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2-05-02 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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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 时间:2022-06-20 13:45
“三·八”刚过,缅怀杨秀琼这样一个人,一个生于南国的“美人鱼”,一位富于传奇色彩的游泳健儿,一朵受宠于*顶级风月场所的“交际花”,还有一段“非典型”的红颜薄命的故事,比起身边那些新女性的“身体写作”和“女权批评”,应该多上一些现实寓意和审美内涵。
现代史上的杨秀琼,名声很大,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短暂而辉煌的运动生涯,还是80年代苍凉而寂寥的客死加拿大,都曾引起*的高度关注。所有的一切,并不能改变她在 女性解放叙事中的尴尬角色,那就是的“男人的展品”。
当代传记文学大家萧关鸿先生在《百年追问》序言中曾对刘晓庆的《我的路——从女明星到亿万富婆》激赏不已,他认为这本书彰显了那个时代难得的自觉生存和自觉表达意识,其时代意义可比肩20世纪30年代冰心、丁玲和谢冰莹的作品。
不过比书更出名的应该还是刘晓庆的“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现在看来,这句话可谓“一语成谶”。这位大明星正缠身诉讼,其性质之复杂,也不亚于阮玲玉所感叹的“人言可畏”。不过明星的塑造和产生,也端的赖于人言的制造。在麻烦抑或绯闻出现之前,“人言”还是有用的。
相对而言,运动员比演员更富于身体色彩,社会认同也更容易和直接。古希腊的奥林匹亚不允许女人上场,或许是出于对女人身体魅力的恐惧,因为当时是*参加比赛,而男人控制情欲的方式要比女人更笨拙更缺乏美感。尊重个体、亲近性情的希腊人尚且如此,更不用说性意识特别细腻的中国人了。一个鲜活的例子,就是国人在看到杨秀琼下水游泳时,直观的印象不是健美,也不是勇气,而是“大姑娘在我面前洗澡”。一种对裸露欲的替代型追求,一种大庭广众下的意淫,成全了当时的明星。
光是这种社会心理,也就是潜流奔涌罢了。最主流的叙事,还是“国家责任感”的浮出台面。杨秀琼作为香港选手,拿到全运会游泳冠军;再作为中国选手,拿到远东运动会冠军,立刻成为“国家形象”的代表。联想到当时的“弘扬国粹”,胡蝶、梅兰芳、徐悲鸿纷纷作“艺术输出”,一个充满想像力的时代背景——心理尚未成熟的南方少女杨秀琼,就这样半推半就地站到了前台,过早过度地透支了她的青春。
1936年,德国柏林第11届奥运会上的失败,也告诉人们中国甚至整个亚洲在世界上的地位,但国人特有的褊狭心理却不能容忍,不能“捧杀”便要“棒杀”。回国后,以“鸭蛋”为主题的漫画铺天盖地,压得这些年轻人喘不过气来,也有人知难而上.后来终于走向世界。但杨秀琼不属此列,她那美丽曼妙的身姿慢慢淡出泳道。一个无奈的事实是,杨秀琼结束运动生涯时,只有19岁。
但她的“传奇”并没有结束。一段幸福而短暂的婚姻,被无所不在的*因素所终止,做了在四川无人不知的“哈儿师长”范绍增的第18房姨太太。随着时间的流逝,已被*遗忘的杨秀琼则迁居温哥华,一直到1982年逝世。不知道暮年的她,看着西岸浩瀚的太平洋时,是否会想起故乡东莞的池塘、上海的游泳池。
杨秀琼的命运,让我想起明治时期日本下田的阿吉,一个同样悲情的女人。日本开国时,16岁的阿吉受*安排,*离开自己的男友,到美国领事馆里做领事和参赞们的*,成为日本西化的“先驱”。但时代和个体都不同,受尽非议的阿吉在46岁时又离开了领事馆,48岁时投濑户内海自尽。
被海浪无休止地拍击的,不只是海岸和礁石,还有两个柔弱的灵魂和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