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武帝策董仲舒文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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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05 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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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28 05:17
制曰:“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故广延四方之豪俊,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洁博习之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今子大夫褎然为举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
汉武帝策问道:我继承了先帝最崇高的地位和最美好的德行,要永久传下去,延长到无穷尽的未来,这项任务巨大而且职守重要,所以我从早到晚都没有时间来享乐休息,长久地思考一切事情的原委,惟恐有不周到的地方。因此广泛地邀请各地的豪杰俊才,郡守、国王、诸侯公正地推选出来的贤良、修德、博学的才士们,我想知道治国大道的纲要,安民理论的最高原则。现在大夫们卓然作为贤良的首选,我认为这很好。大夫们要精心思考,我很想知道和要问的如下。
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圣王已没,钟鼓管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查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乌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
听说五帝三王治理国家之道,是改革制度,创作乐章,因而天下安定,后来的百位国王也都同样这么作。虞舜的乐以《韶》乐最美好,周朝的乐以《勺》最优美。圣明的君王死后,钟鼓管弦的声音依然存在,可是大道衰微,逐渐变坏到桀纣那样的所作所为,王道大大地败坏了。这五百年中闾,遵守旧制度的国君和当权的士人,想学习先王的法制来辅助当时*的很多,可是都没有扭转过来,而且王道还一天天走向灭亡,一直到后来的王兴起了,这种没落的趋势才得到制止。难道是他们所信奉的有错误,而失掉了道的传统吗?还是天命就是这样,不是人力所能扭转的,一定要衍变到国家危亡以后才停止呢?唉!所作的一切日夜勤劳,力求效法遥远的古代,难道都没有作用吗?那么,夏、商、周三代的君主承受天命,他们的依据在什么地方?灾异变故,又是因为什么而发生的呢?性命的实际,或者天亡,或者长寿,或者仁德,或者鄙陋,常常听到这些名称,可是没能透彻地明晓其中的道理。想用风俗教化的力量使命令推行;使刑罚减轻,奸邪改变;使百姓和睦安乐,*开明。应该怎样整顿*才能使甘露普降,百谷丰收,使四海之内的人民都受到德泽,连草木也得到滋润?怎样才能使曰、月、星三光完全不发生亏蚀,寒暑季节正常,能够得到天的福佑,为鬼神所歆享?使德泽洋溢,扩大到国外,普及到所有的生命呢?
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科别其条,勿猥勿并,取之于术,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极,枉于执事,书之不泄,兴于朕躬,毋悼后害。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朕将亲览焉。
大夫们通晓先代圣王的事业,熟悉风俗变化的道理,了解事物从发生、发展到结束的次序,而且你们研究高深道理的时间也很久了,希望把研究的成果明白地告诉我!要分清条理,不要笼统,不要混乱,提出的方案,也应慎密考虑。要是有不正直、不忠实、邪曲不守中道的官吏,你们大胆告诉我,决不会泄露出去,我亲自拆看,希望你们不要有后顾之忧。大夫们尽管说出所知道的一切,不要隐瞒,我要亲自看的啊!
仲舒对曰:
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习,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有效者也。《诗》曰“夙夜匪解”,《书》云“茂哉茂哉!”皆强勉之谓也。
董仲舒的对策说:
