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文化的历史问题

发布网友发布时间：2022-05-05 03:56

共6个回答

热心网友时间：2023-10-09 13:34

　　我想在当时的中国佛教到来时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洪水还是方舟,更不会有如此英明的皇帝知道佛能有利于自己的统治,而可以可以肯定的是佛教的到来让中国本土居民的视野为之一亮,让想了解他的人知道还有如此这样的东西,通俗的说我喜欢他他又符合我的想法我就会有认同感.所以说有人信佛教就与不信他一样简单.
　　另外,我国对西域的开发正促成了佛教的传入 ,这是一个交流的过程.犹如我们的丝绸和瓷器外销一样,信奉佛/*的商人连同他门的货物将他们的信仰也带到了中国.随着交流的深入也就出现了专门的传教士.然后不信教中国人根本就没有反对他的理由,我想那些传教士只须的到皇帝的许可证罢了,这个许可证正式维护这种东西方交流以及丝绸之路/西域的利益的一小部分而已/这是最初的利益.
　　不可否认以后的中国皇帝为了表达自己对上天的虔诚对社稷的殚精竭虑这是私利,当然更重要的是让黎民百姓知道皇帝的慈善之心,黄恩的浩荡无边他们会带头投身佛教.当然这些与当时佛教的广泛是传播分不开.然而佛教也有遭殃的时候,当他将相当的社会的财富据为己有的时候也就会遭到打击,因为这时候皇帝不干了!
　　说道文化因子,我想这没有固定的回答可以有很多种说法,你会发现每一种说法都有道理.因为文化是社会活动的产物,取决于中国最初形成的文化状态.历史上有百家争鸣/有仙有道,有佛就不奇怪了..

热心网友时间：2023-10-09 13:35

因为当时中国没有成规模的宗教，所以比较容易接受外来宗教，加上当局者为了维护统治，正好迎合了其思想。

热心网友时间：2023-10-09 13:35

提问者的看法有点偏激哈,不能说中国容易接受外来的文化.这个佛教是东汉是传播到中国的,古中国是个封建社会,皇上的权利高度集中.可以说江山容易打守江山难,因此对统治江山有利的事统治者都很积极,而佛教的思想比较消极,讲究因果轮回,所以统治者一碰到佛教就喜欢上了.拥护佛教可以很好的减少社会*.
个人是这样理解的!

热心网友时间：2023-10-09 13:36

佛教大规模在中国流传，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时中国的文化处于“衰弱”状态。不仅仅是因为那个时期长年战乱，北方沦落为异族统治，而且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在东汉末年就已经开始动摇。在当时很多士人都放弃了儒家思想，在行为上放荡不羁，藐视*，并研究黄老学说。佛教正是抓住了这一时机，作为一种外来的新思潮在中国广为流传。
想一想，西方文化在中国广泛流传，不也是借着清末*国威不振，人人思危的机会吗？

热心网友时间：2023-10-09 13:36

世上没有无缘由的爱，也没有无缘由的恨，中国人虽然比较有慧根，但也不是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佛教的特别偏好。事实上恰恰正相反，佛教东传至中国后表现出的是极大的水土不服。

原因是这样的。汉代总的来说是个尊儒的社会，儒家思想成为华夏民族文化里的一部分融入每一人的血管，而佛教的一些教义又是那样的与儒家社会传统格格不入。

比如佛教首先要讲剃度，而儒家说"毛发精血受之父母，弃之何忍"（夏侯敦同志说完这句话后把被射瞎的眼珠子捡起来吞到了肚里）；佛教讲出家，以身侍佛，而儒家讲忠孝，放着八十老母你不养，去养满面红光的佛祖，你吃饱了撑的；佛教要求禁欲，出家人更不可能娶妻生子，而儒家说"不孝有三，无后乃大"。这些根本的矛盾令华夏人对着佛教教义，觉得再好也只能猛咽口水。

不过汉末三国期的社会环境还是给人们一个重新审视佛教的机会。这首先在于汉末以来的大乱世，随着汉家政权的倒掉，儒家学说对人们的思想控制也随着淡化。竹林七贤"接舆髡首,桑扈裸行"就是这种反传统的表现。在魏晋这一中国继春秋百家争鸣后又一次思想自由的黄金时代里，首先站出来为佛教正名的却是一位汉人的儒生----牟子。

