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社会特点是什么?从这个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你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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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04-02 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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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04-06 12:21
经济发达的宋朝已经基本成为共识，宋富这已早成历史的定论，因此鄙人就简单谈谈为何宋富在中国历史上的绝大多数王朝都采取“抑商”的政策而惟独宋朝例外。宋初，太祖赵框胤就言“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享天年，以博民富”。后，宋太宗也号为“令两制议政丰之术以闻”，神宗在位时“尤先理财”，令众“政事之先，理财为急”，这样的重视经济的思想一直贯穿于宋朝，这是保证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在宋之初，官员们研究理财求富之道。宋朝调整了历代立法中重刑法、轻民法的传统做法，专门研究施行了专卖法，如：盐法、酒法、茶法等法令。宋代则成为中国古代经济立法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而且宋的经济法令统一了国家与经济活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顺应商品经济的规律，是非常科学的法律法规。这些正确的政策导向使商业大潮兴旺，商贸发展迅猛，手工业发展迅猛，使宋朝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银行，这是绝无仅有的！甚至银行可以贷款，异地付款，就算是从近代来看，都是非常先进的经济管理体制。以地域而言，宋时的发展不仅仅局限于江浙和四川等老牌地区，就连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也比唐代有较大发展，这也是另人很惊讶的。
从手工业看：坑矿、茶盐、造船、造纸、制糖、纺织、制瓷等都比唐代进步的多，宋的手工业除了产地扩大、产量增加以外，技术提高也是非常明显。比如“糖冰”（冰糖）的生产技术，“单筒井”的开凿，宋瓷的精良等，无不反映了技术的成熟和创新。而商业和手工业的兴起，解放了大量受俘于土地的农民，使他们投入于商业、手工业中。北宋时期就已经开始大量开采金、银、铜、铁、煤等矿藏，而且全国各地也出现了世界史上最早的制造工厂、加工工厂，如：造船厂、造纸厂、印刷工厂、织布厂、火器厂、还有各地的官窑等等，可见当时的手工业之兴旺是空前的！
早在北宋，中国人已懂得用烧煤、炼钢，大型手工业则雇佣几百全职的产业工人，而政府的两处军工业聘用八千工人——这已经是重工业规模了！宋朝的钢铁产量平均年产达一十五万吨（有人认为宋朝华北工业基地达年产一百二十五万吨的水平，这基本上是一个错误的认识，大部分都源于孙隆基所著作的《中国千年回顾——一个全球史的鸟瞰》的数据“关于宋朝钢铁产量有多组数据”。经核实，在众多数据中“15万吨”还是比较合适的，而英国于1788年亦即工业革命之始才不过年产七万六千吨。此外，矿冶、造纸业、制瓷业、丝织、航海业也高度发达，宋代无愧于世界近代之前的“高科技”之家。更是当时世界上的手工业之霸主!
从商业看：唐代的城市多趋于行政中心，而宋代市镇则趋于工商业化，唐代都市内的贸易地区由官员严格控制，宋代则更加自由。由于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城市的发展，“坊制”的突破，集镇的兴起，因此住宅区与商业区的界限逐渐消失。宋代的这一类的“新型”都市有些发展至有了很大的规模，如开封和杭州都达到一百万人口，而后者就是“马可波罗”在元初所见的“前所未有”的城市，即使是到了至元朝后期，中国以外最大的城市是“巴格达”其人口只有三十至五十万之间。数百年后阿拉伯旅行家伊本?贝图塔也称杭州为“世上最大的城市”！从事工商业的人口逐步增多，产量加大，投入资本大幅度扩充，因此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也已不单独只是农业了，工商业所占比重已经超过了农业。且在其商业运作中还出现了铜板印刷的广告，这比西方资本主义的广告要早三百多年。就学士苏东坡来说，他就曾给一位做油食老妇人做过一首广告诗，使之兴隆。
