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是个怎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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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02 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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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19 06:25
1976年毕业于北京第四十四中，后进入中国人民海军北海舰队任卫生员、1980年退伍回京，进入北京医药公司药品批发商店任业务员，1983年辞职靠写作维生。
1978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自84年初*中篇小说《空中小姐》发表在《当代》后，迄今已创作二十二个中篇小说、三个长篇小说，大约一百六十万字，并创作了数十集电视剧。
1997年1月赴美。
1997年7月回国，从事自由写作。
身体发育时适逢三年自然灾害，受教育时赶上文化大*，所谓全面营养不良。身无一技之长，只粗粗认得三五千字，正是那种志大才疏之辈，理当庸碌一生，做他人脚下之石；也是命不该绝，社会变革，偏安也难，为谋今后立世于一锥之地，故沉潭泛起，舞文弄墨——王朔
王朔语录
王朔定义中国文化的脊梁： 什麽人是最好的作者？就是那阅读面广的，文化底子厚的，也就是知道套路最多的，人称老奸巨滑的。干过这样的工作，我也对这样的作者肃然起敬，那很不容易，平地起波澜，没的写硬写，还要引经据典，有声有色，有时我想，这才是作家，中国文化的脊梁。
王朔说批评家：批评家像作家一样是独立的观点表达者，只不过作家是拿自己当素材，而批评家是拿作家当素材，都是观点在先，接着去找支持自己观点的材料。
王朔说"艺术"与"娱乐"：乐观的不一定全算娱乐，但悲观的肯定不是娱乐，也就是说艺术是往人心里搁事儿的，娱乐则是从人心里往外掏事儿的。反过来说，艺术不一定全是悲观的，但娱乐一定要都是乐观的。
王朔论北京文化：北京文化有股张狂气，见谁灭谁， 专检那大个的灭。 王朔说老舍：老舍，像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作家一样，只当了半辈子好作家。
王朔说聪明人：明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善于把无价值的事做得有声有色，在玻璃鱼缸里游泳，也有乘风破浪的气魄。
王朔说金庸小说：总体印象，情节重复，行文啰嗦，永远是见面就打架，一句话说清楚的偏不说清楚，而且谁也干不掉谁，一到要出人命的候，就从天上掉下来一个档横儿的，全部人物都有一些胡乱深仇大恨，整个故事就是靠这个推动着。
王朔说"金迷"：金庸能卖，全在于大伙儿活的太累，很多人活的还有些窝囊，所以，愿意暂时停停脑子，做一把文字头部按摩，能无端生些豪气，跟着 感受一道善恶是非终有抱这一古老的中国便宜话，第二天去受罪还能怀着点的希望。
曾令王朔感动的十个短篇小说：《莺莺传》、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驿站长》、《献给爱斯美的故事》、《忧国》 、《没有毛发的墨西哥人》、 《颈刎之交》、《关于犹大的三种说法》、《采薇》、《他们不是你丈夫》 王朔不爱看什麽:不爱看农村题材，不爱看知识分子内心读白，不爱看怎麽做生意怎麽搞活一个企业。总而言之，不爱看一个正派人如何过着惟恐他人不知的正派生活。我的趣味介于有文化的病人和赶时髦的女青年之间。
王朔定义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不见得要从经济收入上划分，安于现状的，尊重既有社会 等级和道德规范的都可在观念上列入中产阶级。
王朔说好莱坞：好莱坞就是中产阶级价值观集大成者，也是宣传爱国主义的，也是尊重家庭伦理道德的，故事结尾也是大团圆的，正义终于战胜*。他们是最尊重观众的，可以说把检查制度设在观众席上。
