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戊戌变法失败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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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1 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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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17 04:21
一、戊戌变法人士的激进心态
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面临着世界列强肢解瓜分的严重危机。俄、英、法、德、美、日等列强加紧了对其在华利益的争夺。在甲午战争后短短的三年时间里，中国沿海重要的港湾旅顺、威海卫、胶州湾、九龙、广州湾，都树起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旗帜；许多重要的铁路干线的修筑权，落到了他们手中，中国几乎全部国土都被划分为各个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中国面临着从半殖民地沦为殖民地的严重危机”[1]在这种情况下，以康梁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强烈的危机感给其内心以深刻的刺激与震撼，导致他们的心态产生了巨大的波动，变得越来越激进。
大体上，以康梁为代表的戊戌变法派的激进改革心态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点。
（一）愤世心态
在封闭的条件下，民族危机的深度只有少数敏感的知识分子精英能够真切地感悟到。他们的敏感与其周围一般官僚士绅的沉闷平庸形成鲜明对比。这样一来，一种与此相联系的道德优越感就会油然而生。这种激愤而孤独的精英意识与优越感，会使变革者与广大官僚士绅之间形成巨大的隔阂，并导致后者对前者产生同样的情绪化反应。造成这种愤世心态的原因是，由于中国传统*吸纳这些有变革志向的知识精英的渠极其狭窄，改革者精神上深受压抑，他们既然无法通过正常的制度化的*参与渠道来实现自己经世济民的*抱负，也就无法以正常的方式来疏导自己的压抑感。依次戊戌变法人士一旦获得青年皇帝的知遇之恩，就使得他们的求变心态以高度情绪化的亢奋激烈的方式表现和宣泄出来，力求引起最高统治者的注意。变革着的愤世心态与广大官僚士绅的沉闷平庸相冲突，导致了戊戌变法走向两极化的对立。
（二）急剧改革的心态
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五书》中说：“外衅日迫，间不容发，迟之期月，事变之患，旦夕可至”，急切的高呼要是还不进行变法改革“皇上与诸臣，虽欲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急切之情溢于言表。受这种心态影响的变法者，总是以他们主观上所感受到的危机感的强度来作为激进变革的理由，而变革成功所须考虑的客观条件却往往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三）全面“大变”的心态
能表达这种心态的，是康有为在呈光绪帝第六份奏书中所说的“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2]改革本质上是一种渐进的过程，它要求在旧的基质上寻求新的生长机制，要求在顺应历史传统的连续性的基础上进行变革，但变法人士却不自觉地排斥这种传统的改革。这种“全变论”有其片面性。变革者仅仅注意到传统政教与制度文化对中国应付民族危机所构成的障碍，而忽视了这种传统政教与制度文化在许多其他方面对庞大的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继续承担着传统的整合功效。他们仅仅根据中国旧*无法抗衡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这一点来认定变法必须是全面的“大变”，这显然是失之偏颇的。
（四）简单化的乐观预期
改革者一方面对中国危机的前景充满了焦虑，另一方面又对改革的前景有一种过于简单的，不成熟的乐观判断。改革者对变法的简单化的乐观判断的原因主要是少年气盛，血气方刚而又缺乏实际阅历，而且康有为认为，由于中国与日本在民俗文化方面相近，只要以日本为借鉴，中国的改革也就“易如反掌”。“大抵欧美以三百年而造成之政体，日本效欧美以三十年而养成之，若以中国之广士众民近采日本”，那么，其结果将是“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3]康有为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不切实际的虚幻的乐观心理是一种非理性的因素，它会使变革者忽视变革过程的复杂性，它引发的那种虚幻的自信会进一步起到鼓动变革者提出不切实际的，与现实脱节的变革方案的消极作用。
这种以危机感的强度为基础的求变心态，固然是可以促进变革的重要因素。但是，由于危机感是一种主观的心理因素，很容易使变革者脱离现实的允许条件来确定变革的幅度、速度与范围。危机感比较容易使人们确认变革的“必要性”，而变革的约束条件则较少地为人们所重视，这样就会使改革的分寸与火候的把握失去依据。也正是这种激进的求变心态导致变革者的*行为与*选择上的激进性。他们是在这种激进心态的支配下，来设计和制定变法的基本战略和策略的，结果使得康有为等改革派在变法的具体战略措施上没有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做法，而是采取了完全相反的做法。
二、康有为改革战略的失误
（一）先声夺人的改革声势
变法一开始，康有为就把改革的通盘计划公开于世，并把矛头公开地明确地直指他所认为的反对改革的政敌与传统的官僚*，当荣禄问康有为如何改革时，康有为竟回答：“杀三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这种惊世骇俗的言论，只能被保守派视为变法派准备大开杀戒的公开声明。并从而引起荣禄等势力派官僚的嫉恨，徒然增加了变法的阻力。其次，康有为向光绪帝建议，以“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作为变法的第一步计划。在光绪帝尚没有取得真正的最高权力的情况下，大誓群臣的做法的结果，实际上就是把皇帝从变法过程的仲裁者的至高地位，推向改革派一边。一旦改革派与对立派的矛盾日益发展的情况出现时，皇帝本人将由于其明确的*倾向性，而失去足够的*回旋余地。
