年我们住西北五环外。刚搬过去儿子很开心，过年可以燃放烟花爆竹了。这是他对过年标配的理解之一。北京的烟花燃放点按区域划分，越往里走管控越严，有些区域你就永远别想放烟花这回事儿。五环外可以。没放两三年，五环外也不行了，全北京禁燃，除夕至元宵节之前，北京安静得只剩下马路上的车喇叭声。禁燃的理由很多，为安全计，防大气污染计，为控制噪声计，为环境卫生计，作为*文化中心，各种全国和全球会议与活动摩肩接踵，要注意影响;我都赞同，每一条都事关国计民生，皆非小事。但是，这世上有哪件事全是利好而绝无弊病的?姑息纵容放任自流固然不是良策，矫枉过正因噎废食似乎也不是上佳之选。放他几日又何妨?
春节不是哪一天都是，年也不是哪一天都能过的。从除夕到大年初六，一年下来也就这么几天可以沉浸式感受节日气氛，初七上班就成了陀螺，你让他张灯结彩鞭炮齐鸣他也没那个心思。那么，为什么不呢?既然传统节日如此重要，既然文化传承不可断绝，既然春节要过得喜庆、热闹、有精神、有文化，过出民族性和中国气派，过出年之为年的年味儿来。
北京是首都，超大城市，有其特殊性，一时之禁倒也可以理解，但武断之风似乎极易传染，北京之外的多个城市也被一刀切了。全城三百六十五天听不到一个响，本该烟火鼎盛的生活之城，一年到头不吭一声地安静，算不算生活中不能承受之轻?
也许你会说，不就是个烟花爆竹吗，禁了就不是春节了?当然是，饺子不吃、春晚不演、假不放、岁不守年不拜，正月初一该来还来，“时间的脚步永不停留”。只是长此以往，我们的后人怕连烟花爆竹与过年的关系也不明白了，连过年需要干什么也不明白了，连春节之由来也只剩下一个抽象的概念——春节就是一个时间点、一个名词，一个活在纸页上、死在生活中的与他们的生活再无切身关系的所谓的“节日”了。在这个意义上，无差别地禁燃烟花爆竹，禁的不单是一个响、一道烟、一朵稍纵即逝的开放在夜空里的绚丽之花，禁的还是一个传统、一种文化、一种可供瞻前顾后地展开想象与回忆的日常的细节与线索。
不必遮掩，对很多城市生活者来说，“年”已经褪尽繁华、热闹与温暖，成为清冷的“春节”，一年中特殊又清汤寡水的几天。更有甚者，特殊的冠冕也不存在了，跟五一、十一的小长假没什么区别。忙了数月，终于可以喘口气，找个山清水秀的安闲所在，躺平、放空，关机清一下内存，让主机和CPU歇一歇冷却一下，一周后开足马力再战三百回合。什么年不年的，一天能走二十五小时?不能，那它就是三百六十五天中的任何一天。
没回故乡过年的十几年里，大部分春节在北京过，其余几年都在海南、大理。冬天北方冷，对孩子的呼吸道是个大挑战，便南下找个暖和地方。候鸟一样南下过年如我者，消费不低，年却过得着实简陋，一周乃至更长的时间里，年的迹象淡薄至于虚无。在酒店和景区，若非东道主刻意装点的春节符号，你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完全想不起过年这回事儿，你就是个单纯的度假者。跟一年中的其他任何时间一样，碰巧你在这个时段有了空闲而已。
在这里，没有了年味儿的春节就是个小长假。而我们对此正习以为常。
徐则臣，1978年生，江苏东海人。1997年开始发表作品。2000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02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2005年毕业后任《人民文学》杂志编辑，2006年加入中国作协。现为《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著有长篇小说《午夜之门》《夜火车》《王城如海》，小说集《鸭子是怎样飞上天的》《北京西郊故事集》等。长篇小说《耶路撒冷》获第五届老舍文学奖。长篇小说《北上》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