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陈北薛"中的"北"指的是哪里,"陈"指的是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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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03 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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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16 22:02
“陈喜墓”的发掘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厦门文史专家和市民的广泛关注，就是因为它有望揭开“南陈”之谜。目前，关于“南陈”究竟是指何人，厦门文史界大约有陈夷则、陈黯、陈喜三种版本的说法。
陈夷则
300万贯买下孤岛
有关陈夷则的事迹，除陈姓族谱稍有提及外，其他典籍均无记载。相传陈夷则4兄弟均中过进士，但查阅正史，只有排行老三的陈夷行有传记，言及其曾位居工部侍郎，其余兄弟则均无记载。陈夷行传记中也没有关于其兄弟的记载。
根据《颍川南陈族谱》里的记载，唐玄宗时代神龙二年（公元706年）的进士陈邕，因与宰相李林甫不和，被贬入闽，带着父亲和四子一女，先后在莆田、惠安居住过，后定居漳州。
唐建中二年（即公元781年）的某天晚上，在漳州的某一间屋子里，陈邕的长子陈夷则梦见自己睡在一个四*满稻谷的岛上。为了寻找梦中的这个“禾岛”，陈夷则率领整个家族300多人来到了“禾岛”（也就是现在的厦门）。
此外，关于陈夷则最先开发厦门的说法，民间还流传着另一个传说：陈夷则的父亲陈邕在唐中宗时中了进士，做官做到了太子太傅，后因和当时的宰相李林甫不和，*举家迁到了福建省漳州南厢山。在唐文宗时，陈夷则又当上了宰相，此后子孙兴旺，在福建发展成“太傅派”陈氏。在任宰相年间，陈夷则花了300万贯钱买下了当时还只是一座孤岛的世外桃源，也就是现在的厦门岛。
陈黯
建立了金榜山
关于“南陈”的代表人物，目前较为流传的说法还有陈黯。从《颍川南陈族谱》上看，陈黯是陈夷则十世孙，也就是东侧墓墓主陈元通的儿子，相传他建立了金榜山。据朱熹的《金榜山记》记载，陈黯考进士考了十八次都没有考上，后来就隐居在金榜山，自号“场老”，故金榜山又称场老山。
朱熹在文中称，“金榜山在嘉禾廿三都，北有岭曰薛岭。岭之南唐文士陈黯公居焉；岭之北薛令之孙徙居于此。时号南陈北薛。”据了解，这是最早出现“南陈北薛”这一称呼的记载。据朱子所说，南北之分，是以薛岭为界，陈黯隐居于金榜山，在薛岭之南，薛令之孙住在薛岭之北，故称“南陈北薛”。但薛令之之孙是谁，朱子没有说清楚。
厦门市地方志编委会副编审李启宇认为，陈黯不太可能是开发厦门的第一人。首先，从现有的资料看，陈黯是否是嘉禾里人还很难有定论。唐史《艺文志》称他为南安人，这与嘉禾里人的说法可以算是相符，因为唐代的嘉禾里属南安县，但《漳州府志》则称他为莆田人。其次，从个人经历来说，陈黯家里很穷，考了十八次都没考上进士，怎么会成为地方名人开发厦门呢？此外，史*载中称陈黯的父亲早死，可是出土的陈元通墓志铭说陈元通活了75岁，这显然又是一个矛盾。
