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的《围城》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我们从中学到什么??_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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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04-17 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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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04-21 23:01
1，社会反映的层面
第一层我用比较常见的社会学的批评，也就是常说的反映论。中学语文老师都喜欢让同学概括，这是必要的，是一种训练嘛。概括是“通过什么什么，反映了什么什么”，它的主题是表达了什么什么。这种批评的方法来看，《围城》确实有它写实的一面，就是说它有反映生活的一面，它的生活描写呀，确实能够体现40年代中国战争时期社会生活的一些情景。确实，我认为通过读《围城》，是可以了解40年代中国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教育界的情况，比如说城市里面的情况，知识分子的状态。就是说它描写了现代中国的一些生活的情景。其实呀，钱钟书在他小说的开头序言里面就说了，他写现代中国的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那就可以说是世态人情嘛。这是我们读《围城》时应该注意的。有个批评家写过一篇文章，说《围城》所写的是旧社会的一个小小的漩涡，曲折深刻地反映了那个社会的一个角落，是行将崩溃的社会生动的写照，是对那个腐朽社会的抗议。对这种说法现在有的年轻的评论家可能不以为然。其实我认为《围城》是有这层意思，就是说《围城》它有揭露性的一面，就是写40年代中国社会生活特别是对社会上那种陋习，精神上的落后，有些描写呢，是非常真实的。
如果我们从社会学批评这个层面理解，《围城》确实是有认识的作用，这个层面叫生活描写的层面。生活描写层面可以帮助了解现代中国一些我们不太熟悉的东西，有认识历史的价值。通常我们说“通过什么反映什么”，比如通过这个描写反映了40年代中国的一些情况，这个话大家不要一听就讨厌，它还是有它的道理。这种批评以前是主流批评，有它的功能、特色，比较重教化，重意识形态，把作品看成是一个镜子，就是社会学批评经常容易导致的一种状态。它有它的功能，刚才说的，通过什么反映了什么，这是这类批评的一个常见的公式，第一个层面可以用社会学的批评来认识。这个《围城》确实有对中国社会40年代那种落后、闭塞、混乱的提示，这是读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注意到的。但是这个生活描写的层面，一般小说都有，是比较浅层的。比较好的小说，比较深的小说，可能还有第二层，第三层，甚至是无数的层。《围城》起码还有二层，那么第二层是什么呢？是文化批判的层面。
2，文化批判的层面
《围城》所构筑的文学世界，包含有钱钟书对这个世界的一种看法，这种看法是带有他的文化立场的。他写这个小说，有他的出发点，或者叫“视点”，好的小说，往往都有独特的“视点”。钱钟书是以他的视点来构筑这个文学世界的，那就是文化批判，或者批判文化。钱钟书更多的时候是批判文化，他对现代中国的文化，不管是残留下来的传统文化，还是从外国进来的新文化，是老的还是新的，是流行的不流行的，一概批判。而且批判是非常辛辣。他把他的《围城》，整个写成是一个“新儒林”。我们知道古代有个《儒林外史》的小说，揭露科举制度丑恶的现象。那么钱钟书写的《围城》第二个层面，实际上是新的“儒林”。“五四”以来的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大都是英雄，先躯桥梁，是社会发展的先知先觉的人，知识分子位置是很高的。但是《围城》里面不是这样，《围城》里面知识分子是处在一个被讽刺、被批判的位置。