更有意思的是，宋朝还出现了近似现代报纸的“小报”和史上最早的商标。商标是小可意义重大，这标志着宋朝商业化体系的逐步完善。
此外，著名学者沈括所著的《货币流通速度论》也是达到了现代货币理论水平。
大宋强盛的商业浪潮，也是世界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母体，而宋代的经济突飞猛进，则创造了空前的财富与繁荣。
二、文化辉煌
物质生活的富足，使精神追求变的越发迫切，于是宋朝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有了强烈的文化需要。国民闲暇的生活、审美趣味、生活情趣、都促成了宋朝的文化高度繁荣。诗词、歌赋、杂技、戏曲、民间音乐、小说、书法、建筑、等艺术都在宋代高速发展，与此同时宋朝出现了一大批名垂青史的文人骚客，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有苏轼、欧阳修、寇准、范仲淹、王安石、岳飞、文天祥、沈括、辛弃疾、朱熹、李清照等。这些学者们即使现在看来也是风华依旧，其光泽不减当年。古今中外最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中，宋朝就占了六位之多，可见其文化之光辉是何等之耀眼！书法家更是举不胜举，最著名的四大书法家有：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他们的作品足以让书法家们叹为观止。就是“大汉奸”秦桧也能习得一手妙笔、舞得一手好文，若是其为人正派，必然也是一位书法家文学家，更不论岳飞等文韬武略的英雄了！
因文化的百花齐放，两宋大家又分之为南北：
南宋有四大家：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
北宋有二程：程颐、程颢(理学家)；
南宋东南有三贤：朱熹、张拭、吕祖谦；
也正是因为宋文化的蓬勃发展，使宋朝完成了“儒学复兴”产生了新儒学(即理学)，使得传统的“经学”进入了“宋学”的新阶段，也促进了儒、释、道三家相互交汇的深入发展。
“词”自唐末兴起，经五代至宋已经达到全盛，因此有唐诗、宋词、元曲等并称，可见词是宋朝文化的代表之一，是急先锋之一。要考究宋朝文化必然要先对其词有所了解，而最具有代表的是苏轼的《明月几时有》。此词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就是一般的孩童都会吟唱两句。全词高雅、飘然、使人如登仙境，又独身于世外，孤独且满目而悲者矣，可谓登峰造极之作。把水调歌头词牌名形式优势发挥到了极致！《江城子?密州出猎》也是出自其手笔。而其他词人同样成绩斐然，就算是李清照等女词人也是所见不鲜，可女子好习文且达到如此水平者，古往今来也惟独宋时一个李清照。也是，若把宋词之人一一列举，鄙人一天也未必言尽。再举下去也只是数数宋代“词”文化的九牛一毛了。就拿《全宋词》来说吧，全书共收词人一千三百余家，词章近两万赋。孔凡礼的《全宋词补辑》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增词人百家之多，词作四百多篇，这足以反映了词文化在宋时的地位，足以反映了词无愧于宋文化之代表，足以放映了宋文化的欣然朝气！
“诗”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精髓。在宋把对“诗”的诠释提升到新的层面，一个更加大众化的普及层面，一个更加自由的格律层面，宋朝虽然是“词”的全盛时期，但是同时是一个“诗”的国度。我们无论在小学中学大学乃至于研究生，唐宋朝之诗是接触过最多的。宋代的诗，是唐朝之诗的延续、再发展与突破。宋朝的诗人更广泛，诗篇更丰富，诗歌的种类和形式在宋朝达到丰富宋诗创作的数量空前的多。据我所知，北京大学正进行《全宋诗》的编纂，据初步统计所收作者不下九千人，为《全唐诗》的四倍！就个体诗词数量而言，诗词作品最多的个体还是在宋代诞生了。