此外，“南陈陈黯说”也随着此次发掘中陈元通墓志铭的出现而被推翻了。根据墓志铭的记载，陈元通已经来到厦门了，而根据陈氏族谱中记载，陈黯是陈元通的儿子，如果这一身份可靠的话，那么陈黯肯定不是开发厦门的“南陈”第一人。
陈喜
一个墓志铭引出的开基祖
持“南陈陈喜说”的主要人物是原厦门博物馆馆长龚洁。据龚洁介绍，有关“南陈北薛”的所有史料记载均为陈黯和薛令之。相传薛令之在唐玄宗年间，因得罪皇帝而隐居厦门，死于开元年间。陈邕也是在这一期间率族人南下。薛令之与陈邕同生活在开元年间，而陈黯已是陈邕的第十一代传人，相差300多年，不可能同时开发厦门。
龚洁说，理学家朱熹最早发现了这一疑点，他曾自己推算，可能“北薛”应为薛令之的孙子薛沙，与陈黯在时代上较为接近，但毫无根据。“南陈北薛”为陈黯和薛令之的说法真正被推翻是在泉州石井《唐许氏故陈夫人墓志》发现之后。陈夫人是陈黯的堂妹，嫁给泉州的许元简为妻，生子后得了产褥热而去世，许元简伤心万分，为她立下了《唐许氏故陈夫人墓志》。
1973年，泉州石井村几个村民在一树林里挖到一座没有墓碑的坟墓，墓室里一块光洁平整的墓志被一村民拿回家中，当作腌菜缸的缸盖。
1978年的一天，泉州城东镇派出所所长叶道义路过时，偶然发现了放在这块缸上的墓志铭。意识到该块墓志是唐代物品后，叶道义便向该村民要走了该墓志，并把它放置于门前的庭院里。上世纪80年代初，泉州文物工作者刘志成到叶道义家做客时，庭院上的这块墓志引起了他的注意。《唐许氏故陈夫人墓志》的价值随后也引起了厦门史学界专家的关注。
据墓志铭里的记载，唐贞元4年（788年），时福州军乱，大将郝诫溢欲发动叛乱，自掌“留后”。陈喜因不愿参与闽军叛乱，率100多个族人迁回当时被称为“新城”的厦门岛，并“发川为田，垦原为园”、“终生不仕，以遂高志”。龚洁说，这说明最早开发厦门的陈氏始祖既非陈黯，也非陈夷则，应是陈喜。他还认为，陈夫人墓志揭开了两个谜底：一是陈喜入厦原因，二是厦门称“嘉禾里”始于唐而非始于宋。
然而，对于“南陈”系陈喜的说法，《唐许氏故陈夫人墓志》只提供了一个孤证。因此，此次“陈喜墓”的发掘再次吸引了厦门文史专家的目光。尽管此次发掘最终确定“陈喜墓”东西侧两个墓穴主人均非陈喜本人，但墓志铭中记载的时间、名字及人物辈分关系，可说与1973年泉州出土的《唐许氏故陈夫人墓志》相互呼应，更加证实了泉州墓志铭记载的真实性，从而也使得开发厦门的“南陈”是陈喜的可能性更加大了。另外，“嘉禾里”这个名字在唐代就出现再次得到印证，厦门历史“宋之前无可考”的结论也再次被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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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16 22:03
“陈黯薛令之孙”说：此说见朱熹作于宋淳熙二年（1175年）春的《金榜山记》。朱熹在文中称“金榜山在嘉禾廿三都。北有岭曰薛岭。岭之南唐文士陈黯公居焉；岭之北薛令之孙徙居于此。时号南陈北薛……”
“陈黯薛令之”说：此说出自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版《泉州府志》。该书卷之二《舆地志》称“嘉禾屿……西北有岭曰薛岭，岭之南唐文士陈黯居焉；岭之北薛令之徙家于此。时号南陈北薛……”成书稍迟的《闽书》亦持此说。清乾隆《泉州府志》、《同安县志》和道光《厦门志》均误称此说始于《闽书》。