钱钟书的批判呢，确实有他的特色，他的批判对象都是新式的知识分子。他写知识分子的困境、弱点，他通过这些知识分子的“新”，来看他们身上最旧的、最可怜的东西。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他这个“新儒林”是怎么来写的。他主要通过人物的文化心态剖析，第一号人物就是方鸿渐。方鸿渐不见得是一个坏蛋或者不好的人，他挺善良的。他也骗人，但是好像是有限度的，他挺老实，不切实际，聪明而没有勇气，没有什么用处，是一个眼高手低的人。有句话叫博闻识浅，他知道的东西太多，能侃，但是没有自己的见识；能言善道，没有自己主意，碰到什么事都优柔寡断，所以很多人都可以来批评他。像苏文纨批评他，说他大地方玩世不恭，小地方挺认真。赵辛楣是他的好朋友，所谓“同情兄”也批评他，说他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另外有一个人叫刘东方的批评他说，本质太坏，人还算伶俐。他的老婆孙柔嘉呢，批评他说，喜欢自做聪明，但是最终弄巧成拙。总之，方兄是善良而没有用处，聪明但是优柔寡断。在生活面前呢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怯懦，碰到事拿不定主意，喜欢乱说，所以呢他不断地失去机会。
方鸿渐上大学的时候，看到新式恋爱他很羡慕，但是老父亲一吓他，就缩回去了，是个优柔寡断的人。他对苏文纨的态度也这样：不喜欢苏文纨，那就明说好了，但是他非常怯懦，结果自己落到那个套里边了。小说里边写一个情节，说方鸿渐虽然并不喜欢老姑娘苏文纨，但不好驳人家的面子，就跟苏小姐约会，在花前月下，不能自持啊，就吻了苏文纨。吻的面积非常小，轻轻地一点，就像清朝，场面上喝大盖碗的大碗茶，轻轻地拿嘴在茶杯的边上这样碰一下，表示意思了。明明自己不愿做的事就别做了，做了就要负责，结果呢，方兄就落了这个套了。最终苏文纨知道了真相，就在方鸿渐所相思的另一个女孩子唐晓芙跟前中伤方鸿渐，把方跟唐晓芙的关系给破坏了。
但是不要把它看成就是一般的三角恋爱，并不只是青年男女玩过家家，里面有一种文化批判。方鸿渐爱情问题上所代表这种性格，这种处世的原则，就出于一种文化批判。方鸿渐爱情问题上所代表这种性格，这种处世的原则，就出于一种文化。在钱钟书的心目中，就是中西文化的合璧，结晶了这样的一个方鸿渐，优柔寡断，没有主见。另外对方鸿渐的一些描写，很显然钱钟书是批判的。比如说方鸿渐非常懒，不想做事，喜欢得过且过，自我安慰，有点像阿Q，这是不是一种文化的惰性呢。我想这个是钱钟书的看法，认为传统文化再加上西洋文明，结合以后所形成的一种慵懒的性格，名份上很新，也喝牛奶喝咖啡吃面包，跳舞，但骨子里很旧，或者说是新旧杂拌，实际上就带有批判。钱钟书笔下很多人物啊，都可以找到文化批判的意图，像船上疯玩“杯水主义”肉欲游戏的那个鲍小姐，钱钟书明显在批判，方鸿渐当然更是一个批判的中心了。方鸿渐对传统文化是看不起的，但又很留恋，所以说他的心态啊实际上是中外文化冲突所产生的那种矛盾的心态，无所依持，没有主心骨。
我读这个《围城》也联想到，现在我们这个社会生活里面，现在好些人的精神状态啊，有时又多少有点回到方鸿渐，也好像无所依持，不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挣钱就是目标吗？钱挣到以后又觉得没意思，方鸿渐就是这样的。钱也是一个“围城”啊。比如说我现在没钱，在做梦，梦到哪一天我有一百万，二百万，买房子买车子，也许我就成为天下最快乐的人。但目标都达到以后，可能你快乐的程度还比不上现在。无所依持，没有生活的目标，方鸿渐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在方鸿渐的身上呢，就带有钱钟书对文化的一种思考，一种批判。所以说钱钟书他这种批判呢，是很个别的，很尖刻的。他不像当时一般作家，认为反正是“五四”所带出来的一切都好，个性解放就是好的，民主就是好的，西方来的就是好的，他不是这样看的，他都有批判，写方鸿渐实际上就是写一种文化现象。
另外小说里面大量地描写那些最新式的知识分子，其实都带有某种乡村都市化特点，所谓落后的时髦。现在北京不也看到很多乡村都市化吗？钱钟书用一个比喻，也是很“损人”的，他说就像是一个中国的裁缝做了仿造的第一件西装，乡村都市化，什么都学外国，但学的又不像；表面上还去批评人家西方，事实上又不断地滴水穿石，学了又不像。钱钟书在小说里对这个有批评。这种批评当然主要是针对40年代的，但对现在也还有启示意义的。比如他讽刺的那些假博士假文凭，在这种讽刺的背后，就带有钱钟书的一种批判的眼光。干嘛什么事都要崇洋呢，崇洋本身就是一种迷信。当然西方的一些先进的文明科学技术，一些好的制度，是可以学习的。但一切都好，往往学的又是一种皮毛的东西，那么就没有自己的主心骨，是乡村都市化的心态。这都是批判，对方鸿渐包括他周围的那些人物都带有这种文化批判。