王朔说思想：思想是发现，是抗拒，是让多数人不舒服的对人性本质和生活真实的揭露。 王朔说人：卑贱者最聪明，高尚者最愚蠢。
王朔说商人：商人，心中是最装着人民的，在这里"一切为了人民"和 "一切为了金钱"这两个口号是不打架的，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的同时也是利润最丰厚的。
王朔论相信群众：过去我是相信群众的，认为群众的眼睛即便说不上雪亮，也是睁着的，在金庸这件事上我栽了跟头，看来大家说好，也不见得真好。 有时大家真能同心协力一齐编个弥天大谎。
王朔忘不了的谜语：墙和墙说什麽----在拐弯那儿碰头。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王朔累计发表了近三十部中长篇小说。这些小说几乎每部都引起了大批读者的阅读兴趣，甚至连用小说中精采对话摘录而成的《我是流氓我怕谁》、《编辑部的故事》等书也同样让读者津津乐道。1992年影坛就因连续推出五部根据王朔作品改编的影视剧而被称为“王朔年”。有人曾经作过这样的描述：“一般老百姓说不出当代小说家除了王朔之外还有谁”。（《名人眼中的王朔》，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这句话虽然不免有点夸大，但却道出了一个事实：王朔小说在*当代文坛的影响不容忽视。
一些批评基于“从纯文学的角度看，王朔的小说并不能算是真正的小说”的思维定式，列举诸如操作模式化、人物类型化等通俗文学的基本特征加以贬斥，认为其作品没有什么高妙，应该作冷处理。（刘其林：《对“王朔热”作冷处理》，《社会科学动态》1993年第2期）这种混淆两种文学批评角度的教条做法，只能造成对作品人为的贬低，是“用纯文学的运行机制和审美要求原封不动地去套通俗文学”（范伯群：《张恨水研究和通俗文学理论建设工程》，《通俗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另一些批评则忽视了通俗文学在当代发展过程中应有的变化。如王朔所说的那样，“习惯于拿过去的东西来参照现在的东西”（王朔：《王朔自白》，《文艺学习》1988年第2期），用传统的通俗小说的固定模式，来匡范王朔小说，因为王朔小说中出现的叛逆精神和当代民间意识而将它们归为所谓新潮小说加以评判。这种视野狭窄的批评同样造成了对王朔的误读，让人难以信服。
我们认为，对王朔这样一位以当代生活为题材的通俗作家，只有将他的作品放到当代文学的视境下加以观照，从通俗文学的当代性出发分析其得失，才能不失评判上的公允。
所谓通俗文学的当代性，即通俗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在当代历史阶段所应该表现出来的文学特征。就具体作品而言，主要表现为：
首先，作品所表现的内容应该既能吸引读者，又能反映出当代某些特质的方面。通俗文学是一种大众文学，也是一种乐众文学，它原本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消遣而被创造作来的，给读者以愉悦快慰。在阅读过程中让读者得到放松，是通俗文学受到普遍欢迎的第一原因。“但是仅仅只有娱乐功能的通俗文学是初级的、较低层次的文学”（王先霈：《八十年代中国通俗文学》）。通俗文学应该同时有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近、现代通俗文学就是因为一大批通俗作品从各个侧面、各个角度反映了当时的世态人情，以社会的各个“微血管”构成了时代的风景画，从而在获得大量读者同时，也在文学史上占有不可忽略的地位。当代通俗文学是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低迷后刚刚得以复兴的，它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断层再接，它需要获得更多的读者，更需要与纯文学一起担负起反映自己时代的使命，这样才能巩固和提高自己失而复得的地位。因此，对于当代通俗文学来说，它应该具有这样的自觉意识，并通过作品的内容表现出来。与表现的内容相联，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通俗文学的当代性体现为努力贴近时代的“原生态”，及时把握时代的脉搏和折射特定时代的心态，人物是特定时代的“活人”、“真人”。而在作品的情感基调上，也较为真实地捕捉时代情绪潮流，与时代的普遍情感相吻合。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大众民间化的时代心声的流露。