“陈黯薛沙”说：清乾隆《泉州府志》引《名胜志》资料，载有薛沙小传，称“薛沙，长溪人。令之裔孙。为龙溪尉，因卜居同安嘉禾屿。人称所居岭为薛岭。岭之南陈黯宅在焉。时号南陈北薛……”
“陈夷则薛令之”说：《嘉禾陈氏谱》称“夷则迁嘉禾屿，与学士薛令之同里巷。乡人遂有南陈北薛之称……”
以上四说均有破绽，难以成立。
朱熹的《金榜山记》最大的问题是，文中称陈黯“十八举不第”，后隐居金榜山，但同时又称陈黯住薛岭之南，这不是自相矛盾吗？金榜山的地理位置是在薛岭的西南方约10里处，而传统说法的“南陈”指的是早期迁居厦门岛、居住在薛岭南坡一带的陈姓。从《颖川嘉禾陈氏族谱集成·南陈实录》的有关记载看，“南陈”的居住地在薛岭以南不超过5里的范围内，即今乌石浦、后坑一带。另外，从现有的资料看，陈黯是否是嘉禾屿人还难有定论。唐史《艺文志》称他为南安人，这似乎与嘉禾屿人的说法相符，因为唐代的嘉禾屿属南安县，但《漳州府志》却称他为莆田人。从个人经历方面分析，陈黯自幼失父，家境困难，40岁以后才参加科举考试，到老也不曾考得一官半职，才到金榜山隐居，并无其他资料可以证明他住在薛岭之南。在朱熹之前的同安县尉张翥所作的《嘉禾风物咏》，称“南陈北薛”为“衣冠陈氏族，桃李薛公园。”显而易见，布衣之身的陈黯同“衣冠陈氏族”的官绅之家是对不上号的。
万历《泉州府志》指“南陈”为陈黯，“北薛”为薛令之。对此前人已有辩驳，认为薛令之为神龙二年进士，陈黯为会昌时人，相去百二十年。两个不同时代的人，如何可称“南陈北薛”﹖另外，如前所述，陈黯也不可能住在薛岭南坡。
如果陈黯住薛岭之南的说法不能成立，那么“陈黯薛沙”说也不能成立。此说还有一个疑点，那就是薛沙是如何出现的。明万历《泉州府志》中并无薛沙的任何记载，但清乾隆二十八年编修的《泉州府志》却突然冒出个薛沙来。该志称薛沙为“令之裔孙”，但又说不清辈份，福安的薛氏族谱中也找不到关于薛沙的任何记录。该志又称薛沙任“龙溪尉”，因而卜居嘉禾屿，所居岭人称为“薛岭”。薛沙既非嘉禾屿人，又在龙溪任职，即使真的“卜居”嘉禾屿，也必是在卸任之后。龙溪当时为“中下”县，县尉为从九品下的最低级的*，职责是“分判众曹，收率课调”，这样的一个卸任官显然是配不上“桃李薛公园”这样的声望的。更何况，如果“陈黯薛沙”说可以成立，那么薛沙与陈黯必为同时期人。而陈黯迁居嘉禾屿之时已有“薛岭”之地名，亦即薛沙之前已有“薛岭”之地名，故“薛岭”不可能因薛沙而得名。
“陈夷则薛令之”说亦难成立。《陈氏谱》称陈夷则与薛令之“同里巷”，既然是芳邻，怎么有可能被称为“南陈北薛”呢？且陈夷则其人其事，除陈姓的族谱稍有提起之外，其他典籍均无记载。且《颖川陈氏大成谱·南陈实录》称陈夷则入厦时间为唐建中二年（781年），此时，薛令之已去世约30年，二者不可能并称“南陈北薛”。
总之，由于年代久远史料散失，“南陈北薛”究竟是谁，成为厦门地方史研究的一个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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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喜墓”的发掘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厦门文史专家和市民的广泛关注，就是因为它有望揭开“南陈”之谜。目前，关于“南陈”究竟是指何人，厦门文史界大约有陈夷则、陈黯、陈喜三种版本的说法。
陈夷则
300万贯买下孤岛
