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端棻的重要事件

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2-05-05 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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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 时间：2022-06-28 04:22

光绪十五年(1889)秋，衡阳籍内阁大学士李端棻为主考官典试广东乡试，福建王仁堪为同考官。此年为巳丑恩科，考生云集。作为主考官的李端棻见梁启超少年倜傥，俊秀儒雅，便格外留心。及至阅其文章，见其文熔经铸史，言辞犀利，气势沛然，与自己的心思颇有默契，便点为第八名，并亲率梁启超入京会考，考后多次约见。几经会晤，言谈中，李端棻见他温文尔雅，谦恭有礼，知其有忧国忧民、胸怀四方之志，久后必成大器，遂萌生联姻之意，慨而作媒，将自己堂妹——京兆尹李朝仪的千金李蕙仙相许配，成就了一桩好姻缘，李梁联姻一时传为佳话。
光绪十七年(1891)，梁启超前往北京与李蕙仙完婚。梁启超初至北京，语言不通，贤妻教之以京腔，帮助消除语言上的障碍。在京期间，梁启超与李端棻朝夕相处，每相聚之时，娓娓而谈“西学”，侃侃而论“维新”，师友相待，无话不谈。李端棻与梁启超的关系可谓情同父子。梁启超曾说：“启超以光绪己丑受学贵筑李公，旋婿公妹，饮食教诲于公者数十年。”字里行间表达了对李端棻的敬爱之情。1889年至1898年十年间，梁启超到京师多寓住在李端棻府第，李端棻利用自己的*关系为梁启超援引，使梁得以结交各界名流。梁启超由一个未经世事的年少书生成长为倡导变法维新的领军人物，与李端棻的一手栽培提拔息息相关。李端棻与梁启超建立密切的关系，为策划维新变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败签订《马关条约》后，光绪帝“欲兴庶政而图自强”，降诏征求“通达中外能周济时用之才”。不料时过数月，应者寥寥。光绪帝多次降旨求贤，但朝中大臣慑于慈禧太后的淫威，为保全自身的福禄富贵，极力阻挠革新。唯李端棻竭力保荐了16位俊彦维新之士，其中包括创建自立军、从容就义的唐才常，*第一任内阁总理熊希龄，贵州提督学政严修，用进化论研究中国历史的夏曾佑等。仅此，李端棻的功绩可光耀千古。甲午战败反映出中华民族深刻的社会矛盾和民族危机，更加暴露了清***的本质，先知先觉的李端棻与康有为、梁启超力求国家振兴、民族富强，共同谋划上书光绪皇帝。他们联络了十八省的举人，在北京松筠庵集会，号召了一千三百余人联名上书，请求“下诏鼓天下之气”、“变法成天下之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现存上书的题名录共计603人。作为朝廷大臣的李端棻不便公开支持，但其中李氏一门参加上书的就有李端棻的堂兄弟李端启、李端荣、李端慨、李端检，另其亲戚故旧若干人参与上书。
康有为是众所周知的维新变法的风云人物，但是如果没有李端棻竭力保荐，使其与光绪帝相见，恐怕百日维新的昙花一现也只能是一厢情愿。李端棻与康有为结缘，自然始于梁启超。李端棻、康有为皆为梁启超的老师。李端棻为朝廷重臣，又长康有为25岁，故康有为对之一直是尊敬有加，以苾园老称之。光绪十四年(1888)，康有为蘸起热血，慨然写成《上清帝第一书》，本答应荐举转呈的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在看了上书之后，恐获罪最终未上达皇帝。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虽多次上书，极言变法维新，由于位卑言轻，丝毫不起作用。光绪二十四年(1898)7月24日，李端棻向光绪帝上奏，密保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光绪阅后，认为李端棻所言属实，但因公车上书的事，慈禧恨透了康有为、梁启超，光绪不敢公开授官职，只任命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四人充当军机处章京，由他们与康有为、梁启超联系变法事宜。因为引荐是秘密进行的，所以李端棻在戊戌变法中的保举之功鲜有人知。
