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退股的法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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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06 0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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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29 06:31
禁止股东抽回出资的法律规定犹如一堵厚重的大门，挡住了股东退股的出路，而现实的需求却在不断叩击这堵厚重的门。这究竟是现实提出了不合理要求还是法律本身存在着问题?新公司法对此做出了回答，新法第36条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与旧法相比，新法只是把原来的“抽回出资”变更成为“抽逃出资”，仅一字之差，但却建立起一项新的法律制度。与新公司法第75条关于公司回购股东股份的规定配合适用，为有限公司的股东找到了一条退出公司的门路。回顾这一变动的前后背景，对于新法的理解和使用仍然具有一定意义。 禁止股东退股是*法系国家传统的观点，我国旧公司法关于股东不得抽回出资的法律规定，有着深深的*法系的理论背景。*法系关于股东不能抽回出资的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股东退股会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股东的投资构成公司资本，公司资本是保护债权人利益的重要物质保证。我国旧公司法实行的是法定资本制，《公司法》严格遵循了资本确定、资本维持、资本不变的资本三原则，以维护交易安全，保障债权人的利益。旧《公司法》第34条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不得退股的规定，即是资本三原则的具体体现之一。如果允许股东退股无疑是对资本维持和资本不变原则的破坏，从而危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第二，股东退股侵害了公司的利益。股东的投资转化为公司的资本，是公司赖以经营和偿还对外债务的物质基础。股东退股，抽走投资，使公司的财产减少，于公司不利。股东一拥而上要求退股，则公司将不复存在。
第三，股东会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尤其在公司经营不善、发生危机时，允许股东退股等于是将退出股东应当承担的经营风险转嫁给剩余股东。
第四，公司法是强行法，《公司法》第34条的规定属于强制法律规范，当事人不得违反。
上述理由对完善股东退出制度具有重要参考作用，但是绝不足以成为否定股东退股的理由。
关于股东退股是否会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争论集中折射出公司的对外信用问题。*法系以其严密的逻辑著称，在其“形式理性主义”的指导下，致力于构建逻辑清晰、组织严密的法律制度。在公司对外信用的制度上体现为严格奉行法定资本制，公司取得股东投资的所有权，公司以此为债权人的交易提供担保。为了在公司日后经营中，永葆对债权人的担保，创建了资本确定、资本维持、资本不变的资本三原则。但是，“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法系完美的设计仍然无法提供对债权人的保护。公司成立以后，随着公l—J的经营，公司的资产处于变动之中，公司获取的原始资本不断发生变化和转换。一个注册资本100万元的公司，在某个时间点上，其用于清偿债务的资产可能只有几千元。妄图依靠公司的注册资本米维护债权人的利益只是个神话，这个神话在经济生活的现实面前破灭了。我国*执行工作中存在的“执行难”现象，就是个例证。那么，公司的信用基础究竟是什么?公司的信用是公司资产，正确反映公司资产的是公司的财务会计，只有财务会计才能清晰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才能为债权人提供一个相对比较准确的信用状况。因此，禁止股东退股目的是为了维护债权人的说法无疑是皇帝的新装，是自欺欺人的。