有关陈夷则的事迹，除陈姓族谱稍有提及外，其他典籍均无记载。相传陈夷则4兄弟均中过进士，但查阅正史，只有排行老三的陈夷行有传记，言及其曾位居工部侍郎，其余兄弟则均无记载。陈夷行传记中也没有关于其兄弟的记载。
根据《颍川南陈族谱》里的记载，唐玄宗时代神龙二年（公元706年）的进士陈邕，因与宰相李林甫不和，被贬入闽，带着父亲和四子一女，先后在莆田、惠安居住过，后定居漳州。
唐建中二年（即公元781年）的某天晚上，在漳州的某一间屋子里，陈邕的长子陈夷则梦见自己睡在一个四*满稻谷的岛上。为了寻找梦中的这个“禾岛”，陈夷则率领整个家族300多人来到了“禾岛”（也就是现在的厦门）。
此外，关于陈夷则最先开发厦门的说法，民间还流传着另一个传说：陈夷则的父亲陈邕在唐中宗时中了进士，做官做到了太子太傅，后因和当时的宰相李林甫不和，*举家迁到了福建省漳州南厢山。在唐文宗时，陈夷则又当上了宰相，此后子孙兴旺，在福建发展成“太傅派”陈氏。在任宰相年间，陈夷则花了300万贯钱买下了当时还只是一座孤岛的世外桃源，也就是现在的厦门岛。
陈黯
建立了金榜山
关于“南陈”的代表人物，目前较为流传的说法还有陈黯。从《颍川南陈族谱》上看，陈黯是陈夷则十世孙，也就是东侧墓墓主陈元通的儿子，相传他建立了金榜山。据朱熹的《金榜山记》记载，陈黯考进士考了十八次都没有考上，后来就隐居在金榜山，自号“场老”，故金榜山又称场老山。
朱熹在文中称，“金榜山在嘉禾廿三都，北有岭曰薛岭。岭之南唐文士陈黯公居焉；岭之北薛令之孙徙居于此。时号南陈北薛。”据了解，这是最早出现“南陈北薛”这一称呼的记载。据朱子所说，南北之分，是以薛岭为界，陈黯隐居于金榜山，在薛岭之南，薛令之孙住在薛岭之北，故称“南陈北薛”。但薛令之之孙是谁，朱子没有说清楚。
厦门市地方志编委会副编审李启宇认为，陈黯不太可能是开发厦门的第一人。首先，从现有的资料看，陈黯是否是嘉禾里人还很难有定论。唐史《艺文志》称他为南安人，这与嘉禾里人的说法可以算是相符，因为唐代的嘉禾里属南安县，但《漳州府志》则称他为莆田人。其次，从个人经历来说，陈黯家里很穷，考了十八次都没考上进士，怎么会成为地方名人开发厦门呢？此外，史*载中称陈黯的父亲早死，可是出土的陈元通墓志铭说陈元通活了75岁，这显然又是一个矛盾。
此外，“南陈陈黯说”也随着此次发掘中陈元通墓志铭的出现而被推翻了。根据墓志铭的记载，陈元通已经来到厦门了，而根据陈氏族谱中记载，陈黯是陈元通的儿子，如果这一身份可靠的话，那么陈黯肯定不是开发厦门的“南陈”第一人。
陈喜
一个墓志铭引出的开基祖
持“南陈陈喜说”的主要人物是原厦门博物馆馆长龚洁。据龚洁介绍，有关“南陈北薛”的所有史料记载均为陈黯和薛令之。相传薛令之在唐玄宗年间，因得罪皇帝而隐居厦门，死于开元年间。陈邕也是在这一期间率族人南下。薛令之与陈邕同生活在开元年间，而陈黯已是陈邕的第十一代传人，相差300多年，不可能同时开发厦门。
龚洁说，理学家朱熹最早发现了这一疑点，他曾自己推算，可能“北薛”应为薛令之的孙子薛沙，与陈黯在时代上较为接近，但毫无根据。“南陈北薛”为陈黯和薛令之的说法真正被推翻是在泉州石井《唐许氏故陈夫人墓志》发现之后。陈夫人是陈黯的堂妹，嫁给泉州的许元简为妻，生子后得了产褥热而去世，许元简伤心万分，为她立下了《唐许氏故陈夫人墓志》。
1973年，泉州石井村几个村民在一树林里挖到一座没有墓碑的坟墓，墓室里一块光洁平整的墓志被一村民拿回家中，当作腌菜缸的缸盖。