其次，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意识，应该具有当代的市*识。通俗文学面向市民，而市民往往缺乏“新兴的意识”，他们更容易接受“流行的社会价值”。所以，通俗文学作品往往表现出一种以“人之常情”为核心的价值观念。由于中国处于长期的封闭状态，传统道德成了几千年沿袭下来的市民价值准则，通俗文学表现这种价值准则符合了当时的市民的要求并成了一种定式沿袭下来。然而，当代中国的剧变是前所未有的。这种剧变引起的震荡，辐射到社会的每个角落，也必然引起市民社会的反响，新的社会利益分配原则，使他们觉得，有许多现象再也难以用传统的价值准则来解释，而这种准则恰恰妨碍了他们获得更多的社会利益，从而形成一种不定型的但明显有异于传统的新的市*识。通俗文学作品如果再固守传统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就意味着远离市民阶层，最终将失去读者。
再次，作品的艺术表现手段，应兼容传统通俗文学、纯文学和异域文学的各种合理的手法。通俗文学以吸引读者为主要写作追求，所以在技法上往往表现为一些既吸引读者又最大限度减少阅读障碍的方式的合理运用。在当代文坛，由于通俗文学地位的不断提高，它与纯文学已经从两极对立走向二者共容。改革开放又使大量海外通俗文学作品大量流入*，加上读者的文化水准也在不断提高，读者群也呈现出多层次的趋势，这就使通俗文学在争夺读者市场时，丰富自己的艺术手段必然而且可行。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品表现出来的艺术手段是否丰富而合理，直接影响到它的可读性和易读性。
综观王朔小说，其中绝大多数作品恰恰凸现了通俗文学的这些当代品格，它们为通俗文学当代性的确立提供了某些经验和某种范式，很值得作一番深入探讨。
（二）
王朔在谈到自己的小说时曾经这样对读者说：“你能看出更深的东西你就看，你不能看出更深的东西，起码也让你乐一乐”（王朔：《我的小说》，《人民文学》1989年第3期）。表面看来，似无深意，带有王朔式的调侃的语气。可细加体味，此话又别有深意：王朔的作品不仅具有相当的趣味性，而且还寄寓了一定的深刻性。王朔还说道：“我觉得在这两者（‘更深的东西’与‘乐一乐’）之间并没有鸿沟” （王朔：《我的小说》，《人民文学》1989年第3期）。王朔小说内容所暗示于我们的，正是这种东西。
王朔小说中最具争议的是其中一系列的“痞子”式人物，评论界贬褒不一。
《空中小姐》和《浮出海面》是王朔早期作品的代表作。里面的男主人公都是从部队复员的军人。他们原自视为天之骄子，认为他们的前途都是由社会给他们安排的，毋需自己过多操心，他们原以为只要躺在自己的出身背景上睡大觉，似锦的前途就会自动呈现在他们的人生地平线上。可历史巨变打破了他们的少年梦幻。从部队回来后，忽然发现自己成了时代的迟到者，同龄人不是上大学，就是成了工作中的骨干。而他们呢，却被抛出社会的主流轨道，成了生活的“局外人”。理想之帆被无情地扯破后，他们别无所求，失意颓废渐渐趋向于恨世愤激，以恶的力量来向社会报复。《空中小姐》中的“我”主要被表现为一个失意者的形象，外在的放达逍遥掩饰不住内在的空虚失落，但“我”的痞性尚未得到充分的暴露。而《浮出海面》中的主人公石岜就具有十足的顽性和痞性。在他身上有一种什么都不“吝”，什么都不在简的“痞气”。“为了挖这个究根，我什么都不吝，就是搭上一切也在所不惜。”这是石岜的行动宣言。历史转型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却以一定善的牺牲为代介。新的历史转机调动了他们的*，过去时那些被抑制在庄严神圣的道义批叛之下的*得以历史的承认之后，便有可能盲目地向各个方向肆意涌动起来。因此，石岜的宣言是一定历史背景之下的产物。可石岜不愿本本分分的按照*、法律的允诺规程去实现个人的意愿，而以一种背离正常的社会规范逻辑的方式来满足私欲，这就从价值上违背了社会及人的社会、道义准则。可在“历史”层面上，它又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必然产物，社会不可能是清一色的凯歌和弦，而是充满杂色的历史万花筒。石岜式的人物在历史转型期也着实存在。