关于股东退股会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的观点，应当辩证分析。股东与公司的利益既对立又统一，股东的利益应当是第一位的。股东利益的最大化是传统公司法的基本原则，直到今天他仍然是处理公司内部各种关系所必须遵循的法则。当股东因为特殊原因要求退股时，应当优先考虑股东的利益。股东与股东之间的利益也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股东退股大多有着特殊的原因，要求退股的股东往往面临重大变故或者深陷困境，在解困济危和维护正常利益之间，人们会毫不犹豫的做‘出选择，法律也不例外。
关于《公司法》第34条的规定属于强制法律规范的争论涉及到公司法的性质。1988年12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举行了主题为“公司法中的合同自由”的研讨会，由此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辩论，在这次论战中提出了公司法的任意性和强制性的问题，提出了公司参与方能不能逃离公司法等诸多问题。公司契约论者认为：“公司是一系列合同的联结。”由此导出当事人选出公司法的结论，公司法只不过是供当事人选择使用的合同范本。这一论点虽然以偏概全，但是，对于研究有限公司的法律规定，具有极为重要的启发意义。有限公司来源于合伙，合伙当中的退伙制度移植到有限公司*上，并未有不妥。合伙法关于退伙的规定都是任意性规范，关于退伙的问题，合伙人可以自由约定。从这个意义上，将《公司法》第34条的规定认定为任意性规范更为恰当。有限公司是人合性比较浓厚的闭锁公司，法律应当给予当事人更大的自治空间。
美国伊利诺斯州高等*在1964年的Galler诉Galler预案的判决中写到“有一种确定的，虽然尚不清晰的倾向，最终承认闭锁公司是很独特的一种公司??在没有少数股东提出抱怨，没有欺诈，且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债权人利益的情况下，同时，又不违反成文法禁止性规定时，我们看不出有什么合理的理由不允许当事人就公司经营达成他们一致认为可行的协议。”有限公司不对外发行股票，不涉及社会公众，因此，它是私人公司。在私人公司问题上，法律强制性干预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如果章程中有如何退股的约定，应当从其约定。 在德国，《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基于资本确定与资本维持原则的要求，未规定股东的退股。但是，面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与需要，德国法律一方面恪守传统，另一方面又通过*判例创立了退出权和除名权制度。在判例上，退出权的确认远远晚于除名权。直到1991年12月，联邦*才在判决中首次明确指出：“退股权乃组织法的基本原则，属于强制的、不可剥夺的股东权，不得以不合法的方式对其做出*。”通说认为，退股限于存在重大事由，且并无其他合适的方式将该事由排除，致使股东继续留在公司已无意义时，该股东才可行使退股权。同时，股东退出要受到《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3O条第1款的*，公司不得将保持资本总额所必需的资产退还给股东。
如果违反该规定，根据第31条的规定，股东应将退股所得的资产返还给公司。所以，在公司资产小于或等于注册资本的情况下，除非公司减资或其他股东愿意受让退股股东的出资。其意义在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不受损害。
在美国，上世纪6o年代之前，公司立法和司法对于股东退股均持反对态度。近2O年来，越来越多的州*倾向于在一定条件下以股份收买的形式给予股东退出的权利。《美国示范公司法修订本》第13.02规定，股东有权对公司行动持不同意见并取得对其股票的公正价格的支付，这些情形包括公司合并、公司收购、公私财产异常处理、修改公司章程等。在英国，随着经济的发展，法律也改变了禁止的态度，例如《1985年公司法》第5条规定，15%或者更多的股票持有者反对修改公司章程，他们可以在21天之内向*申请阻止这项修改或者要求公司回购其股票。
日本是*法系国家，但是13本没有固守传统，对资本三原则也没有抱着不放，而是在其《13本商法典》第349条规定：在股东大会做出变更章程之前，股东以书面形式通知公司反对的意思，并且在股东会上提出反对意见的股东，可以要求公司以公正价格购买其股份。异议股东籍此机会退出公司。《俄罗斯民法典》是世界上最年轻的民法典，法典第94条规定：“有限公司的股东有权随时退出公司，而不*司其他股东是否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应按照有限责任公司法和公司设立文件规定的程序、方式和期限向他支付相当于他在公司注册资本中股份的那部分财产的价值。”俄罗斯是在彻底打破旧有制度的基础上，重新构建的适合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其立法年轻又富有活力，大胆而不失缜密。颇值得我们研究。 有限公司的股东退股不仅具有社会需求的现实基础，而且具有充足的理论依据。一个多世纪以前，德国法学家在设计有限公司模式的时候，将人合性和封闭性作为公司的核心特征，有限公司的许多制度都是围绕着人合性和封闭性设计的。但是，任何完美的人为设计都会在实践面前暴露出不足。理性的态度是不断的改革和完善以适应实践的需要。允许股东退股正是对有限公司人合性和封闭性制度的矫正和完善。
