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4-02-24 21:36
共1个回答
热心网友 时间:2024-02-25 00:24
和其他文学品种相比,诗的语言最具特点。宋代王安石把诗歌语言称为“诗家语”是有其道理的。诗家语是诗人“借用”一般语言组成的诗的言说方式。一般语言一经进入这个方式就发生质变,意义后退,意味走出;交际功能下降,抒情功能上升;成了具有音乐性、弹性、随意性的灵感语言,内视语言。用西方文学家的说法,就是“精致的讲话”。
从生成过程来看,诗有三种:诗人内心的诗,纸上的诗,读者内心的诗。因此,诗的传播就是从(诗人)内心走进(读者)内心。诗人内心的诗是一种悟,是无言的沉默。在这一点上,诗和禅相通。禅不立文字,诗是文学,得从心上走到纸上,以言来言那无言,以开口来传达那沉默。这是诗人永远面对的难题。有人说:“口开则诗亡,口闭则诗存。”在心灵世界面前,在体验世界面前,一般语言捉襟见肘。古人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诗人寻奇觅怪,恰恰是不成熟的表现。诗人善于驾驭一般语言,才能见出他的功力。用浅近语言构成奇妙的言说方式,这是大诗人之路。
诗家语的特点是德国学者黑格尔所说的“清洗”。诗的内蕴要清洗,诗家语也要清洗。清洗杂质是诗的天职。诗是“空白”艺术。高明的诗人善于以“不说出”来传达“说不出”。诗不在连,而在断,断后之连,是时间的清洗。诗在时间上的跳跃,使诗富有巨大的张力。臧克家的《三代》只有六行,却既写出了一个农民的一生,又写出了农民的世世代代。祖祖辈辈的农民的命运,从具象到抽象,从确定到不确定,从单纯到弹性,皆由对时间的清洗而来。诗不在面,而在点,点外之面,是空间的清洗。余光中的《今生今世》是悼念母亲的歌。诗人只写了一生中两次“最忘情的哭声”,一次是生命开始的时候,一次是母亲去世的时候。“但两次哭声的中间啊/有无穷无尽的笑声”。诗之未言,正是诗之欲言。可以说,每个字都是无底深渊。恰是未曾落墨处,烟波浩淼满目前。*亲情,骨肉柔情,悼唁哀情,全在纸上。
一与万,简与丰,有限与无限,是诗家语的美学。诗人总是两种相反品格的统一:内心倾吐的慷慨和语言表达的吝啬。从中国诗歌史看,中国诗歌的四言、五言、七言而长短句、散曲、近体和新诗,一个比一个获得倾吐复杂情感的更大的自由,这样的发展趋势和社会生活有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遥相呼应。可是从语言着眼,与诗歌内容的由简到繁正相反,诗家语却始终坚守着、提高着它的纯度,按照与内容相对而言的由繁到简的方向发展。五言是两句四言的省约,七言是两句五言的省约。这是诗歌艺术的铁的法则。
诗家语在生成过程里,诗人有三个基本选择。第一,是词的选择。诗表现的不是观,而是观感;不是情,而是情感。诗的旨趣不是叙述生活,而在歌唱生活。所以诗倾吐的是心灵的波涛,而落墨点却往往是引起这一波涛的具体事象。杜甫不讲天下太不公道,却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词选得多好啊!第二,是组合的选择。在诗这里,词的搭配取得很大自由。这种组合根本不依靠推理逻辑,而是依靠抒情逻辑,尤其是动词与名词的组合常常产生异常的诗的美学效应。田间的名篇《给战斗者》里有这样的诗行:“他们永远/呼吸着/仇恨”。方敬的《阴天》开始两行:“忧郁的宽帽檐/使我所有的日子都是阴天”。虚实的组合让诗有了很大的情感容量。第三,是句法的选择。优秀的诗在句法上都是很讲究的,许多名句和句法的选择分不开。从散文的眼光看,诗句好像不通,其实妙在不通。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那“轻轻的我走了”。何其芳的《欢乐》:“是不是可握住的,如温情的手?/可看见的,如亮着爱怜的眼光?/会不会使心灵微微地颤抖,/或者静静地流泪,如同悲伤?”词序都是倒装。这样,诗就增添了停顿,减缓了节奏,加强了音韵的铿锵,一唱三叹地抒发了“对于欢乐我的心是盲人的目”的哀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