变法需要人才，荐举维新人士是李端棻施行变法思想的第一步，此举为变法争取了必要的人才条件。 光绪二十二年(1896)6月12日李端棻上奏《请推广学校折》。这一奏折是戊戌变法的教育改革指针，后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名的纲领性文件。它表面是讲教育制度，但实际上已触及到封建用人制度和*制度的改革。学校普及之时，也就是科举废弃之日。许多靠科举晋升为官的朝臣，担心一旦废了科举，自身的官职难保，深感恐惧不安，乃多方阻挠办学工作的进行。自1896年6月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至1898年6月，前后两年之久，拟办的京师大学堂仍在“议行”过程中。对此，光绪帝很不满意，遂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6月11日下《定国是诏》重申：“京师大学堂乃各省之倡，应首先普及……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接着，又于1898年7月2日下诏宣布废除八股。7月5日再次诏谕，敦促加紧开办京师大学堂。李端棻以《请推广学校折》投身于变法，从而促成了康有为、梁启超变法之根本在兴学育才上的实现，提出维新教育的变法纲领，为维新教育指明了方向，并贯穿近代中国教育制度的改革。其倡导的京师大学堂创办于1898年5月，为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大学，是戊戌维新留下的最重要的改革成果。因此，李端棻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近代教育之父。
1897年11月，胶州湾事件发生，康有为上《上清帝第五书》，指出光绪皇帝再不变法，国家将面临亡国之祸：“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对于冒犯刑诛的《上清帝第五书》，无人敢为代递。这时李端棻挺身而出，欲联络九卿上折支持康有为上书，但九卿中无一人敢联名，李端棻最后决然一人上折，大言维新变法。
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向光绪皇帝上《应诏统筹全局折》，请求大誓臣工、开制度局，递交总理衙门后，立即引起了“京朝震动”。而此时原本策划荐举康有为的帝师翁同龢发生了动摇，对于康有为提出开制度局的变法主张，翁同龢表示极其反感，并最终放弃了保举。直到3月11日，此折才呈到光绪皇帝手中，谕令议决，但最终被奕劻等守旧大臣否决。不开制度局，维新派就不能掌握变法的领导权，新政则难以推行，变法将会层层受阻，处于严重的危机中。在此千钧一发的时刻，作为支持维新变法的唯一*大员，李端棻毅然坚持对康有为的荐举，条陈具体变法事宜，这对于平衡当时变法的形势，改善康有为等人所处的不利地位，无疑起了关键的作用，同时，李端棻的此举增强了光绪帝重用维新派将变法进行到底的决心。李端棻始终如一地荐举康有为，其原因在于他全心全意地致力于维新变法事业，时刻关心变法的荣辱成败。 尽管李端棻知道变法的道路艰难，前途难料，但他仍不畏惧、灰心，仍然抓住时机，凭借自己所处的官职和地位，向光绪屡屡上书谏言。光绪二十四年(1898)7月24日，李端棻上《变法维新条陈当务之急折》，该折内容有：一请御门誓群臣、以定国是；二曰开懋勤殿，选通人入值，议定新法；三请改定六部之则例；四曰派朝士归办学校，请派各省通才办学堂。此折其实是一份*改革的纲领。而这时正是维新派开制度局受阻，康有为被守旧派围攻驱逐之时。李端棻依据其“君民共主”的思想，提出“开懋勤殿”、“改定六部之则例”变法策略，实质比康有为所提出的“制度局”更胜一筹。其所言的“懋勤殿”相当于西方的议院，所言的“通才”不是由朝廷委派的*，而是由臣民推选的维新人士，既有权制定法律，又能监督朝廷施行。选通人入懋勤殿即已涵盖了对康有为等人的荐举，可谓是“密荐康有为及谭嗣同堪大用”。
李端棻曾任刑部侍郎，深知几千年来礼仪之邦的中国所流传下来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一规矩的不合理性，且对于清代法律的弊端感同身受，因此要求议定新的法律。但如果一旦修改了旧法，必将动摇清廷枢臣后党的现实地位和既得利益，因此遭到抵制。康有为曾在被光绪召见时请删裁则例，因李鸿章、荣禄的反对未能付诸实现。而今李端棻具折极言旧则例的积弊，请求删定，受到光绪帝的重视。对于康有为开制度局的陈请，光绪皇帝的处理方法是按例交由部议；对于李端棻开懋勤殿的陈请，光绪皇帝最后“决意欲开懋勤殿”，打破交由部议的定例，直接向慈禧摊牌。光绪皇帝还亲自拟定入值懋勤殿顾问官名单，由李端棻担任首席顾问官，领导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顾问官以议制度。由此，李端棻在维新变法中的作用自然无庸置疑了。
