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的点评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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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03 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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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29 05:51
《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是一本回归之作，无论是故事主题、角色的设定、事件的铺陈还是读者的阅读体验。村上也说，这本书是最《挪威的森林》式的小说，都是关于成长之痛，仅仅是一对一的人物关系扩大到一对多，从而让伤口更深、更痛，故事更具张力。38岁的渡边与36岁的多崎作，不管是18年前在那微风拂过直子脸颊的草原，还是16年前毫无因由的决裂，人生只有直面伤痛，去审视、去追问、直至接受，才能懂得，人心的结合不只是因为调和，彼此伤害也能亲密联接，这样，生活才不至于艰难得难以忍受。既然勇气和生存是永恒的主题，那么带着死去的人的遗憾与希望活下去，就变得神圣起来。
生死是个大问题，这在村上的小说里，也不例外。《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开篇就是一大段对死亡的精彩描写。20岁的青春少年像梦游者一般应付着生活的必需步骤，漫无目的地游荡，他摸不到死亡之门，只能在梦境中直直地坠落。从常人的眼光看，他向往死亡的原因有些牵强，被一个小团体抛弃而要寻死觅活。但在村上的笔下，一切又合情合理：孤独而自认平庸的男孩经过某种偶然而奇妙的，或许是上天安排下的“化学反应”，融入了一个“和谐有序的亲密空间”。从此，一个毫无色彩或者说色彩稀薄的人获得了一群五颜六色人物的照拂，所以他一直是感恩而惶恐的，惴惴于这个团体在未来的不确定。当这种不确定变成了确定的抛弃且毫无因由后，他从这个和谐有序共同体的化学反应中获取的热量骤然停止，孤寂与寒冷迅速侵蚀于他。一个人的东京，因为有着这个团体，即使孤独，却不寂寞；五个人的名古屋，即使是故乡，没有了其他四个人，即使表面上不孤独，却寂寞森森。
20岁的多崎作认为死亡就是自己所处的世界不存在了，自己也就不存在了，这样想想，就很诱人。村上对死亡的描写带有浓重的存在主义色彩。加缪曾说，自杀是我们唯一需要严肃考虑的问题，我们无法决定自己生的方式与处境，但我们可以决定死亡的方式，因此，自杀是人类唯一能主宰自身的活动。能够主宰自我的死亡方式，的确足够诱人。幸与不幸，多崎作过其门不入，他没有死，或者说，他根本就死不成。
20岁的多崎作对死亡的解脱源自于一个奇怪的梦境，在这个梦境中，剧烈而陌生的情感——在那个和谐有序的小团体中不曾存在过的愤怒与忌妒——冲击着他，包围着他。这是一种生的力量。绝望到了尽头，生的力量喷薄而出，“抵消了一直以来苦苦纠缠他的对死的憧憬”。这种力量让他寻找到了对抗死亡*的方式，即再次让自己的生活染上别人的色彩，即使那只是庸常的生活着，浑浑噩噩，不求甚解，包裹住自己，静待年华老去。多崎作与灰田的相遇，就是这样。灰田代表的色彩并不明艳，甚至于他经常讲述奇怪的死亡启示，却已然让多崎作产生了依赖。此时，村上果断地将灰田抽离，他从此消失在多崎作的生活里，杳无音讯。在村上的理解中，多崎作真正的成长并不能依靠外在颜色的渲染，而必须直面这被掩盖了16年的伤口。多崎作注定要失去有色彩的灰田，遇见没有色彩的沙罗。
沙罗没有色彩，但她是多崎作喜欢的，这样的喜欢并不是染色所带来的依赖。她告诉多崎作，他不需要依赖任何人，只需要面对过去的伤口，就能解脱，就能获得自身的色彩。于是，多崎作开启了他重拾勇气的巡礼之年。这并不是一个复杂的故事，悬念远没有村上在一开始铺陈的那么绝妙。对弱者的保护需要对强者的抛弃，而导致这一切的，是一个错误而虚假的观念。然而，弱者的生活要继续，必须将错就错；强者的生活，即使被误解，即使被抛弃，甚至会遭遇死亡危机，也一定能安然度过。强者，是赤、青、黑对没有色彩的多崎作的认知，却不是多崎作的自我认知。
36岁，开始着巡礼之年的多崎作，安然镇定，对当年*掩盖下的错误寂静接受。当他们之中最具幽默感的黑略带绝望的叙述“那个美好的时代悄然逝去，而且一去不复返，各种美丽的可能性竟被流逝的光阴吞没，消失得无影无踪”时，曾经自认为色彩最稀薄的多崎作却能坦然面对。这样的信念绝不会毫无意义地烟消云散。”这样恰如其分的话，总是姗姗来迟。
姗姗来迟的又何止多崎作的话语。故事的开头预设了一个隐喻：多崎作感觉自己被生死纠缠，就像那“被巨鲸吞入腹中幸存下来的《圣经》人物”。在《旧约》里，耶和华将桀骜不羁的约拿投入巨鲸腹中，约拿对抗了三天三夜，最终以归顺而得拯救。多崎作的对抗持续了16年，直到他归顺了生活的本真面目。人，不可能如20岁的多崎作以为的那样毫无色彩，也不可能仅仅依靠他人的色彩来生存。内容空白，腹中空空的自己，在别人眼中却活泼而生动。如何感知和弥合这其中的差异，除了智慧之外，还需要勇气。在这个以色彩作为线索的故事里，生存的动力是发现自身多彩的一面和安然接受自己无彩的一面。这是36岁的多崎作姗姗来迟的领悟，也是支撑他“一个人就能横渡黑夜中冰冷的大海”的信念。从20岁到36岁，多崎作的成长在一夜之间，他做到了向死而生。
向死而生不仅是多崎作珍贵的领悟，也是村上小说哲学性的集中体现。故事从绝望开始，以希望结局。无论沙罗最终是否接受多崎作，至少多崎作不会真的去死，即使他习惯于用死来恐吓自己。“没什么大不了”，多崎作会这样安慰自己的。
作家是语言哲学的实践者。维特根斯坦将语言的界限设定为主体自身，“即只能是我能理解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在常识所定义的公共世界的一致性之外，个体的私人体验隐藏在心灵深处，不为人知。若需表达，只能通过“我”，其表达的程度与真假，完全取决于“我”自身。多崎作的生与死，既是主人公个体的选择，也是作家村上为他设定的世界的界限。这条界限，是作家村上所理解的语言和他所观察的世界的界限。
一方面，作家是体贴的，只有亲切地关照生活才能写出好作品；另一方面，作家又是任性的，话语权在手，读者便要认可他世界的界限。作为畅销书作者的村上春树，无疑是幸福的，他写作的“专横”与“任性”获得了很大程度的宽容。如此这般，对村上来说，转型也好，回归也罢，就这么坚持写作下去吧，“我就要回到老地方，我就要走在老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