牟子是三国时的东吴人，青年时期学宗儒术，通习百家，后来信奉了佛教。牟子写了本佛教东传史上很重要的书《牟子理惑论》，在这本书里他着重对上述儒家社会传统与佛教教义相冲突的地方作了解释。他说佛教并不放弃修道德、崇仁义，而是更注重大德而非小节。比如自己修行成了佛，还可以再来帮助父母兄弟等一些脱离苦海，得到解脱，这才是大仁大孝。

而对于佛教的出家和无后这些与华夏社会传统有冲突的现象，牟子的解答更显得狡猾。他说"许由避尧让位而逃入深山，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饿死首阳，孔子非但没有讥笑他们无子无财，反而称赞他们求仁得仁，这与佛教苟有大德，不拘于小正是一个意思"。这叫以儒之矛，攻儒之盾，这位牟子先生若活在现世，去参加个大专辩论赛当个主辩一定是绝不屈才的。

牟子的辩护为佛教在中国打上了汉化的标签，由此获得了市场准入的资格，而佛学在中国主动向儒家习惯的靠拢也正是它得以广泛传播的前提。

东传期另一个重要的社会背景就是汉末至晋末的全国大*，让我们停下来先温习一下这段五胡乱华的历史。

290 年晋武帝司马炎死，白痴皇帝晋惠帝即位。第二年，热闹的八王之乱（实为十三王之乱）就开锣登场，随后刘渊带领着匈奴席卷中原地区，*着司马氏的后人跑到江东建了个东晋小朝迁。而北方羯、鲜卑、氐、羌这些血性民族象草原上发现孤羊的群狼一样，一起冲上来赶赴这次征服大餐。

从此过去的中原乐土深陷于无尽的战火*之中，百姓疾苦、礼道废驰，晚上睡去不知道自己还有无可能吃到明天的早餐。这时主张业报轮回的佛教正好派上了用场，因果循还的的教理恰符合当时人们今生为苦，冀望来世的生活体验。而普渡众生、慈悲为怀为受苦的百姓提供了心里寄托的港湾。

碰巧，当时的皇帝们也苦于老百姓的反抗意识太强，宣扬佛教正可以让老百姓傻乎乎地觉得以后可以到来世讨说法，而不再纠缠于今生中的得失，这当然有利于他们的统治。以此为契机，佛教大传的世俗条件均已具备，终于要迎来他在中国传法的黄金时代了。

宗教的传播归根结底离不开世俗王权的支持，佛教在印度有阿育王的皈依，*教在罗马有君士坦丁的敕封，而在中国第一个尊佛教为国教的君王则是五胡时期后赵的羯族皇帝石勒。石勒之后继位的石虎，人虽更加残暴，但对佛教的情有独衷一点不让先皇。他力排众议（有汉人儒士建议他改衷儒家为国教）继续推广佛教。石虎说：“朕非华人，佛乃胡神”。

仔细看看早期的佛教塑像，都是高鼻深目，白种胡人的形象，石虎这么做的目的，就是把胡人的大鼻子形象和神秘的神佛的形象统一起来，搞心理暗示，在人群中形成佛就是胡人样貌的心理定势，抬高胡人的形象，瓦解汉人内心的民族自豪感。

石虎最讨厌汉族信仰，灵宝天尊等汉族神仙，因为那是长袖大衣的汉族形象，其面目也是汉族五绺长髯的形象，如果任由这些形象传播，就容易在人群中出现汉族是神的心理暗示。

这种统治手段是很阴险但却有效的，他从宗教信仰和心理暗示两方面瓦解汉族的优越感和反抗意识！！

后来鲜卑深刻的领会了其中的精神，也搞这种心理暗示，这才是南北朝是佛教兴盛的根本原因，看看大同等地是佛像，其形象是鲜卑人的，今天的锡伯族自称“锡伯”就是鲜卑，而且他们的形象和大同的佛像也极为相像。

热心网友时间：2023-10-09 13:37

中国文化中的包容，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