1898年8月27日，光绪帝下诏令各部院堂官，督饬司员各将该衙门旧例细心修改，并于9月1、2日两次诏谕吏部、户部迅速删定各衙门例案，令将例章仿照史表，分门别类列为一表。伴随修改则例之举的是裁减冗员。清廷机构庞杂、*繁多是*的温床。李端棻曾任仓场总督，对漕员的闲置深知弊害，曾奏请裁撤，并自行辞职以示决心救治*。光绪深受感动，不顾旧官僚的阻遏，毅然接受裁撤之谏，将鸿胪寺、太常寺、大理寺等闲置衙门裁汰，遂将变法维新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鉴于李端棻在维新变法中的卓越表现，光绪对其特别器重，1898年9月3日，光绪擢升李端棻为礼部尚书(相当于主管宣传教育科研文化的副总理)，负责掌管全国的教育行政，同时提拔支持变法的翰林侍读学士徐致靖、少詹事王锡蕃为左右侍郎。自此礼部皆有喜言新政的*主持，从而言路大开，变法得以畅行。1898年9月5日，在李端棻的力荐下光绪又任命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议新政事宜。李端棻到职尚书视事之后，就立即大刀阔斧地进行教育改革，将其兴学育才的思想从上而下地开展起来，由京师遍及各省州府县，立学堂取代科举，以普及教育，将全国的教育变革事业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从李端棻荐举康有为，到光绪皇帝任命礼部新堂官、军机四卿;从李端棻提出开懋勤殿，到光绪皇帝决意开懋勤殿并亲自拟定入值顾问官名单，作为济难瑰伟之才的李端棻，受命于危难之中，“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的唯一人，在维新变法的过程中起到了核心的作用。
1898年9月21日，变法渐入*之时，慈禧太后公开出面训政，废除新政，发动政变，百日维新夭折。李端棻因密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首当其冲，被处以仅次于死刑的流刑。十月四日，慈禧向内阁下达懿旨：“李端棻滥保匪人，自请惩治一折，该尚书受恩深重，竟将大逆不道之康有为滥行保荐，并于召对时一再面陈，今据后检举，实属有意取巧，未便以寻常滥保之例稍从未减，礼部尚书李端棻着即革职，发往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以示儆惩。”但今天人们在大赞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功绩，歌颂戊戌六君子为*献身的高尚气节之时，却少有人提到起到核心作用的功臣李端棻。
戊戌变法虽然以血染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光绪帝被幽禁，李端棻被流放而告终，但是在历史车轮滚滚前进的道路上，慈禧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却不得不接过李端棻所提出的教育、*改革，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宣布实行“新政”；1905年宣布停止科举制度；1906年，*进行宪政。戊戌维新的罪臣终成历史的功臣。《清史稿》中有明证：“戊戌变法，德宗发愤图强，用端棻等言，召用新进。百日维新，中外震仰，党争剧起，激成政变。”
整个戊戌变法中，光绪皇帝是推行者，康有为是倡导者，真正谋划策略的则是李端棻，其是两者联系的桥梁，对变法起着关键枢纽的作用，是领袖层的核心。李端棻自1892年始，以刑部右侍郎进入清廷*权力层，以后又转任工部侍郎、仓场总督直至百日维新中的礼部尚书。作为光绪皇帝的股肱之臣，李端棻能够直接就国家大事与光绪皇帝对话，对于清廷的重要决策起了重要作用。倘若没有李端棻的牵线搭桥，呕心沥血地努力争取，变法无疑是镜中花水中月，李端棻在戊戌变法中的贡献，相对于康梁有过之而无不及，乃戊戌变法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 1896年时为刑部左侍郎时，李端棻向光绪皇帝上了一道《请推广学校折》，首次提出设置“京师大学”的建议。
李端棻，字绊园，祖籍衡州府清泉县（今衡阳市衡南县），清道光十三年（1833）九月初十生于贵州贵阳，大半生住在北京，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月十二日在贵阳逝世，享年七十五岁。
李端棻于同治元年（1862）应顺天乡试中举，次年会试中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在朝廷中他以直言不讳著称。同治十一年（1872）出任云南学政时，正当云南政局混乱，文教事业每况愈下，他跋山涉水，足迹遍全省，认真考核各地生员，多方促进。不数年，云南的文教大有振兴 。
光绪十五年（1889）至光绪二十年（1894），李端棻先后出任山西、广东、云南、四川及山东等省乡试主考官及顺天乡试、会试总裁，对士子们的学业成绩极为关注，并善于选拔人才。此外，他还历任刑部侍郎、仓场总督及礼部尚书等职。