1978年的一天，泉州城东镇派出所所长叶道义路过时，偶然发现了放在这块缸上的墓志铭。意识到该块墓志是唐代物品后，叶道义便向该村民要走了该墓志，并把它放置于门前的庭院里。上世纪80年代初，泉州文物工作者刘志成到叶道义家做客时，庭院上的这块墓志引起了他的注意。《唐许氏故陈夫人墓志》的价值随后也引起了厦门史学界专家的关注。
据墓志铭里的记载，唐贞元4年（788年），时福州军乱，大将郝诫溢欲发动叛乱，自掌“留后”。陈喜因不愿参与闽军叛乱，率100多个族人迁回当时被称为“新城”的厦门岛，并“发川为田，垦原为园”、“终生不仕，以遂高志”。龚洁说，这说明最早开发厦门的陈氏始祖既非陈黯，也非陈夷则，应是陈喜。他还认为，陈夫人墓志揭开了两个谜底：一是陈喜入厦原因，二是厦门称“嘉禾里”始于唐而非始于宋。
然而，对于“南陈”系陈喜的说法，《唐许氏故陈夫人墓志》只提供了一个孤证。因此，此次“陈喜墓”的发掘再次吸引了厦门文史专家的目光。尽管此次发掘最终确定“陈喜墓”东西侧两个墓穴主人均非陈喜本人，但墓志铭中记载的时间、名字及人物辈分关系，可说与1973年泉州出土的《唐许氏故陈夫人墓志》相互呼应，更加证实了泉州墓志铭记载的真实性，从而也使得开发厦门的“南陈”是陈喜的可能性更加大了。另外，“嘉禾里”这个名字在唐代就出现再次得到印证，厦门历史“宋之前无可考”的结论也再次被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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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16 22:03
“陈黯薛令之孙”说：此说见朱熹作于宋淳熙二年（1175年）春的《金榜山记》。朱熹在文中称“金榜山在嘉禾廿三都。北有岭曰薛岭。岭之南唐文士陈黯公居焉；岭之北薛令之孙徙居于此。时号南陈北薛……”
“陈黯薛令之”说：此说出自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版《泉州府志》。该书卷之二《舆地志》称“嘉禾屿……西北有岭曰薛岭，岭之南唐文士陈黯居焉；岭之北薛令之徙家于此。时号南陈北薛……”成书稍迟的《闽书》亦持此说。清乾隆《泉州府志》、《同安县志》和道光《厦门志》均误称此说始于《闽书》。
“陈黯薛沙”说：清乾隆《泉州府志》引《名胜志》资料，载有薛沙小传，称“薛沙，长溪人。令之裔孙。为龙溪尉，因卜居同安嘉禾屿。人称所居岭为薛岭。岭之南陈黯宅在焉。时号南陈北薛……”
“陈夷则薛令之”说：《嘉禾陈氏谱》称“夷则迁嘉禾屿，与学士薛令之同里巷。乡人遂有南陈北薛之称……”
以上四说均有破绽，难以成立。
朱熹的《金榜山记》最大的问题是，文中称陈黯“十八举不第”，后隐居金榜山，但同时又称陈黯住薛岭之南，这不是自相矛盾吗？金榜山的地理位置是在薛岭的西南方约10里处，而传统说法的“南陈”指的是早期迁居厦门岛、居住在薛岭南坡一带的陈姓。从《颖川嘉禾陈氏族谱集成·南陈实录》的有关记载看，“南陈”的居住地在薛岭以南不超过5里的范围内，即今乌石浦、后坑一带。另外，从现有的资料看，陈黯是否是嘉禾屿人还难有定论。唐史《艺文志》称他为南安人，这似乎与嘉禾屿人的说法相符，因为唐代的嘉禾屿属南安县，但《漳州府志》却称他为莆田人。从个人经历方面分析，陈黯自幼失父，家境困难，40岁以后才参加科举考试，到老也不曾考得一官半职，才到金榜山隐居，并无其他资料可以证明他住在薛岭之南。在朱熹之前的同安县尉张翥所作的《嘉禾风物咏》，称“南陈北薛”为“衣冠陈氏族，桃李薛公园。”显而易见，布衣之身的陈黯同“衣冠陈氏族”的官绅之家是对不上号的。