（二）改革理论不成熟
公羊学说是康有为维新理论的基本出发点，它把儒家经典解为伪书，对中国知识界无疑是当头棒喝，它动摇了封建正统儒学的思想基础和封建正统思想的合法性。因为几千年来的儒家正统教育并不是用一两篇文章或一场精神运动就能否定的，它是根植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基础上的，即使在工业化社会或后工业社会，儒家思想仍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和生命力。所以康有为的公羊学说一出笼，自然遭到一大批守旧和保守人士的攻击，即使本来对社会危机有很深的认识，同时主张*变革的一大批洋务派官僚也不能认同康有为的价值观念。公羊学说使得改革者失去了广泛的支持者和同盟军，使戊戌变法最终演变为改革精英的独舞。另外，在没有对中外国情作出深刻的历史比较的情况下，仅仅依据中日两过历史表象的类似性匆匆设计出仿效日本明治维新的急进的改革方案。日本在分封制的条件下，具有传统权威合法性的君主可以在传统的幕府*之外另起炉灶地建立*集权的机构，当他在推想改革时可以从社会中直接引用大批新人来充实自己的新的*中心而无须顾忌传统贵族的意见。而中国与日本不同，在中国这种传统的官僚集权*下，君主可以提拔 少数人，但不可能变更整个官僚阶级，他必须采取缓进的方式变革，只有这样才能在维持旧式官僚的声望与利益的前提下发挥新官僚的作用，否则就会引起旧官僚的剧烈反抗。所以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情境下用激进的改革方案就严重脱离了中国社会的实际，这种改革理论的不成熟也埋下了导致改革失败的理论陷阱。
（三）“快变、大变与全变”的一揽子解决方式
当变法派取得皇帝信任并开始推进改革时，他们不是采取步步为营的渐进方式，而是主张“快变、大变与全变”的一揽子解决方式。在这种变法战略的影响下，光绪帝在一百零三天的时间内发布了二三百条涉及选拔人才，农工商业，裁汰*，废除科举等几乎所有方面的上谕。这种毫无章法的不顾实施条件与后果的做法，只能使变法的实施停留在形式上。而且，改革产生的利益受到的影响的人们越来越多地聚集到反对派一边。尤其像科举制改革这种涉及全国数以百万计士绅前途的大举措，变法策划者要求在当年就把全国的生童试改为策论考试，连给考生做贮备的时间也没有。这对历经数十年寒窗之苦的一般人士来说，实在是过于苛求，他们难以对这样的变动有足够的心理承受力与思想上的准备。这样容易产生反对情绪。
（四）孤立与排斥太后的*战略
由于慈禧太后对光绪皇帝作出的举措，掌握着事实上的否决权。因此如何处理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之间的关系，对于变法能否顺利进行有重要意义。尽可能地减少太后对皇帝的猜疑与不满，防止保守派与太后之间结合成*上反对光绪改革的*联盟，是确保变法成功重要条件。然而康有为拒绝采取“调和两宫”的主张，主张“尊君权之道，非去太后不可”。[4]可以说，这是康有为在*战略上最严重的失策。这种*战略的前提，显然是十分错误的。首先，太后在变法问题上并非极端保守，她同意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变革。其次，太后对光绪皇帝所具有的权威性以及她在群臣中的至高权势乃是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而康有为等根本无视这一既存事实，他们认为既然太后已经归政于皇帝，那么在法统上，皇帝就应拥有相应的实权，一旦他们认为皇上并不拥有这种相应的权力，就应排斥太后作为改革的目标。事实上，康有为为排斥太后的做法，在变法派内部就受到不少人的反对。连作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也曾上奏指出，“ 皇太后亲将天下授之皇上，宜遇事将顺行，行不去处不宜固执己见。变法宜次第。进退大臣不宜太骤。”而戊戌变法派内部的重要人物之一的王照，就曾主张把变法的荣誉花环戴在太后头上，以此来满足这位老妇的虚荣心，以尽可能地减少变法的阻力。然而，康有为由于长期以来受到张荫桓的影响，坚执挟此抑彼“之策，把慈禧太后视为”不可造就人物“来加以排斥。而在这种情况下，变法派不是分化了太后与荣禄的联合，而反而使两者由于利益与共而更为紧密地联合起来。
除了上述问题之外，人们还可以从康有为一些有关*的具体建议中，认识到这位*人物在*上的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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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17 04:21
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是：
资产阶级维新派力量过于弱小，即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慈禧所代表的顽固派掌握实权，实力强大。
直接原因
其一，守旧派势力强大，当时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不在光绪皇帝手中，而为以西太后为首的王公、大臣所掌握。维新派只有少数几个人，没有实权。西太后最初曾指示“今宜专讲西学”，但是，当她感到变法触及到她自己的权力和清廷王公贵族的利益时，就动手遏制、*。
其二，维新派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指责西汉的古文经书全系刘歆伪造，《孔子改制考》将孔子打扮为“改制立法”的祖师爷。两书都没有充分的、有说服力的证据，不用说守旧派反对，当时的一些开明人士也不赞成。此外，维新派某些激进的宣传，也增加了社会阻力。
其三，维新派缺乏坚强的组织领导，脱离广大人民群众，只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和极少数的官僚，甚至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其四，维新派及光绪皇帝在实施变法上的某些冒进措施。变法一开始，光绪皇帝就因不满自己的老师、军机重臣翁同龢的持重、顶撞，将其开缺回籍。大量裁减冗官，仅京师一地，涉及闲散衙门十多处，失去职务者近万人，但是又没有安排出路。因王照上书被阻而一下子罢免六个*级大员，也操之过急，并且失之过重。
其五，变法手段单一：采取单纯的自上而下的“和平”、“合法”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