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个忧国忧民之人的名字吧！他就是——陆游。你还记得这位伟大的诗人对国家复兴的致死愿望吗？可曾记得他的临终遗言吗？如果你忘记的话，那么你听吧！“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多么朴实的语言啊！一个爱国义士临终遗言，我生前没看到复国啊，我死后也要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孩子们啊！大宋复国之日，你们千万不要忘记在拜祭的时候，告诉你们的父亲这个消息啊…… 让我九泉之下也能瞑目……
写到这里，我闭上了眼睛，不知为何泪流不止。是的，是的确实流泪了，而且在尽情的流泪，不光为了“诗”所隐藏了的悲楚而流泪，也为了千千万万的象陆游这样爱国志士流泪，更加是为了宋朝最终命运而流泪！（呵呵……键盘上湿一大片，休息以下，还是振作起来继续写吧）唐宋之诗是一个巨大的宝库，取之不完，用之不绝。诗中包含了无数知识财富，但这个宝库，我们认知和开发的非常之少，能不遗憾吗？如此之多的潜在资源等待着我们去开发，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动心呢？
在之前鄙人谈到了四大书法家，书法方面不多说了。宋朝的书法的成就是世人皆知的，而宋代所涌现的画家有哪些呢？最富盛名的画家有：赵佶、范宽、马远、夏圭、郭熙、李唐、张择端等。艺术界闻名遐迩的《清明上河图》就是出自张择端之手。纵观中国历史，最能代表中国画最高艺术成就的，非宋代之山水画莫属了。时而博大如鸿，时而飘渺如仙，意境挥洒如行云，意随豪泼如流水。宋时，山水画家可谓人才辈出，各有所长。比如：北宋画家有范宽（以崇山峻岭和雪景见长），许道宁（以林木野水见长），郭熙（以描四时朝暮风雨明晦的细微变化见长），李成（以塞林平远见长），惠崇、赵令穰（以抒情小景见长），米芾、米友仁父子（又以云山墨戏见长），画中内容之丰富无法用言语穷尽。
而南宋的夏圭、马远、李唐、富有诗意的山水画则反映了山水画艺术的不断变革和发展，他们与刘松年共称为南宋四家，不知名或者隐居的民间画家也多如牛毛。可见宋朝书画方面也已经达到中华艺术创作的颠峰。
除此之外，宋时兴起的话本，也是在我国文学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可以说它开创了明清白话小说的先河。
而平民文化也在这个时期蓬勃发展起来了，如戏艺类的有：皮影戏、滑稽剧、杂技、傀儡戏、杂剧、说话等等。
随着经济的飞跃发展，物质生活也就越发优越，娼妓业当然兴盛了。宋时娼妓，分得很明确，大致分为了“商妓”、“艺妓”、“声妓”、“官妓”四类。当然，此妓非彼妓，她们大部分都不卖身、只卖艺。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对琴、棋、书、画、歌、诗样样精通。有的妓女甚至可以自成一家，也就是现在的民间艺术家一类。这四类艺妓中，最具有才貌双全特性的非“官妓”莫属，自然官妓的地位也是很高的。
宋朝时期，所有的茶文化也是很有品位的，可以根据个人喜好调制，与其说是品茶不如说是品茶饮料，连茶盏都可分为黑釉、酱釉、青釉、青白釉四种。可见宋人也是优越之优越，享受之享受啊。宋代还有斗茶之风，民间有各种花瓣茶流行叫卖，国君徽宗也在《大观茶论》二十篇文章介绍茶文化。可以说宋代茶文化是中国古代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综合体现，是雅俗共有之文化。
由于徽宗非常喜爱玉器，上行下效，玉雕艺术有了长足的发展。与此同时，木雕、竹刻、漆器、碑帖、印章、铜器、金银器、牙角器，乃及笔、墨、纸、砚等等都有极高的造诣，这些都表明了宋的文化艺术的高超深厚！
宋朝时期还创造了现在使用的“宋体字”，可见其对文字的影响也颇为深远。
宋代史学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宋代史学体裁多样，兴起了方志学、金石学(类似考古学)，史学著作也异常丰富，著名史家辈出，达到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顶峰。中国最早的字典《说文解字》东汉后早已失传，也是经宋朝的徐铉氏兄弟重新编纂的。
大部分学者认为在新中国建立以前，中国文化曾经出现过三次大的高潮：
1、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2、两宋时期的文化复兴；
