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2-05-04 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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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 时间:2022-06-21 13:17
“开元之治”是唐朝繁盛的标志,也被不少人认为是中国最辉煌的“盛极”时期。但在中国古代,社会高速发展则意味着人口的暴增,而人口增加意味着人地矛盾开始凸显。
唐代施行的均田制,随着人口的增加均田制流产,无处可去的流民们大量投身军旅以求谋生之路,这直接导致了职业募兵制的产生。
在府兵制时期,唐朝的法律是把征收的粮食统一放到仓库,需要时由国家统一分配。但随着府兵制度的崩解,唐军主力换成了“募人”,其粮食的来源主要为军屯和调配的正租。
到了唐玄宗时全国的镇兵已经达到了40万,而战马达到了8万。仅仅是战马,每年就需要消耗898.91万石,过于巨大的消耗再加上漕运是不是阻断,让长安选择将越来越多的权力下放到地方,借以节省开支。安禄山这样的藩镇将领因此摆脱了*对地方军队最大的一道钳制。
当然,仅仅解决粮食的问题自然是不够的,“钱粮”是放一起的,士兵除了吃喝外自然也需要工资,立功者也需要赏赐。这就涉及到了安禄山和其他藩镇决然不同的一点。此时的唐朝对藩镇依旧是有极大地控制力的,体现在财政上就是藩镇所需要的开支全部是*审核批准的。
偏偏安禄山非常得宠,他要什么,皇帝就给什么;又因此得以身兼河北采访使等掌握地方重要权力的职务,集中了行政和军事的权力于一身,在两套系统之内都有足够的权力。当其成功将行政、军事、监察权融合起来的时候,一个“国中国”就形成了、
不过作为一个地方政权,再强也不能和*比消耗,安禄山的不对仅仅只依靠破产的农民式不够的,当他们在战场上被消耗掉之后,后继乏力的他只有死路一条。一个充足而善战的兵源就非常重要了,这就牵扯到了唐朝的民族*。
唐太宗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从两唐书来看,唐朝从武德年间开始,就把河北作为安置归降胡人的重要地点,河北遂成为北方各民族汇聚融合之地。从武德年到玄宗天宝时,“自燕以下十七州,皆东北藩降胡散诸处幽州、营州界内,以州名羁縻之,无所役属。”
这么多的胡人,自然要有用武之地才是。
于是玄宗听信李林甫“不如用藩将,彼生而雄,养马上,长行阵,天性然也,若陛下养而用之,使必死。夷狄不足国也”。
募用外族人的胡人为兵,对于唐朝上下而言,与本土的汉人相比有着太多的优势。对于皇帝来说,一个汉人的士兵作为农家子长达,需要将其训练成一个弓马娴熟的战事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这意味着大量的粮食消耗。这无疑是对国家财政很大的负担。唐玄宗希望能有一只经得起消耗,战斗力强成本又低的部队。这么算下来胡人无疑要比汉人划算得多,自幼习练弓马,数量也算充足。
对于李林甫来说,胡人最好是汉话都说不太好的胡人,没有汉人这么多道道,他们除了自身的勇武什么都没有,离开了唐帝国的供给,什么都不是。当兵是这样的胡人最好的出路,他妈妈积极性比汉人高不说,对于汉人特色的*也不了解,不像汉人世家门阀,在朝廷没有什么根基,全靠*当兵。
客观来说,这样的*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事实上全世界一直到近代都在用类似的治国策略。奥斯曼帝国专门从*徒家庭中选拔南海,在布鲁萨皈依后,训练成苏丹的个人奴隶兵,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切尼耶里禁卫军。无独有偶*徒们也广泛使用穆斯林作战,包括和穆斯林有着深仇大恨的十字军,一样有着大量皈依了*的突厥骑射手。
在安史之乱之前,这个*确实起到了不少作用,契丹人李光弼为朔方节度副使,突厥人哥舒翰为陇右节度使,高句丽人高仙芝为安西四镇节度使都证明了胡人也忠诚可靠,乃至于李林甫时期的安禄山也是温顺的绵羊,在李林甫的手下战战兢兢丝毫不敢僭越。
但老话说得好,忠诚是因为背叛的筹码不够,当李林甫死后,这个方法就因为失去“引路人”而失效不说,更是给唐朝一个重磅*,他们成为了安禄山的重要兵源。
唐朝制度上的缺陷使得安禄山能够“三权归一”,而对流民和土地兼并的问题没有处理好,导致军队效忠对象转变为个人将领,而民族*又为安禄山提供了强大的兵源,因此造成了安史之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