下面我还要讲到一个人物，我认为是小说里面写的最成功的人物，就是孙柔嘉。在孙柔嘉身上，钱钟书又带有他很深刻的思考。本来这个大学二年级学生，正处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但是钱钟书眼中啊，把这个小女孩写得特别的老练，特别有城府。方鸿渐根本不是她的对手。孙柔嘉这个人物是左右了方鸿渐一切的。小说一开头就写这个少女啊，是那么的柔弱，那么天真，那么温顺，怕生得说一句话脸腾的就红了；但是另一方面又很做作，矫饰。钱钟书对此给予尖锐的批评。结婚以前哪，孙是很温顺的，很柔弱的；结婚以后完全换了一个人，就变得非常专横，妒嫉自私，很刻薄，不容许方鸿渐跟外面任何人结交。不光是不能跟女的结交啊，连跟男的结交也不行。从心理学来分析呢，也可以谅解，但是钱钟书是从文化批评角度来写的。孙柔嘉本来也是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受过“五四”新文化的教育，但是骨子里面是很旧的，她也不是什么东方女性美，完全是刻薄的，在家庭生活里面纯粹是一种占有欲。这个人物写得非常成功。
但是我又觉得作者是否有点过火，女孩有时候有点撒娇啊，是特定身份的一种显现，也许在她的男朋友或者她的长辈看来这是很正常、很美好的一种东西，虽然有点做作。但钱钟书不能容许。钱钟书是为了作文化批判，所以我说有时候他也写得有点过火。但是总的来说，他为什么要这样来写孙小姐呢？就是一种文化反思，像方鸿渐、孙柔嘉这些都不是坏人，都是生活区中普通的人物，是“非英雄”。回顾我们的现代文学啊，“五四”以后英雄太多了，写英雄的人太多，所以说为什么一看到钱钟书的小说我老想起老舍。老舍先生的笔下呢，也是很多“非英雄”，“五四”以后的英雄人物在他们笔下呢都“非英雄”化了。这“非英雄”带有一种新的文化视点，一种批评，这些“非英雄”，这些普通的人呢，就构成了作者所要审视批判的新的“儒林”。实际上是在新旧文明、中外文明的冲突之下的这样一群人物。
刚才我们讲了“视点”，就是写作的视点，钱钟书的视点很特别，他要通过这些新式的知识分子、留学生、大学生，通过对他们的心态的刻画，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评，同时对新文化也进行批评。他认为新文化也有很多毛病，特别是从西方照搬过来的。这种角度跟其它作家不一样，是批判，但并非巅覆一切。这跟当下的王朔也不一样。王朔什么都批，无所不批，钱钟书当然也是无所不批，但是站得比较高，写作比较从容。王朔呢他自己说他是“码字”，一天要码五千字，都是计算好的，什么都写，他有时写电视剧也可以，写得很好，老百姓也可以接受，但不断地向前卫向精英挑战、骂人。现在连鲁迅也骂了嘛，这不见得是什么文化批评。钱钟书确实是用了一个很特殊的写作角度，刚才也说第一层我们可以从社会学的批评来看钱钟书作品里面写到一些什么生活表面情况，有没有揭露性批判性，有没有认识价值。那么第二层就比较深了，他通过这群人哪，写他们骨子里边的东西，写中外文化，确实有钱钟书自己特殊的眼光。
3，哲理思考的层面
那么还有没有第三层主题或作品意蕴呢？还可以往下挖，那么我们现在正在试图在挖一下，就挖到第三层。第三层就是哲理思考的层面，抽象一点，是哲理性的思考，很特别的。透过前面两层可以挖到第三层，我们用什么办法来挖呢？刚才说第一层用社会学批评，第二层用文化心理的批评，那么第三层我们试图用一下结构主义，或者符号学的方法。当然这不是一个很本色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而是变通一下，看能不能部分地用在我们读《围城》上。我们先说一下结构主义的方法，这个结构主义是不考虑具体描写的细节，这里描写怎么好啊，怎么抒情啊，怎么讽刺，他不考虑这个。对人物有什么意义啊，有什么心理活动，它也不考虑，它是把一部作品啊非常粗略的、宏观的进行来分析，看它里边有几个组成部分，化繁为简，充分地简化，非常简练地把一部作品最基本的元素给抽离出来，然后看作家他要写什么？他的盲点是什么？这是结构主义的大致的方法，我是用一种比较通俗的语言来讲的这种方法，就是说结构主义有时候跟西方符号学也有关系，只关注作品里边的基本元素，不太考虑艺术性怎么样啊，思想是不是深刻啊，不考虑这些。我们现在用的并不是本原的结构主义，只是取其一点，可以说是仿结构主义，或者仿符号学，来试一试能不能挖掘《围城》第三个层面。