万历《泉州府志》指“南陈”为陈黯，“北薛”为薛令之。对此前人已有辩驳，认为薛令之为神龙二年进士，陈黯为会昌时人，相去百二十年。两个不同时代的人，如何可称“南陈北薛”﹖另外，如前所述，陈黯也不可能住在薛岭南坡。
如果陈黯住薛岭之南的说法不能成立，那么“陈黯薛沙”说也不能成立。此说还有一个疑点，那就是薛沙是如何出现的。明万历《泉州府志》中并无薛沙的任何记载，但清乾隆二十八年编修的《泉州府志》却突然冒出个薛沙来。该志称薛沙为“令之裔孙”，但又说不清辈份，福安的薛氏族谱中也找不到关于薛沙的任何记录。该志又称薛沙任“龙溪尉”，因而卜居嘉禾屿，所居岭人称为“薛岭”。薛沙既非嘉禾屿人，又在龙溪任职，即使真的“卜居”嘉禾屿，也必是在卸任之后。龙溪当时为“中下”县，县尉为从九品下的最低级的*，职责是“分判众曹，收率课调”，这样的一个卸任官显然是配不上“桃李薛公园”这样的声望的。更何况，如果“陈黯薛沙”说可以成立，那么薛沙与陈黯必为同时期人。而陈黯迁居嘉禾屿之时已有“薛岭”之地名，亦即薛沙之前已有“薛岭”之地名，故“薛岭”不可能因薛沙而得名。
“陈夷则薛令之”说亦难成立。《陈氏谱》称陈夷则与薛令之“同里巷”，既然是芳邻，怎么有可能被称为“南陈北薛”呢？且陈夷则其人其事，除陈姓的族谱稍有提起之外，其他典籍均无记载。且《颖川陈氏大成谱·南陈实录》称陈夷则入厦时间为唐建中二年（781年），此时，薛令之已去世约30年，二者不可能并称“南陈北薛”。
总之，由于年代久远史料散失，“南陈北薛”究竟是谁，成为厦门地方史研究的一个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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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16 22:02
“陈喜墓”的发掘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厦门文史专家和市民的广泛关注，就是因为它有望揭开“南陈”之谜。目前，关于“南陈”究竟是指何人，厦门文史界大约有陈夷则、陈黯、陈喜三种版本的说法。
陈夷则
300万贯买下孤岛
有关陈夷则的事迹，除陈姓族谱稍有提及外，其他典籍均无记载。相传陈夷则4兄弟均中过进士，但查阅正史，只有排行老三的陈夷行有传记，言及其曾位居工部侍郎，其余兄弟则均无记载。陈夷行传记中也没有关于其兄弟的记载。
根据《颍川南陈族谱》里的记载，唐玄宗时代神龙二年（公元706年）的进士陈邕，因与宰相李林甫不和，被贬入闽，带着父亲和四子一女，先后在莆田、惠安居住过，后定居漳州。
唐建中二年（即公元781年）的某天晚上，在漳州的某一间屋子里，陈邕的长子陈夷则梦见自己睡在一个四*满稻谷的岛上。为了寻找梦中的这个“禾岛”，陈夷则率领整个家族300多人来到了“禾岛”（也就是现在的厦门）。
此外，关于陈夷则最先开发厦门的说法，民间还流传着另一个传说：陈夷则的父亲陈邕在唐中宗时中了进士，做官做到了太子太傅，后因和当时的宰相李林甫不和，*举家迁到了福建省漳州南厢山。在唐文宗时，陈夷则又当上了宰相，此后子孙兴旺，在福建发展成“太傅派”陈氏。在任宰相年间，陈夷则花了300万贯钱买下了当时还只是一座孤岛的世外桃源，也就是现在的厦门岛。
陈黯
建立了金榜山
关于“南陈”的代表人物，目前较为流传的说法还有陈黯。从《颍川南陈族谱》上看，陈黯是陈夷则十世孙，也就是东侧墓墓主陈元通的儿子，相传他建立了金榜山。据朱熹的《金榜山记》记载，陈黯考进士考了十八次都没有考上，后来就隐居在金榜山，自号“场老”，故金榜山又称场老山。
