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丁玲的《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的原文?谢!急_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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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12-27 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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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04-09 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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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是群体文化，缺乏对个人的关注，缺乏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尊者至上，群体至上，每个人都生活在伦理、权力织就的大网中，看不到独立主体的人。因此，在一个群体意识浓重、忽视个体的社会，如果没有个人的真正觉醒，就不可能有真正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的觉醒。中华民族的复兴与人性的回归必然地联系在一起。五四是中国历史的一个伟大转折，它唤醒了一代知识分子，开始了人的觉醒、人的解放的艰苦探索，它塑造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现代灵魂和品格，特别是他们坚守自我又献身民族的现代文化人格。然而由于现代中国救亡图存的现实环境，由于政治斗争的日益残酷和激烈，由于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过度强调，个性解放的要求更多地让位于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由五四孕育的个性主义也渐渐地被销蚀改造掉了。丁玲就是历经这种销蚀与改造的范例。因此，丁玲的悲剧也是个性主义的精神悲剧。
五四运动爆发时，丁玲还是个年仅15岁的学生。但个性解放的春风吹醒了她的心灵，唤起了她渴望自由独立的精神因子。她随高年级同学参加游行，参加辩论会，参加服务民众的社会实践。张永泉先生在《个性主义的松动与式微—论丁玲的精神悲剧》一文指出“个人的性格与精神一旦成熟，就变成了一个超稳定结构存在下来。它内化为人的心理，内化为人的思维方式，内化为人的日用而不知的潜意识。丁玲的性格与精神核心是坚守自我，追求自由理想为前导的个性主义。”[15]正是五四赋予她这种追求个性解放、坚守人格独立的现代文化品格。这种品格贯穿于丁玲的文学创作和人生实践中，并成为其独特个性的显著标识。她笔下的莎菲们虽然各具风采，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精神特质，即对自我的坚守，对自由理想的追寻。且不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经典形象莎菲已成为人们探索五四精神的重要界碑，即便是到了三四十年代，丁玲的创作倾向发生了改变，但内心深处仍旧坚守着这份执着。《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些作品都一脉相承地体现了五四呼唤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解放的精神。“革命既然是为着广大人类，为什么连最亲近的同志却这样缺少爱？”丁玲笔下的陆萍发出这样的疑问，流露出作者对于她所献身的革命事业，有着与众不同的理解和思索，而她对贞贞遭遇的叙写，对贞贞的同情、关注，更是表现出对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的尊重，对人的解放的追求。至于何华明、黑妮，更体现了作者对个体的尊重与关注。
丁玲的这种现代知识分子品格对于当时的解放区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她为解放区文学更好地承担起救亡与启蒙的历史使命做出了表率。遗憾的是，这种现代意识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对待，在40年代的整风、审干抢救运动中，被作为小资产阶级思想受到严厉批判。历史开始了对这种现代意识的消融。由于《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的被批判，由于王实味《野百合花》事件的被牵连，特别是因此而引发的被囚南京历史的被怀疑，被审查，个性主义在丁玲的头脑中出现了松动。在长达四五年的时间里，丁玲没有从事所擅长的小说创作，这不能不说是对自我的一种压抑和坚守。“陕北时期，丁玲在立志纠正和改造自己的“‘个性主义’思想的同时，却仍然无法抵御‘五四’个性思想和自由精神的诱惑，并在理念与实践层面向它投去深情的一瞥”。[16]这一时期，个性主义在丁玲的头脑开始呈现出一种矛盾状态。新中国成立后，丁玲担负起文艺界的领导工作，先后出任《文艺报》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和《人民文学》主编等职以及其他一些社会职务。身为作家、属于作家型性格气质的丁玲，偏偏钻进了政治家的圈子，带上政治的锁链却又不合时宜地表现出作家的性格气质。“她与一些艺术大星大角儿一样，很在乎谁挂头牌。过去她让领导添堵也是由于这个，她从苏联开会回来就散布，在苏联爱伦堡几次请她讲话，并说‘你是大作家，你应该讲话。’但她不是代表团团长。代表团长是与她不睦的ⅩⅩ。她引用爱伦堡的话说：那个ⅩⅩ团长‘长着一副作报告的脸’等等。请想想，这样的话传出去，她能不招领导厌恶吗？”[17]王蒙曾经对丁玲的艺术气质做过这样具体的描述。这在将个性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混为一谈的年代，讲究绝对服从的年代，阶级立场鲜明的年代，特别是又遇上了颇有政治斗争手腕的宿敌，丁玲在50年代的罹祸，便成为一种命运的必然。
1955年、1957年，丁玲先后被错误地划为“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1958年遭到“再批判”，被下放到北大荒劳动。“文化大革命”期间，她更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曾被关进监狱。直到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她二十余年的错误才得到平反。
二十余年被迫害的生活经历，和对自我虔诚的思想改造，当丁玲带着她的《杜晚香》重新亮相文坛时，她那种惯有的个性主义已经消失殆尽了。她笔下的杜晚香，没有对婚姻爱情的追求，得不到丈夫应有的尊重，“他同她没话说”，虽然她也在想“他老远叫我来干什么呢？就是替他做饭，收拾房子，陪他过日子吗？”可是她“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合适”，“只是对自己的无能，悄悄地怀着一种清怨”。[18]在这里，杜晚香已不像莎菲那样张扬个性解放的旗帜，而是将自我完全融入集体中，甚至不再考虑个人的婚姻是否幸福。个体又一次消解到群体中，这些都不能不说是丁玲创作上的一种倒退。
80年代，当思想解放的春风又一次光临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时，从五四走来、注重自我、渴望自由的丁玲本可以保持一种更开放的心态，更理性的精神，以自己的不幸遭遇牵发对社会不健全因素的反思和批判。然而，我们却看到，在某些方面她的思想表现得不够开放，有时甚至表现出一种“左”的倾向，成为“政治化了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