因此，王朔的小说能够及时敏感地把握到转型期的社会症候，触及到现实历史中的实际问题，而这些问题也构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敏感神经。所以，当王朔小说一问世，就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这说明王朔小说具有一定的先锋性。
可王朔这些小说并不严守严肃文学的规章纪律，他的小说对正统文学构成了不小的威胁。王朔小说在相当程度上悖离了正统文学的轨道。从其文化属性来看，倒是具备了相当的通俗性。
这两部小说具有通俗文学的魅力和趣味。小说的故事模式仍然采用自上而下至今长盛不衰的言情故事模式。作者在设计男女角色时，有意拉开了男女的地位、出身、阅历、性格间的距离，构成强烈的反差。《空中小姐》的男主人公“我”是个复员军人，地位卑微，品行不端。而女主人公则有一份令人羡慕的职业——空中小姐。“我”是个混世者，对社会的认识较丰富，人生阅历也相当丰富。王眉则是个纯情少女，敢于幻想。她爱上“我”纯属于自恋式的幼雅单纯，她沉醉于海军士兵凭海临风的风度，把人生诗意化。她爱上“我”是为了圆那少年时期的梦幻，可一旦涉入爱河，“我”并没有给她多少诗意的生活。但王眉执迷不悟，反让自己在爱的泥沼之中愈陷愈深。小说并没按照人们的正常经验习惯地让地位较优势的王眉逞能使性，操纵情感的主动权，让男子屈从于女性。《空中小姐》把这种优越权力给了一无所有的男人“我”，而让纯情又有地位的王眉成了“我”掌中任意拨弄的玩具，使她成为一个痴情怨女的形象，来作“我”这“当代英雄”的奖品。这样设计，就带有很强的趣味性。
王朔笔下主人公的“痞性”、“玩性”到了《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以及《构皮人》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的张明等已经完全脱离人生的正常轨道，过起了“剃须刀上滚动的人生”生活。这群人背离了人的常理常情，甚至置社会法纪于不顾，触犯法律。张明“贪财、好色、道德沦丧，每天晚上化装成*去敲诈港商及外国人，是个漏网的刑事犯罪分子”。这些“无业游民”不愿循规蹈矩在社会秩序允诺的范围中靠诚实劳动来发家致富。他们被社会主流抛弃，又不甘于普通人的生活。失去了生活的信心，对社会失去信任，转而向社会复仇，亵渎一切人类本应很好地珍视的美的东西。对现行的价值规范作全面性的反叛和嘲弄。他们无所顾忌，只要能够满足他们的私欲，也无所不为。他们的人生格言即是：“活着嘛，干吗不活得自在点。”“拼命吃拼命玩拼命乐，活着总要什么都尝尝”。在反叛的态度上，张明们更甚于石岜们。张明不仅用语言，更以行动破坏性地践踏现行价值秩序，明火执仗地向社会反叛。他们对待女性，毫无人性可言。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下调戏妇女。他们以玩弄女性为乐，毫无人性践踏纯情少女的情感。《橡皮人》的主人公“我”以及李白玲、张燕生、杨金丽、徐光涛等人，劣迹照彰。他们乘经济流通之中的漏洞兴风作浪，肆意破坏正常的经济秩序。他们是一群金钱拜物教的忠实信徒。“说什么都是假的，掏出钱来才是真的。”他们疯狂地四处寻找机会挖社会的墙脚，不惜以女色为诱饵，倒卖汽车，坑蒙拐骗成了这群人的惯常谋生手段。金钱腐蚀了他们的灵魂，蛀蚀了他们正常的人性。“橡皮人”*这群人的共同的象征。从堕落的程度看，《橡皮人》中的一群社会渣滓更甚于《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的那群“无业游民”，而且其阵容规模更为庞大。这是一群腐蚀性、破坏性很强的社会蛀虫。
不过，这些形象产生也有一定的社会生活背景，这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些社会现象。在经济大潮之中，社会上确实存在不法分子，乘变革之机，以身试法，破坏经济秩序。《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及其《橡皮人》中的一群不法分子，其行为已触犯了刑律。他们把其行为建立在他们反叛一切的行动纲领之上，以这种振振有辞的行动纲领为其行为辩护，他们的价值观在社会转型时期，对人的腐蚀性很大。由于作者多以同情、欣赏的态度来描写这些人物，其价值取向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不过，这毕竟反映了一定时期的社会的某些特征，具有一定的时代气息。