朱熹在文中称，“金榜山在嘉禾廿三都，北有岭曰薛岭。岭之南唐文士陈黯公居焉；岭之北薛令之孙徙居于此。时号南陈北薛。”据了解，这是最早出现“南陈北薛”这一称呼的记载。据朱子所说，南北之分，是以薛岭为界，陈黯隐居于金榜山，在薛岭之南，薛令之孙住在薛岭之北，故称“南陈北薛”。但薛令之之孙是谁，朱子没有说清楚。
厦门市地方志编委会副编审李启宇认为，陈黯不太可能是开发厦门的第一人。首先，从现有的资料看，陈黯是否是嘉禾里人还很难有定论。唐史《艺文志》称他为南安人，这与嘉禾里人的说法可以算是相符，因为唐代的嘉禾里属南安县，但《漳州府志》则称他为莆田人。其次，从个人经历来说，陈黯家里很穷，考了十八次都没考上进士，怎么会成为地方名人开发厦门呢？此外，史*载中称陈黯的父亲早死，可是出土的陈元通墓志铭说陈元通活了75岁，这显然又是一个矛盾。
此外，“南陈陈黯说”也随着此次发掘中陈元通墓志铭的出现而被推翻了。根据墓志铭的记载，陈元通已经来到厦门了，而根据陈氏族谱中记载，陈黯是陈元通的儿子，如果这一身份可靠的话，那么陈黯肯定不是开发厦门的“南陈”第一人。
陈喜
一个墓志铭引出的开基祖
持“南陈陈喜说”的主要人物是原厦门博物馆馆长龚洁。据龚洁介绍，有关“南陈北薛”的所有史料记载均为陈黯和薛令之。相传薛令之在唐玄宗年间，因得罪皇帝而隐居厦门，死于开元年间。陈邕也是在这一期间率族人南下。薛令之与陈邕同生活在开元年间，而陈黯已是陈邕的第十一代传人，相差300多年，不可能同时开发厦门。
龚洁说，理学家朱熹最早发现了这一疑点，他曾自己推算，可能“北薛”应为薛令之的孙子薛沙，与陈黯在时代上较为接近，但毫无根据。“南陈北薛”为陈黯和薛令之的说法真正被推翻是在泉州石井《唐许氏故陈夫人墓志》发现之后。陈夫人是陈黯的堂妹，嫁给泉州的许元简为妻，生子后得了产褥热而去世，许元简伤心万分，为她立下了《唐许氏故陈夫人墓志》。
1973年，泉州石井村几个村民在一树林里挖到一座没有墓碑的坟墓，墓室里一块光洁平整的墓志被一村民拿回家中，当作腌菜缸的缸盖。
1978年的一天，泉州城东镇派出所所长叶道义路过时，偶然发现了放在这块缸上的墓志铭。意识到该块墓志是唐代物品后，叶道义便向该村民要走了该墓志，并把它放置于门前的庭院里。上世纪80年代初，泉州文物工作者刘志成到叶道义家做客时，庭院上的这块墓志引起了他的注意。《唐许氏故陈夫人墓志》的价值随后也引起了厦门史学界专家的关注。
据墓志铭里的记载，唐贞元4年（788年），时福州军乱，大将郝诫溢欲发动叛乱，自掌“留后”。陈喜因不愿参与闽军叛乱，率100多个族人迁回当时被称为“新城”的厦门岛，并“发川为田，垦原为园”、“终生不仕，以遂高志”。龚洁说，这说明最早开发厦门的陈氏始祖既非陈黯，也非陈夷则，应是陈喜。他还认为，陈夫人墓志揭开了两个谜底：一是陈喜入厦原因，二是厦门称“嘉禾里”始于唐而非始于宋。
然而，对于“南陈”系陈喜的说法，《唐许氏故陈夫人墓志》只提供了一个孤证。因此，此次“陈喜墓”的发掘再次吸引了厦门文史专家的目光。尽管此次发掘最终确定“陈喜墓”东西侧两个墓穴主人均非陈喜本人，但墓志铭中记载的时间、名字及人物辈分关系，可说与1973年泉州出土的《唐许氏故陈夫人墓志》相互呼应，更加证实了泉州墓志铭记载的真实性，从而也使得开发厦门的“南陈”是陈喜的可能性更加大了。另外，“嘉禾里”这个名字在唐代就出现再次得到印证，厦门历史“宋之前无可考”的结论也再次被推翻
热心网友
时间：2023-10-16 22:03