3、“五四运动”后的新文化运动；
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些评价是很值得重视的。史学家汤因比（英国）曾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余秋雨先生也曾说过“我最向往的朝代就是宋朝!”。连邓广铭也曾说“两宋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可见宋朝其文化吸引了多少文人雅客，它确实是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空前绝后的！
三、农业飞跃
大家都知道，如果要想知道某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统治阶级的统治情况，自然条件状况，农业无疑是块最直接的晴雨表，那么宋朝的农业情况如何呢？
宋朝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相当惊人！据蒙文通先生考证：唐时平均每亩产量约1.5石（唐比汉代高50％），而宋代平均每亩产量约2石，比唐代高约30％。经济作物，无论种茶、种棉、种植甘蔗、栽桑养蚕产量均高于唐。生产分工也很仔细，其主要表现在经济作物上。比如宋代的茶叶生产，在秦岭两淮以南的地区出现了以专门种植和加工茶叶为生的园户，而且产量颇丰，而农产品种类也有明显增多的迹象。
宋朝对传统农作物也是大为推广，尤其是小麦在南方的推广尤为显著，而水稻在北宋时的淮河，黄河流域也进行了推广，同时棉花种植也普遍推广了。南宋后期棉花种植从两广和福建扩展到了长江流域(甚至北宋时期还有“木棉收千株，八口不忧贫”之说)。南方农业生产水平已超过北方。
而农业发达，原因主要无外乎两点：
一、宋政府的政策以及行为。比如：有奖励农耕的政策，对广大农民进行激励，提高了其劳动生产的积极性，还科学的推广农业，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比如着力推广占城稻等……）
二、生产技术的迅猛发展，农业生产作为直接受影响者也随之迅猛发展。
此外宋朝的地方官员也是非常注重水利设施的维护和兴建的，这就使宋朝的农业发展，有了一个很良好的基础。同时，高产粮食作物的广泛播种使单位面积的粮食作物产量大大增加，也促进了经济作物种植和发展。因此使得小农经济内部产业结构发生一定的变化，形成了农副业生产彼此促进的经济格局，农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宋代，南方农民培育了许多优良稻种。并引进外来的优良品种，引进的外来优良稻种中最著名的有占城稻（越南）和黄粒稻（高丽），当然占城稻（又称早禾或占禾，属于早籼稻）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它原产于越南中南部，北宋之初传入我国福建地区，占城稻有很多优点，以耐旱、生长期短、适应性强著称。关于占城稻还有这么一个真实的故事：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2年)，江淮两浙大旱，水田无粮可产，宋真宗便遣使于福建，取占城稻种三万斛(旧量器单位，容量为10斗)，分给江淮两浙地区播种。不久，河南、河北一带也种上了占城稻。南宋时期，占城稻遍布各地，成为早籼稻的主要品种，占城稻也成为了广大农民常年食用的主要粮食。
宋代的农业生产技术也发生了变革。出现了专门除草用的弯锄，碎土疏土用的铁耙，安装在耧车上的铁铧……这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此外，在水利灌溉方面，主要出现了龙骨翻车等工具，由此可见宋朝的农业技术比隋唐时期是有很大的提高。
宋朝的土地田亩制度也是很先进的。宋代由门阀私有制和国家分配土地制转变为土地自由买卖和契约化，导致世族门阀的消失，使魏晋以来盛行的“庄园制度”为地主制度与小农耕作所取代。佃农从此更加自由了，至于国家方面以减轻土地兼并、调节贫富不均来施政，避免了非常化的恶性循环。宋的土地政策是“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国有土地虽仍存在，占全部土地的小比例，是允许土地自由买卖的国家只收登记费用，自由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均田制也随之彻底瓦解。私人地主土地所有制逐渐发展，已成为主要的土地占有制，形成了“千年土地八百主”的局面。至于租佃的契约，则多半由私人之间决定，非常自由。租佃制普遍发展，这种情况和体制一直被延用到清朝末年，可见其先进性。