刚才我们述介《围城》的故事，如果把它展开来读，是没什么意思的，很平淡的，很琐碎的，没有什么英雄，没有很大的冲突，也没有像武侠小说那样激烈的血淋淋的刀光剑影和传奇的东西，只有很平凡的一些人，都是吃饭啊，婚姻啊，结婚啊，离婚啊这些；而且所有人都“失败”了，都无可奈何了。到底钱钟书要写什么，如果你读完这个小说以后，把它充分的简化，抽出几条来，我想呢可以注意两个词，或两个动作，一个动作呢叫“进城”，一个动作叫“出城”。这两个动作反复出现的，进城然后又出城，然后又进城，再进再出，整个小说就写这个。所以如果说把《围城》的结构，简化成类似于一个公式，那就是方鸿渐=进城+出城+进城+出城……。小说一开头那条船实际上就是围城。四周围都是大海，就剩下一个船在海上，坐船的人希望下船啊，坐累了以后都希望早点靠岸，从船上下来，是不是出城啊？到了上海呢又进城了。再说方鸿渐在上海待不住了，他又到湖南，到内地乡下去，他不是出城了吗？那么到了这个三闾大学一看哪，比上海差不了多少，甚至更糟糕，那又进城了。所以说整个方鸿渐的这个动作啊，他的经历啊，就是进城出城，出城进城。再说他们的爱情婚姻也是，方鸿渐没有结婚的时候想结婚，当然孙柔嘉不太理想，苏小姐是不太理想的，唐小姐理想但是没成，最终还是与孙结合了，没有结婚想结婚这是正常人的愿望。结了婚又后又想离婚。而且小说里很多这个描写，没有结婚想结婚，结了婚以后想离婚。那么婚姻在小说里面也变成一个围城。在外边的人想进去，进去以后想出来。西方有一个批评家说《围城》就是写了婚姻、爱情问题上的人性的弱点，人都是这样的。但是我不完全同意他这个意见，因为很多婚姻也很美满啊。不过，不美满的婚姻的确也很多，所以结婚以后就想离婚啊，或者虽然没有离婚，总是想着城外的事，这大概可以说是人性的一个弱点。所以整个《围城》啊就是这样，进城、出城、进城，好像呢这种进和出啊，不断重复的这个动作都是盲目的，受一种本能支配的，甚至可以说神差鬼使的，进来又想出，出去又要进，那么就是三个字：“无用功”。好像人生哪，往往就是这样：无用功。整个小说给人的一种感觉呢，如果你往深里分析，就说人生处处是围城，城外的想进，城里的想出，冲进去又出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整个人生啊，处处都是围城，但是每个人都是本能的驱使，要去寻找，要去寻梦，每个人都在寻梦，到哪一天你完全没有梦了，什么梦都没有了，特别清醒了，清醒得简直是那个境界一般人达不到，我看这也就没有意思了。
所以整个《围城》呢，如果把它抽象、高度地概括性，结构化，那就是发现写的实际上就是两个字叫“围城”。一般人读这个小说啊，不太注意的，以为这个围城区抗日战争被围之城，当然这也是一个生活的场面。实际上看完以后啊，小说的秘密，就写在这书的封面上，就是书名。要看完整本书以后，透过刚才说的那两个层面再来思考，才发现钱钟书是一个智者，他有对人生的思考，就写了《围城》。
事实上钱钟书在该书一个情节描写中已点明了这个小说的含义。有一天，方鸿渐呢，跟朋友们一块喝酒，方鸿渐这个没有酒量的人，喝一点就先醉了。他就渐渐觉得好像灵魂啊离开自己的身子在说话，他同时也听到别人说话。有个哲学家叫褚慎明就说，关于你结婚、离婚的事我也和她谈过，我想引用一句英国的古话说，结婚仿佛是一个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进去，笼子里边的鸟想飞出来，结果结了离，离了结，没有了局。苏小姐呢也描上一句话，她说法国也有这样一句话，不过说的不是鸟笼，是困境，是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出，城里的人想逃出来。方鸿渐这时已经喝醉了，不知道，对这些谈话糊里糊涂的。其实这里呢就点明了整本书的秘密，所谓密码藏在这里，不仔细阅读，不透过刚才那两层，可能发现不了，这是更深一层哲理性意蕴的挖掘。