《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和《橡皮人》采用了“案情”+“言情”的故事模式，采用这种模式，也是为了能够抓住读者的兴趣，从而使故事具有较强的趣味性和刺激性。
《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言情比重很大，而案情的成份较少，小说主要以“无业游民”张明与纯情大学生吴迪的情爱纠葛为核心内容。张明是一个无恶不作，五毒俱全，一切都不在乎，反叛、嘲讽一切正经与假正经的“痞子”。他们这种反叛性格颇能得到社会的同情和认同。大学生吴迪因此就微量他献上了宝贵的爱情。彼此之间的阅历、社会地位悬殊甚大。这种差额的爱情反过来显示出张明这样的流氓无赖的“英雄”本色。张明面对吴迪的全心之爱却无真情回报。报玩弄了吴迪之后，又*她为娼。吴的一生全被葬送于张明的手下，可他毫无自责之意，及至吴迪以身殉情时，他那已被罪恶掏去人性的灵魂才偶尔掠过一丝人怀的闪光。作者在这个言情故事中插入了案情，将笔触伸向了一群正常生活形态以外的“痞子”群落。在缠绵的言情故事中加入了匪盗的生活内容，从而使故事显得扑朔迷离，富有刺激性。
《顽主》和《一点正经也没有》这对姊妹篇中主人公表现出来的“痞性”则多表现在语言上，在行为上则没有《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和《橡皮人》中的主人公那么具有破坏性。这两部小说中的主要角色不是以单数，而是以复数的阵容铺开在读者的视野中的。这群人个个都是侃家，神吹海聊，好像人人都是人精。亵渎神圣，极尽刻薄之能事，不惜放逐一切价值底线和人格尊严。他们已经连同自己的人格都抛出去了。所以对社会上的一切都无所谓。无所谓情与义，公正与善良，一切的东西在他们的视野中都是虚无。人生经过他们的眼睛和嘴巴，就变成了荒诞不经的玩意了。杨重曾作过这样一个“经典”的比喻：“人生就是踢足球，一大帮人跑来跑去，可能整场都踢不进去一球，但还得玩命踢，因为观众在玩命喝彩、打气。人生就是跑来跑去，听别人叫好。”既然人生就是“跑来跑去”，劳而无功，不坐下来或躺下来休息。这种虚无主义的厌世人生态度很容易传染给现实生活中的人生失意者或社会有激愤情绪的人。顽主们无所谓善恶标准，褒贬也失却了分寸。严肃的东西可视作玩笑，游戏也可被赋予于“深沉”的东西。爱情本是维系男女之间的纯真情感，可在“顽主”们的视境中，不过是逢场作戏的游戏而已。约会可以找人代赴，评奖也不妨自设计，本业属于神圣庄严的事情一到“顽主”的手下就变了味道。
荒诞幽默是这两部小说的趣味重心所在。在营构故事时，作者有意设计了一系列荒诞不经的故事来解构正常的人生形态。如“三t”公司的一系列别出心裁的“杰作”都是一些滑稽故事，读起来让人捧腹。作家中以“操文学”，文学在他们手中，成了泄溺的工具。文学曾经拥有的庄严感、神圣感都被“顽主”作家踩在脚下。作者杜撰了一系列的荒诞故事来践踏这些曾经被奉为神圣庄严的文学。作家获奖所得的奖杯是一个菜用的罐子，还是一家酱厂赞助的，而且还要求“鸣谢”。
《玩的就是心跳》写得更加扑朔迷离。作品集“言情”与“侦探”于一体。将“顽主”的生活用侦探小说的形式加以组接，断裂，在故事线索上有意采用回避直线式或明线式的直接交待，而采用拼合，断裂的修辞技法来处理故事情节，从而使故事更具神秘意味，这本身就构成一种召唤力，来吸引读者的*。
主人公方言被怀疑成杀人犯，他必须向警方证明他参加工作第一年的七天失踪究竟干了些什么，方能摆脱干系。为此，他开始了漫长的记忆搜索历程。可故事又让方言意外地失去了记忆。他走新访友，企图通过他人的出证来证明自身的清白，可谁也帮不了他的忙。他苦苦地寻找刘炎。因为只有找到刘炎才可证明他不是杀人犯。然而现名李江云的刘炎却被他视为新结识的朋友。即使他们已同窗共枕，却未能察觉真情。小说借助侦探模式，处处设置悬念，通过主人公的逆向回忆引出一串串故事。因此，故事显得悬念丛生，富有刺激性。小说通过一个“顽主”追忆似水年华，寻找自我的历程，象征性地启示了顽主们自我放逐之后的人生迷失之感，以及迷失后企图寻找原初自我的精神诉求。就此而言，也很有深意。体现了王朔小说中主人公由自我放逐开始向自我回顾的朦胧追求。