由于均田制的废除，国家对社会的干涉不再是平均地权而是对小农作出贷款，即是提高生产，发展国民经济，而不是搞平均主义，这些是王安石的主张。
另外，值得一说的是，他把百姓对国家的服役，用现钱折算价值，地方对中央的进贡改为比较市价后进行采购，这都是市场和货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可能出现的政策。
在赋税方面，宋代可以说是继承了并发展了唐代“两税制”(务实的逐步实现私有制和货币经济)，租庸调制度废除，改进后为“二税”(把税制简单化，只收户税和地税，分摊夏秋两季征收，地税征收谷物，户税则全以现钱计算)。明代中后期，就演变为“一条鞭”法了，一直到清代前期的“地丁制”，因此在整个封建社会中也是很先进的赋税制度。
宋代的佃农地位也有所提高，虽中古式的身份制仍残存，但政府基于财政的考虑把全国居民分为“主户”与“客户”，也就是说只看财产，不看身份，拥有财产的主户，直接承担各种赋税，没有产业的客户则不直接承担。在农村，客户是指佃农一类的人，他们不再是世族地主的“私属”，而是直接编入国家的户籍，在城市，主户身份并不以房地产之有无为唯一标准，也包括有无店铺、库房，以及从事经营的资本等等为标准，可见是相当内容细致的，客户，则是雇员或房客。
由于农业的高度繁荣，不少农户直接进入市场进行谋生，或合伙从事买卖活动，其他经济领域宋代也不甘示弱，宋朝面临着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显著的进步！
四、政治开明
牛顿说是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同样一个朝代也是如此。宋朝鉴于唐末五代武人跋扈，其政治渐渐趋向于温和，而在政治制度上“以唐为鉴”、“守内虚外”、“强干弱枝”，这不仅有其特色，而且较之唐代有所发展，鉴于唐末五代武人跋扈，其政治渐渐趋向于温和，这就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先“以文治天下”的国家。“文治”于国民（这要和“制军”区分开来）从这一层面上来说，即使是到了现代依然是主流，有了“以文治国”的思想作为主流，政治环境自然也就开明了。
而宋祖赵匡胤是对待政治的态度是如何的呢？赵匡胤建宋之初就传下“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的誓言。从古到今立朝之初的统治者哪个不是心怀杀戮以至深重之人？古今共事大业的功臣们，都无一幸免于难，难逃狡兔死，走狗烹的命运。而宋王朝绝对是个例外，太祖贤德虽是武夫出生却不以暴而治暴，又立“誓不杀士大夫”的誓言，绝对是前无古人啊！宋朝历代都以此言为接，戒律不敢有违，在这种传统政策条件下，宋朝的政治开明言论自由已经达到了一种空前的水平（当然有谋反嫌疑，则可以杀之），连二圣被俘才得位的高宗赵构，使纵秦烩杀岳飞，如此昏庸，也只开杀戒三回。即使有图谋皇位也是流放而过（卢多逊和丁谓），如此之大过流放处理，不杀臣子于足下，历代为之罕见啊！这也使的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第二个学术以及政治自由的时期，连佛教、道教都有了新的发展。学术书院也成型了，为科技的进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书院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因此宋朝“文字狱”是不存在的，可以说是连“文化狱”都没有的，而上朝则进言只要“随意得体”，和处臣相辩作到“争吵有理”，宋朝帝王一般都不与追究。官员们大可不必担心朝不保夕的脑袋，更加不用当心满门抄斩，株连九族。
宋有也党派之争，如改革派、保守派、主战派、主和派等。而改革派和保守派并不是恒久固定的两派，比如：公元1042年，范仲淹、欧阳修变法实行“庆历新政”，公元1069年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反对、欧阳修反对、苏轼也反对，但反对的观点很不同，苏轼在变法派执政时反对变法过急，又在保守派执政时反对对新法全都抛弃。
司马光与王安石多次在朝廷面红耳赤争执不下，不过私下还是彼此尊重，各派人士虽观点立场不一，可都以忠国爱民己任，绝非为一己私利，宋代的党派之争无愧于是民主政治的典范！