陛下发出有德的声音和英明的韶书,寻求天命和情性的解答,这两个问题都不是愚臣所能答覆的。我谨慎地按照《春秋》中的记载,考察前代已经做过的事情,来研究天和人相互作用的关系,情况是很可怕的呀!国家将要发生违背道德的败坏事情,那么天就降下灾害来谴责和提醒它;如果不知道醒悟,天又生出一些怪异的事来警告和恐吓它;还不知道悔改,那么伤害和败亡就会降临。由此可以看出,天对人君是仁爱的,希望帮助人君消弥祸乱。如果不是非常无道的世代,天总是都想扶持和保全他,事情在于君主发奋努力罢了。发奋努力钻研学问,就会见闻广博使才智更加聪明;奋发努力行道,德行就会曰见崇高,而且越发成功,这些都是可以很快得到,并且是可以很快就有成效的。《诗经》上说:“从早到晚,不敢懈怠。”《尚书》中说:“努力呀!努力呀!”都是奋勉努力的意思。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五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骨髓。故王道虽微缺,而管弦之声未衰也。夫虞氏之不为政久矣,然而乐颂遗风犹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齐而闻《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http://www.zhao-kao.com/1-youshengxiao.html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晁之,为生贤佐,后世称通,至今不绝。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操持誖谬失其统也。
“道”就是由此达到治理国家的道路,仁、义、礼、乐都是治理国家的工具。所以虽然圣明的君王死了,可是他的子孙还能长久统治,安宁数百年,这都是礼乐教化的功效啊。君王在自己没有制作乐章的时候,就选用先代君王乐章中能适合当时社会的,用它来深入教化人民。得不到教化的实效,典雅、歌颂的乐也就做不成,所以君王功成名就以后才作乐,用乐来歌颂他的功德。乐是用来改变民风,感化民俗的;乐改变民风容易,感化人民也有显著的功效。所以,乐的声音是从和谐的气氛中发出,依据于感情,接触到肌肤,深藏在骨髓。因此王道虽然衰微了,管弦之声却依然流传。虞舜的*已经很久都没有了,可是流传下来的乐颂还依旧存在,所以孔子在齐国能听到《韶》乐。人君没有不希望国家安宁而憎恶危亡的,然而*混乱、国家危亡的很多,这是由于任用的人不得当,言行举止不符合治理国家的“道”,所以政事一天天衰败下去。周代的“道”到了周厉王、周幽王时衰落了,不是“道”亡了,而是厉王和幽王不遵循这个“道”走。周宣王思念先代圣君的德行,复兴久已停滞的事业,补救时弊,发扬周文王、周武王开创的功业,周代的“道”又灿烂复兴起来。诗人赞美他,为他作诗,认为上天保佑他,为他出生贤良的辅佐,后世称颂周宣王,至今不绝。这是周宣王H夜不懈地做好事得来的。孔子说“人能光大‘道,,不是‘道,光大人”。所以治和乱、废和兴,都在于自己。世遭衰乱并不是天命不可挽回,而是由于人君的行为荒谬,失掉了先王优良的传统啊。
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复哉复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贱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娇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臣听说受到天的尊重,天使他得到天下而成为王的人,必定有人力做不到而自然达到的事情,这就是王者承受天命的凭证。天下的人都同心归顺他,就像归顺父母一样,所以天感应到诚意,祥瑞就出现了。《尚书》中说: “白鱼跳进王乘坐的船裹,有火覆盖着王屋,变成了乌鸦。”这就是承受天命的凭证啊。周公说:“应得善报呀!应得善报呀!”孔子说:“有德的人决不会孤立,一定会得到帮助。”这都是积善累德的效果啊。可是到了后世,君主淫逸奢侈,道德衰微,不能治理人民,诸侯背叛他,杀害良民,争夺土地,废弃道德教化,滥用刑罚。刑罚使用不适当,就产生了邪气;邪气聚积在下面,怨恶聚集在上面,上下不和,就会阴阳错乱,妖孽滋生。造就是灾害怪异发生的原因。
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在,故不齐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故尧、舜行德*仁寿,桀、纣行暴*鄙夭。未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熔,唯冶者之所铸。“绥之斯俫,动之斯和”,此之谓也。
臣听说,命就是天的命令,性就是生来的本质,情就是人的*。有的人夭折,有的人长寿,有的人仁慈,有的人卑鄙,好比造瓦铸金,不可能都是纯粹美好的,由于社会治、乱的影响,所以人的寿命、品行是不一致的。孔子说:“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风向哪边吹,草就向哪边倒。”所以尧、舜实行德政,人民就仁慈长寿;桀纣肆行暴虐,人民就贪鄙天亡。在上的人君教化在下的人民,下面的人民服从在上的人君,好像泥土放在模型裹,听凭陶匠的加工;也好像金属放在容器裹,听凭冶匠的铸造。《论语》中说:“使人民安定,人民就来归顺,使人民得到鼓舞,人民就会同心协力。”说的就是这样的意思。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