《动物凶猛》则开始大面积地呈现顽主们的少年时代的生活，作家开始追溯顽主们的历史生成背景。小说主人公“我”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空中。讨厌学校教育，旷课逃学，打架斗殴，追逐女人。“我”虚荣心极强，醋意十足，从小对女人有强烈的占有欲。小说借一少年顽主的眼光来观照特定的历史年代，又借特定的历史背景来衬托少年顽主的劣迹。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基本上告别调侃，趋向深沉。人物对话，尤其是缦无边际的“侃大山”大幅度裁减。小说转向对人和个性、心理、历史丰富性的关注。在主题以及艺术技法上更臻于成熟，有向雅文学趋近的倾向。
这篇小说通过一个少年的历险式的经历来展示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少年顽主的生活境况，反映出“顽主”视野中的“*”的另一侧面的人生风景线，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趣味性。
王朔小说除了这些“顽主”系列之外，还有很多其它类型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可具体分为如下几类：
第一类是纯情女性。她们是“顽主”们与社会作战的“战利品”。这些女性性格单纯，不少有比较优越的社会地位。如《空中小姐》中的王眉，《浮出海面》中的于晶，《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的吴迪，《玩的心跳》中李江云等。她们的性格气质和社会阅历，与顽主们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角色与顽主们构成了“英雄美人”模式的现代版。作者对此进行了新的包装，生活底色是现代的，人物也是“当代英雄”和“时髦女性”。“英雄美人”构成了读者百读不厌的恒定主题。现又经作者的巧妙包装，“英雄”则成了反英雄的“英雄”，也就是以反叛正统英雄准则为行为特征的叛逆者。美人多在外在包装上虽有些不同，可是这些女子除了拥有“空姐”、“大学生”、“舞蹈学院学生”的现代名号之外，与她们的前辈姐妹们并没有什么两样。她们是善与美的化身，同时也是弱者的体现。她们本身并不能构成独立的社会支撑力量，她们常要把她们的柔情和青春献给历史时代中“英雄”，借助英雄来显示美人的价值。可“英雄”常常又是铸造这些不幸女性人生悲剧的第一杀手，美人有时常常会成为英雄们逞力使气的牺牲品。
还有一类女性是“坏女人”型的。如《橡皮人》中的李百玲、杨金丽，《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的亚红以及沦落风尘后的吴迪等。这类女性被环境*成了魔鬼。她们本身爱害者，可又以恶抗恶，致使在人生下坡路上愈滑愈远。这群人生活在“顽主”群落之中，难以自拨，人性被换空，灵魂被虫蛀。她们与“顽主”们一起，构成了社会秩序的破破坏力量。
王朔的小说创作是当代文学中的一个异数。它敏锐地捕捉住改革开放中当代中国人的复杂心态，尤其是那些以“痞子”形象出现的时代青年的脉搏，构成一种漠视正统、反叛传统的价值评判，既表现出一定的深刻性耐人寻味，又具有较高的可读性，而引人入胜。虽然由其小说人物所体现的价值观念不无偏激、偏颇之处，必须加以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从转型期当代中国文化生态环境出发给予准确的、客观的评价和定位。但是，王朔以他富有个性色彩的话语系统建构的艺术世界，为通俗小说的创作贡献了富有当代意味的文本，则应该是没有疑义的。
王朔的小说创作是当代文学中的一个异数。它敏锐地捕捉住改革开放中当代中国人的复杂心态，尤其是那些以“痞子”形象出现的时代青年的脉搏，构成一种漠视正统、反叛传统的价值评判...
热心网友
时间：2022-06-19 06:26
自以为是现实主义，写了几本破烂书就蹦上天了！
他就是靠骂人吃饭的！
当然才华是有的、
热心网友
时间：2022-06-19 06:26
不过他的”想法“是---“看上去挺美”“过把瘾就死”。
-----到最后还是个人。：）
热心网友
时间：2022-06-19 06: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