首先，允许股东退股是完善公司人合性的必然要求。根据传统的公司法理论，有限公司是人资两合公司，2005年修订的新《公司法》把有限公司变成了与合伙企业信用基础几乎相同的人合公司。根据公司的人合性要求，有限公司的有效生存和对外信用依赖于股东之间的相互信赖和团结合作。一旦股东之间的合作关系出现无法修补的破裂，则公司的经营会受到巨大影响，如果矛盾双方的股东势力均等，公司的运转还会陷入僵局。
如果在此情况下，法律仍然将势不两立的股东绑在一起，要求他们继续一团和气，这是很难想象的。很显然，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要么是解散公司，股东各奔东西，要么是一方股东退出公司，一方股东留守公司。从经济的角度考虑，矛盾的一方股东退出公司是最佳的选择。原有的公司得以保留，留守的股东可以继续经营公司，退出的股东另外寻找更合适的投资机会。这是一个多赢的方案，方案的核心就是矛盾一方股东的退出。因此，股东退出公司不仅是保持有限公司人合性的要求，也是优化公司人合性的必然要求。
其次，允许股东退股是对有限公司封闭性制度的矫正。与股份公司的开放性相反，有限公司的封闭性集中体现在*对外转让出资制度上。
股东对外转让出自必须获得过半数股东的同意，在同等条件下，内部股东有优先购买权。面对这一制度，股东很难离开公司。一方面原有股东很难找到合适的潜在的合作伙伴，另一方面，转让股份的股东很难找到合适的买主。使股东与公司紧紧地绑在一起正是封闭性法律的本意，其日的在于迫使股东与公司同舟共济，激发股东的斗志，使公司得到更多更好的股东关注和经营。但在很多情况下，封闭性法律的意图无法实现。例如股东死亡而继承人不具备经营能力，例如同为一个公司股东的离异夫妻，例如股东出国定居等等。这些特别情况的出现，要求法律给予救济，而合适的办法就是允许股东退出。股东退出机制在公司封闭性的大门上开启了一条缝隙，为不愿、不能、不适合再呆在公司的股东留了一条生路。而这些公司的“叛逆者”的离开，不仅不会破坏公司的经营，反而有助于公司优化股东结构，给公司的发展创造更好的股东环境。从这个意义七讲，给予股东退出公司的渠道应是公司封闭性的逻辑结果。
再次，允许股东退股体现了商法中契约自由的基本精神。根据公司契约论的理论，公司设立于股东的约定，运行于股东的约定，这个约定的文本就是公司章程。在英美法系国家，公司章程被视为一种契约。日本学界则更倾向于公司章程是一种自治法规，有的学者干脆把公司章程视为公司法的渊源。当公司的运行违反章程的约定，违反了股东设立公司的初衷时，则股东有权要求退出合作协议，退出公司事业经营。契约自由原则是建立在合理预期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当公司改变经营范围，或者与其他公司合并或者变更公司章程等其他重大变化，则超出了股东设立公司时的合理预见，此时便应当允许不愿意继续经营的股东离开公司。这是公司股东尤其是小股东合理期待落空之补救的需要。最高人民*公布的《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草案中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决议公司合并、转让、实行股份交换、出租公司全部财产、对公司经营范围进行重大变更或者修改公司章程*股份转让的，在股东会决议表决时投反对票的股东有权请求公司收购其股份。
最后，允许股东退股有利于克服资本多数决原则的弊端。资本多数决原则是公司议事制度的基本原则，它是投资回报率与风险承担系数相一致的精神的体现，也是资本民主的体现。这一原则若运用得当，将有力地保障公司经营决策的高效运行。但是在实践中，资本多数决原则被滥用的情况极为突出。资本多数决原则使得大股东有机会凭借手中表决权的优势操纵股东会和董事会、监事会，损害公司和小股东的利益。使小股东的投资收益目的落空，严重地挫伤其投资热情。
资本多数决原则的滥用使“股东大会”异化为“大股东会”。中小股东因为人微占轻，遭受大股东压榨而苦不堪言。法律为保护小股东的权利设计了股东代表诉讼、征集表决权、股东回避等一系列制度，当小股东通过上述制度仍然不能摆脱遭受压制的困境时，选择逃离公司往往成为唯一的出路。
正所谓是“三十六计走为上”。因此，股东退出制度有利于克服资本多数决的弊端，有利于保护中小股东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