臣仔细考察《春秋》裹“春王正月”的意思,寻求王道的开端,得到了“正”。“正”次于“王”,“王”次于“春”。春是天的作为。正是王的作为。它的意思是说,君主上面奉承天的作为,下面用来端正自己的行为, “正”是王道的开端啊。可是,王者想有所作为,应该向天去求到这个开端。天道最大的就是阴阳,阳作为德,阴作为刑,刑主杀,德主生。所以阳常常处在盛夏,把生育养长作为自己的事;阴经常处在严冬,积聚在空虚不起作用的地方。由此可以看出,天是任用德教,不任用刑罚的。天使阳出现,在上面布施,主管一年的收成;使阴入内,在下面藏伏,时常出来帮助阳;阳没有阴的帮助,也不能使年岁独自完成。从始至终阳是以完成年岁为名的,这是天意啊。王者秉承天意来做事,所以任用德教而不任用刑罚。刑不能任用来治理社会,就像阴不能用来完成年岁一样。执政而任用刑罚,是不顺从天意,所以先王没有肯这样做的。现在废除了先王掌管德教的*,只任用执法官吏来治理人民,这难道是先王任用刑罚的本意吗?孔子说:“不进行教育就杀人,叫做暴虐。”暴虐的*施用到下面,却想使德教普及到四海,这是难以办到的啊。
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臣认真考察《春秋》讲的“一元”的意义,“一”就是万物的开始,“元”就是辞语中所说的“大”。说“一”是“元”,显示了大的开始并且想正其根本。《春秋》深深地探究它的本源,原来却要从尊贵的人开始。所以做君主的,先正心才能正朝廷,正朝廷才能正百官,正百官才能正万民,正万民才能正四方。四方正了,远近就没有敢不趋向于正的,而且没有邪气掺杂在裹面。所以阴阳调和而风雨及时,万物和谐而人民长育,五谷丰收而草木茂盛,天地间都受到恩泽,并呈现出非常丰富美好的景象,四海之内听到君主的盛德都来称臣,一切幸福的东西,可以得到的祥瑞,无不毕至,这就是王道完成了。
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孔子说:“凤鸟不来到,‘河图’不出现,我恐怕要完了吧!”这是他悲伤自己的德行可以招致这些祥瑞,却因为自己地位卑贱而不能招来。现在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处在可以招致祥瑞的地位,掌握了可以招致祥瑞的形势,又有能招致祥瑞的资质,行为高尚而恩德广厚,才智聪明而意向美好,爱护人民而喜欢文士,可以说是有道义的君主了。然而天地没有感应,美好的祥瑞没有到来,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教化没有建立,没有把人民纳入正道吧。万民追逐利益,就好像水向下流一样,不拿教化作他们的堤防,就不能制止。所以教化建立而奸邪停止,是因为它的堤防完好;教化废止而奸邪并出,用刑罚也不能制止,这是它的堤防坏了。古代的王者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坐朝治理天下,没有不把教化当作主要任务的。在国都设立太学进行教育,在县邑设立县学、乡学实施教化,用仁来教育人民,用义来感化人民,用礼来节制人民,所以,虽然刑罚很轻,却没人违犯禁令,这是教化施行,习俗美好的缘故啊。
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嚚顽,抵冒殊扞,孰烂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人。”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晁,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圣明的君王承继乱世,他把乱世所遗留的一切痕迹都扫除掉,恢复教化,并且给以特别推崇。到了教化已经明了,习俗已经养成,子孙遵循推行下去,遇五、六百年仍然不会衰败。到周朝末世,君主非常无道,以致失去了天下。秦朝承继周朝以后,不但没有更改,反而比周朝末年更加无道,严禁文学,不许私自藏书,摒弃礼义,甚至厌恶听到礼义的话,他想把先王的道义完全毁灭掉,专门用自己放肆、苟且、简陋的一套办法来治理国家,所以做天子才十四年,国家就灭亡了。自古以来,还没有像秦朝这样用乱救乱,严重危害天下人民的。秦朝遗留下来的毒素像残余的火焰,到现在还没有熄灭,它使习俗薄恶,人民欺诈顽劣,抵触抗拒,犯法乱德,*达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孔子说: “腐朽的木头,不能雕饰啊;泥糊的墙,不能粉饰啊。”现在汉朝继承秦朝之后,社会状况就像朽木和泥墙,虽然想很好地治理它,却没有好办法。法令一颁布,奸邪接着就发生,命令一下达,欺骗跟着就兴起,好像用热水去制止沸腾,抱着木柴去救火,只会越来越糟,没有任何益处。譬如琴瑟的音不协调,严重的必须把弦折下来重新安装,才能弹奏;处理政事不行,坏得厉害的,必须破旧立新,才能治理。应当重新张设琴弦而不改弦更张的,虽然有优秀技工也不能调理好;应当改革而不改革的,虽然有大贤人也不能整治好。所以汉朝得天下以来,常想好好治理,可是到现在还没治理好,问题就在于应当改革而没有改革。古人证过: “站在潭边羡慕别人捕到了鱼,不如自己回去编织鱼网。”汉朝临政并且想把政事治理好,到现在已经七十多年了,不如回头来进行改革,改革了就能好好治理,国家治理好了,灾害就会一天天消除,福禄也就会一天天到来。《诗经》上说:“适合于民,适合于人,接受天给予的福禄。”执政能适合人民,自然会得到天给予的福禄。仁、义、礼、智、信是五种恒久不变的道,这是王者应培养整饬的。这五种道能培养整饬好,就能得到天的保佑,鬼神也来赞助他接受祭祀,恩德就会普及到国外,扩大到一切生命。
天子览其对而异焉,乃复册之曰:
汉武帝看了董仲舒的对策认为很不寻常,于是又策问大夫们说:
制曰:盖闻虞舜之时,游于岩郎之上,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与?何逸劳之殊也?