这小说确实写出了作为人都有弱点，说来也就有一种苦涩感，就是活着干什么呢？是不是就是做无用功啊，就是进城出城啊，人是不是就是受这个本能的支配，老是要做些什么事？当然这种世界观不一定对啊，但钱钟书确实进行了比较深层的思考。他不是讨论政治问题，或者讨论一般的做人哲学问题，他在更深地思考人类的某些弱点，人类的盲目性。所以看过这部小说，有时候我也觉得有一种苦涩感，一种隔膜感。当然在座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孩子，我们不希望你们那么年轻的时候就读懂了《围城》的第三层面，你们读第二层就差不多了。这个《围城》主要不是写给年轻人看的，它是中年人的小说，它要有一些人生的历炼以后，才能有体会。刚才我讲了三个层面，三种批评方法，还有没有别的呢，可能还有，比如刚才我说，心里分析批评，甚至现在很时髦的女性主义批评，可以不可以用来分析《围城》？我想都可以试试。不过如果用女性主义批评呢，这个《围城》就可能站不住了，为什么呢？钱钟书的写作姿态在女性主义看来，就是非常典型的大男权主义，你看看他写的小说啊，方鸿渐周围围着他转的，唐晓芙、苏文纨、孙柔嘉等等，还加上鲍小姐，好像这周围都是为他而存在的，这是不是男性中心呢？如果他方鸿渐比较能够有一种对妇女的酋重，他们的婚姻生活是不会那么糟糕吧？
所以我们讨论问题啊，千万不要把小说当成人生哲学来看，比如说方鸿渐，或者是钱钟书对方鸿渐的描写对人生有一种非常深的看法，觉得人生甚至是没有意思，人生就是进城出城，就是盲目的这种无用功。这只是一种认识，一种感受性的或诗性的哲学，但是这样的哲学呢，不一定用来干预、指导我们的生活，这毕竟是小说。还是回到刚才我们说的，一部好的小说，一部意蕴深刻的小说，是可以不断地被解读，不断地进行剖析，见仁见智。我们读小说，完全可以相信自己的感觉，不一定阅读之前就抱着一个受教育的姿态。当然学生要受教育，但是老是有一种这样心态，好像世界一切都是为了教育而存在的，这也很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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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04-21 23:08
《围城》展示了人类一种悲剧性生存环境：鸟笼(英)、城堡(法)(语义：超越国界范围);揭示人的孤独主题以及人与人之间冲突，“大海之上”隐喻，(萨特：“他人是地狱”海德格尔：此在之“烦”。)
《围城》的思想意蕴具有三层。 第一层生活描写层，描写抗战时期古老中国城乡的世相，对当时的教育界、知识界腐败现象进行尖锐的讽刺，批判知识分子的空虚、苦闷。
第二层文化批判层，通过对一批留学生的生存状况、精神状况的描写，揭示中西文化的畸形对接所带来的深刻矛盾。
第三层哲理思考层，表达对于生活的真正价值的哲学思考，揭示人生的真谛——在绝望孤独中超越自我。
2、《围城》内容介绍：
围城故事发生于1920到1940年代。主角方鸿渐是个从中国南方乡绅家庭走出的青年人，迫于家庭压力与同乡周家女子订亲。但在其上大学期间，周氏患病早亡。准岳父周先生被方所写的唁电感动，资助他出国求学。
方鸿渐在欧洲游学期间，不理学业。为了给家人一个交待，方于毕业前购买了虚构的“克莱登大学”的博士学位证书，并随海外学成的学生回国。在船上与留学生鲍小姐相识并热恋，但被鲍小姐欺骗感情。同时也遇见了大学同学苏文纨。
到达上海后，在已故未婚妻父亲周先生开办的银行任职。此时，方获得了同学苏文纨的青睐，又与苏的表妹唐晓芙一见钟情，整日周旋于苏、唐二人之间，期间并结识了追求苏文纨的赵辛楣。方最终与苏、唐二人感情终结，苏嫁与诗人曹元朗，而赵也明白方并非其情敌，从此与方惺惺相惜。方鸿渐逐渐与周家不和。
抗战开始，方家逃难至上海的租界。在赵辛楣的引荐下，与赵辛楣、孙柔嘉、顾尔谦、李梅亭几人同赴位于内地的三闾大学任教。由于方鸿渐性格等方面的弱点，陷入了复杂的人际纠纷当中。后与孙柔嘉订婚，并离开三闾大学回到上海。在赵辛楣的帮助下，方鸿渐在一家报馆任职，与孙柔嘉结婚。
婚后，方鸿渐夫妇与方家、孙柔嘉姑母家的矛盾暴露并激化。方鸿渐辞职并与孙柔嘉吵翻，逐渐失去了生活的希望
3、作品赏析：
《围城》被很多人誉为现代的《儒林外史》，是因为钱钟书在这部小说中淋漓尽致地讽刺了知识分子。这种讽刺基于时代的和人性的的原因，也基于钱钟书个体的原因。先说个体的原因。钱钟书是个不世出的天才，同时，他也是最纯粹的学者，对学问怀着最深挚的虔诚，在学术上他不能容忍一丁点儿的虚伪和取巧。在这种目光注视下，一般的所谓“学者”，要不可笑也就很难了。比如他经常讽刺学者抄卡片，《围城》中的头号小丑李梅亭就有一个铁皮卡片箱。其实一个教书匠肯花力气抄卡片已经是颇为值得表扬的了，但在钱钟书看来，读书而没装在脑子里融会贯通，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围城》中的文化讽刺更多的是基于中西文化冲突、碰撞的历史平台，而这正是钱钟书的着力点之一。