“陈黯薛令之孙”说：此说见朱熹作于宋淳熙二年（1175年）春的《金榜山记》。朱熹在文中称“金榜山在嘉禾廿三都。北有岭曰薛岭。岭之南唐文士陈黯公居焉；岭之北薛令之孙徙居于此。时号南陈北薛……”
“陈黯薛令之”说：此说出自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版《泉州府志》。该书卷之二《舆地志》称“嘉禾屿……西北有岭曰薛岭，岭之南唐文士陈黯居焉；岭之北薛令之徙家于此。时号南陈北薛……”成书稍迟的《闽书》亦持此说。清乾隆《泉州府志》、《同安县志》和道光《厦门志》均误称此说始于《闽书》。
“陈黯薛沙”说：清乾隆《泉州府志》引《名胜志》资料，载有薛沙小传，称“薛沙，长溪人。令之裔孙。为龙溪尉，因卜居同安嘉禾屿。人称所居岭为薛岭。岭之南陈黯宅在焉。时号南陈北薛……”
“陈夷则薛令之”说：《嘉禾陈氏谱》称“夷则迁嘉禾屿，与学士薛令之同里巷。乡人遂有南陈北薛之称……”
以上四说均有破绽，难以成立。
朱熹的《金榜山记》最大的问题是，文中称陈黯“十八举不第”，后隐居金榜山，但同时又称陈黯住薛岭之南，这不是自相矛盾吗？金榜山的地理位置是在薛岭的西南方约10里处，而传统说法的“南陈”指的是早期迁居厦门岛、居住在薛岭南坡一带的陈姓。从《颖川嘉禾陈氏族谱集成·南陈实录》的有关记载看，“南陈”的居住地在薛岭以南不超过5里的范围内，即今乌石浦、后坑一带。另外，从现有的资料看，陈黯是否是嘉禾屿人还难有定论。唐史《艺文志》称他为南安人，这似乎与嘉禾屿人的说法相符，因为唐代的嘉禾屿属南安县，但《漳州府志》却称他为莆田人。从个人经历方面分析，陈黯自幼失父，家境困难，40岁以后才参加科举考试，到老也不曾考得一官半职，才到金榜山隐居，并无其他资料可以证明他住在薛岭之南。在朱熹之前的同安县尉张翥所作的《嘉禾风物咏》，称“南陈北薛”为“衣冠陈氏族，桃李薛公园。”显而易见，布衣之身的陈黯同“衣冠陈氏族”的官绅之家是对不上号的。
万历《泉州府志》指“南陈”为陈黯，“北薛”为薛令之。对此前人已有辩驳，认为薛令之为神龙二年进士，陈黯为会昌时人，相去百二十年。两个不同时代的人，如何可称“南陈北薛”﹖另外，如前所述，陈黯也不可能住在薛岭南坡。
如果陈黯住薛岭之南的说法不能成立，那么“陈黯薛沙”说也不能成立。此说还有一个疑点，那就是薛沙是如何出现的。明万历《泉州府志》中并无薛沙的任何记载，但清乾隆二十八年编修的《泉州府志》却突然冒出个薛沙来。该志称薛沙为“令之裔孙”，但又说不清辈份，福安的薛氏族谱中也找不到关于薛沙的任何记录。该志又称薛沙任“龙溪尉”，因而卜居嘉禾屿，所居岭人称为“薛岭”。薛沙既非嘉禾屿人，又在龙溪任职，即使真的“卜居”嘉禾屿，也必是在卸任之后。龙溪当时为“中下”县，县尉为从九品下的最低级的*，职责是“分判众曹，收率课调”，这样的一个卸任官显然是配不上“桃李薛公园”这样的声望的。更何况，如果“陈黯薛沙”说可以成立，那么薛沙与陈黯必为同时期人。而陈黯迁居嘉禾屿之时已有“薛岭”之地名，亦即薛沙之前已有“薛岭”之地名，故“薛岭”不可能因薛沙而得名。
“陈夷则薛令之”说亦难成立。《陈氏谱》称陈夷则与薛令之“同里巷”，既然是芳邻，怎么有可能被称为“南陈北薛”呢？且陈夷则其人其事，除陈姓的族谱稍有提起之外，其他典籍均无记载。且《颖川陈氏大成谱·南陈实录》称陈夷则入厦时间为唐建中二年（781年），此时，薛令之已去世约30年，二者不可能并称“南陈北薛”。
总之，由于年代久远史料散失，“南陈北薛”究竟是谁，成为厦门地方史研究的一个谜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