策问说:听说虞舜的时候,虞舜常常在宫殿的走廊裹散步,没有什么作为,可是天下太平。周文王整天忙到日头偏西,连吃饭的空儿都没有,天下也很太平。帝王治理天下的道,难道没有共同的条理,一贯的主张吗?为什么安逸和劳苦有这样大的差别呢?
盖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及至周室,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陈于庭,而颂声兴。夫帝王之道岂异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曰非文亡以辅德,二端异焉。
那些勤俭的帝王连黑色、*的旌旗也不制作。可是到了周朝,在宫门外筑了两座观望的台,乘坐用玉装饰的车,制造红色的盾和玉石做的斧柄,朝廷裹排列着六十四人的舞蹈,到处响起歌颂的声音。帝王的道,难道意旨不一样吗?有入说:“良玉不需要雕琢,”有人说“没有文采就不能辅助德行,”两种说法是不同的。
殷人执五刑以督奸,伤肌肤以惩恶。成、康不式,四十余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虚。秦国用之,死者甚众,刑者相望,秏矣哀哉!
殷朝人制定五种刑法来防止奸诈,用毁伤身体的办法来惩戒*。可是周成王和周康王放弃这些刑法四十多年,天下也没有犯法的。监狱空荡无人。秦国使用这些刑法,杀死的人很多,受刑的人接连不断,天下空虚,人口减少,真可哀呀!
乌乎!朕夙寤晨兴,惟前帝王之宪,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业,皆在力本任贤。今朕亲耕籍田以为农先,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功烈休德未始云获也。今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故详延特起之士,庶几乎!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毋乃牵于文系而不得骋与?将所繇异术,所闻殊方与?各悉对,著于篇,毋讳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称朕意。
唉!我晚睡早起,考虑先代帝王的法典,久久地思虑用什么来适合至尊的地位,光大祖宗的事业,我认为关键在于努力搞好农业,任用贤人。现在我亲自耕种籍田为农民做榜样,鼓励百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尊敬有德行的人,并且派出很多使者,络绎不绝地去慰问劳苦人家,救济没有父母、没有子女的孤独的人,一切办法都想到了,但并没有收到大的成效和美好的德行。现在阴阳错乱,天地间充满了恶劣的气氛,许多生物得不到生长,人民陷在贫困的境地,廉洁的人和无耻的人混淆在一起,好人和坏人也分不清楚,得不到真实的情况,所以我广泛地邀请了特别杰出的士人来请教,目的也许可以达到吧!现在大夫们等待诏命的有一百多人,有的谈论当今的事情却不切实际,用古代历史来印证不相符合,用现在的情况来考察又难于实行,难道是因为受到文吏法令的牵累而不能任意发挥吗?还是因为学术的来源不同,所得的见解各异呢?每个人都可以尽意对答,写在篇上,不要害怕主管官吏,阐明你们的意旨和方略,进行切磋研究,以符合我的心意。
热心网友
时间:2022-06-28 05:17
正据《汉书·武帝纪》载建元元年冬十月举贤良对策时,武帝批准了丞相卫绾的奏折,奏折中指出:只罢黜法家、纵横家两家,也不提独尊儒术的问题。建元六年五月窦太后去世,同年六月田蚡为丞相。《史记·儒林列传》载,在举贤良对策时,田蚡"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这是被后世称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最早记载。据《汉书·董仲舒传》载,董仲舒在元光元年五月的举贤良对策中说:"臣愈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这句话可视为是董仲舒对田蚡提出的"罢黜百家"的响应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