一是以现代文化观照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弊端，如方鸿渐的父亲方老先生的迂腐，他推荐的线装书中“中国人品性方正所以说地是方的，洋人品性圆滑，所以主张地是圆的”之类。二是嘲讽对西方文化的生搬硬套，“活像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两方补丁，照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如曹元朗摹仿“爱利恶德”(艾略特)《荒原》的《拚盘姘伴》诗，又如买办张先生式的洋泾滨。三是探讨对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的吸收中的荒诞，如方鸿渐在家乡中学演讲时所说的，“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又如三闾大学中的“导师制”。但《围城》中的讽刺更多的是基于对人性的解剖。比如方鸿渐著名的克莱登大学假博士，集中体现了人性中的欺诈、虚荣、软弱、对环境的无奈等等，又如李梅亭偷吃烤地瓜、陆子潇以国防部、外交部信封唬人、范小姐用不通的英文假冒作者赠书给自己等等，举不胜举。读者扪心自问，做过这些事的似乎不止这些人，有时也包括自己，就好像我们在阿Q的脸上看到自己的相貌特征一样。在读《围城》的时候，你会笑，会心地笑——不笑的人也用不着担心是否忘记了笑，你只是忘记了幽默，幽默不一定要笑来表示，所以发笑的就是真幽默也未可知(详见《说笑·钱钟书》)——所以是会心的笑，不够，还要脸红的笑，笑书上的人，笑身边的人，也在笑自己
4、作者介绍：
钱钟书(1910—1998)，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钟书，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江苏无锡人，育有一女钱瑗(1937年-1997年)，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曾为《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翻译小组成员，晚年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副院长。其父是著名国学家钱基博，在父亲的影响和督导下，自幼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其后就读于苏州桃坞中学和无锡辅仁中学。书评家夏志清先生认为小说《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钱钟书在文学，国学，比较文学，文化批评等领域的成就，推崇者甚至冠以“钱学”。
1946年写成并发表了长篇小说《围城》，同年发表短篇小说《人·兽·鬼》。抗战及解放以后，先后担任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总纂、上海国立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职务，主要进行翻译和中国文学的研究，出版了《宋诗选注》《旧闻四篇》《七缀集》以及《管锥编》等学术著作。
《围城》是钱钟书唯一的长篇小说，于1944年动笔，1946年完成，1947年由晨光出版公司印行。这是作者在困顿之中“锱铢积累”而成的，小说“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但组成故事的人物和情节全属虚构。尽管某几个角色稍有真人的影子，事情都子虚乌有;某些情节略具真实，人物却全是捏造的。”(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比如方鸿渐取材于两个亲戚：一个志大才疏，常满腹牢骚;一个狂妄自大，爱自吹自擂。但两个人都没有方鸿渐的经历，倒是作者自己的经历，比如出国留学、担任大学教授，与作品有相合之处，作者可能从他们身上获得了些启示，但并不能对号入座。
小说问世之后，颇受欢迎，不到两年就出了三版。解放后，一度绝版30年，1980年再次重印，在青年中激起了强烈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