宋朝知识份子的地位空前提高，加之如此之开明的政治环境，造成了这个时期涌现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也络绎不绝。朱熹、陆九渊、张载、邵雍、周敦颐、程颐、程颢等思想家，还有王安石、欧阳修、苏轼、司马光等著名政治家，还有一大群如寇准、范仲淹、包拯等敢于直谏的忠良大臣们。
说到包拯，中国史上也只有宋才可能出现像这样和皇帝在朝堂上当面争吵的而皇帝竟不记仇的事，据说包拯之唾，如喷撒洪溪，飞溅于仁宗的脸上，这等事情也是罕见之至，仁宗虽生气，可是非常理性的，包拯照样官运亨通，如日中天。
宋代的政治风气如何呢？宋朝有法律规定“有事实者为先，天子与之庶民”。也就是说，任何人只要违法一律严惩，重事实轻权贵，下级官员，甚至百姓都可以状告上级官员，万人之上的宰相也难以幸免。包拯不就是把他的顶头上司及和几位比他职位高几级的官员给撂倒了吗！(类似的弹劾，而弹劾只有在民主政治中才可能出现)，包拯一类人也只有在开明的大宋才能可能出现，可以说是大宋王朝造就了他们，百姓想告官员也不难，各级衙门口也都贴着反腐规训，人民可以上诉，告官，直至胜诉（不是现在二审终审制），因此也是屡见不鲜的啊，政治风气可见之清新。
宋朝的皇帝到政治上权力是什么呢？鄙人认为主要表现为人事权，皇帝可以从分属不同党派人士中选择宰执，可以选择自己的私人秘书（翰林学士），还有负责劝戒皇帝的谏官和监察百官的御史，这个时候皇权就受到了一定限制，而他又要保证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那么就极力分化宰相事权，专门建立了“言官”制度，宋仁宗时近一步增加台谏力量和庭辩力度，可皇帝还是必须尊重文武官员的职权，不能随意干涉，理解了宋朝的政治体制，有许多以历史疑点也就不那么难揣测了。
比如：宋神宗看到流民图落泪，可是他不能直接让王安石单方面停止“青苗法”，王安石也不会听他的，除非用皇权把王安石及其同党全部逐出朝廷，换成司马光一系的人，放弃变法成果。
比如：宋高宗明知秦桧跋扈，却不能随意撤换，因为秦桧是主和派的首领，要是把秦桧驱逐，主和派所剩的人，才干不足，民治大局不保（秦桧治民安理，颇有一套，没有出现能替代他的人，也是无奈之举），他最终，不得不让主战派上台执政，用来压制主和派一杆人等。
除了观察皇帝的行为，还可以从宋代笔记中得到旁证。那就是宋人笔记普遍地大量讨论“官制”，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退下来的官员，属于私人记载，而什么使他们如此记载呢，威吓其他朝代并没有“官制”的大量私人记载？即使后三代元、明、清也没有找到。
这只能放映宋朝了对“官制”的重视，职与权都普遍得到了尊重。
我们从宋朝的立法上看行政之功德，有德礼与政刑德关系论，德礼为本，政刑为末，德礼之间，德为本，礼为末(德为本而调整政与刑、政是统治工具，刑是辅助统治的方法)。
《宋刑统》(宋朝基本法《宋建隆重详定刑统》以下简称《宋刑统》)较之唐律在体例和内容上均有所发展，从内容上看主要有：
1、在刑制上的变化，在五刑之后增创“折杖之法”；
2、对官吏犯赃罪的处罚规定较《唐律》有了明显的减轻；
3、对“盗罪”呈现加重态势；
4、有关调整民事法律关系的条款与《唐律》相比明显增多，这是变化最为突出的地方。
北宋初年“太祖受禅，始定折杖之制”改变了五代以来刑罚的严苛，文治于天下(以折杖法代其他刑罚，免除一些极其残酷的刑罚)。
“终仁宗之世，疑狱一从于轻”，可见宋仁宗的开明政策。(此举类似于今天我们的立法精神和原则“疑罪从无”)
仁宗“以敕代律”以补充空缺，采取编敕，是整个变法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直接目的在于保证“富国强兵”政策的实施。(可惜的是神宗之后“以敕代律”成为皇帝个人专断的法律工具，在徽宗年间发展到了极端)
北宋“口数占田”主张奖励农业生产，主张推行“社仓”制度，以减轻赋税，也乃恤民之主张。
因此即使是从法制上看，宋也确实是“仁政天下，政治有功”
宋不以武断专行而处国事，以大文德行而治国，几乎就是走向现代化文明进程的标志！
热心网友
时间：2024-04-06 12:22
给我们的启示：要重视经济发展，让人民安居乐业；文化上要繁荣，让不同民族在共同的生产和生活中增强认同感，从而达到融合和发展。
热心网友
时间：2024-04-06 1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