中国封建帝王时代的人事制度，千余年来都是以科举取士，清朝更规定科举文章专用八股文，这严重束缚了人的思想，人们的聪明才智难以发挥。李端棻自1863年入翰林院至1896年从事学政三十三年，深知科举制度专重考试、忽视教育的弊害，致使大量少年子弟因得不到就学机会，无由成才，难被任用——他的著作中曾有“帖括词章误此生”的诗句——遂萌生变革之意，而有举办学校之请，这与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所说“变法之本在育才，人才之兴在办学”的观点和主张相一致。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不断侵略中国，而清*软弱*，一味屈膝投降，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也一订再订。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为所欲为。究其原因，李端棻认为“非天之不生才也，教之之道未善也”，遂于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二（1896年6月12日）上奏《请推广学校折》。这一奏折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名的纲领性的文件。它表面是讲教育制度，但实际上已触及到封建用人制度和*制度的改革在这方面梁启超也曾提出：“以科举取士，必然触及人才。故不惟八股当废，即科举亦当全废。”人们知道，学校普及之时，也就是科举废弃之日。许多靠以科举晋升为官的朝臣，担心一旦废了科举，则自身的官职难保，深感恐惧不安，乃多方阻挠办学工作的进行。
对此情况，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也早有评述。先是康有为自己捐资创办《万国公报》，后改名《强学报》，由梁启超、李梦华为编撰。同时还在北京开设强学会，以陈炽为会长，梁启超为*员。该学会所办的事主要有五：一是编辑东西文书籍，二是创刊新报，三是开图书馆，四是设博物仪器院，五是建立*学校。其开创中国组织协会学会之先河，康有为撰写的《强学会》序曰：“痛述亡国后悲惨之状，以激励人心。”读之者多为之泪下，故热血沸荡，民气赖伸，而守旧之徒恶之。御史杨崇伊上奏劾其私立会党，显干禁例请旨查封。强学会虽被封禁，但自此以后风气渐开。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御史胡孚实奏请解禁，于是将北京强学会改为官书局。
1896年五月十四日下诏宣布废除八股。五月十七日再次诏谕，敦促加紧开办京师大学堂。梁启超对李端棻的《请推广学校折》评价很高，拟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时，就是本着李氏奏折的本意制订了章程八章四十九节八十余条。
李端棻在奏折中除请办学堂之外，还建议各省设藏书楼，在所建学堂中设仪器室，在京师设译书馆，并在京师与各省及繁华商埠设大报馆，又建议选派优秀学生出国留学。这可称为“一经五纬”，即以办学堂为经，以其他五项为纬，他认为：“若此则中人之士皆可自励于学，而奇才异能之士，其所成就，益远且大。自十年之后，贤俊盈庭，不可胜用矣。以修内政，何政不举，以雪国耻，何耻不除，上以恢列圣之远忧，下以慑列强之狡诈，道未有急于此者。”此奏折得到光绪帝的采纳，这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不仅于1898年建立了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前身），接着各省的大学堂、中学堂也纷纷建起来了。 自光绪帝下《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百日维新”开始，由于李端棻积极参与变法，屡上奏折，请开学堂，定律例，开懋勤殿议制度，这在当时极端守旧的*大臣中极为少见。所以梁启超说：“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一人而已。”这一人，指的就是李端棻。
1898年7月22日李端棻被授职礼部尚书，负责掌管全国教育行政。依清朝官制惯例，必须满汉兼顾。李氏乃汉族，因而又以满族裕禄并任尚书。李端棻成为济世瑰伟之才，在新进*中，他的官职最高。
变法失败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将光绪帝囚禁在南海NFDCB?台，并于同年八月十三日（1898年9月28日）将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杀害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李端棻以“保荐匪人”的罪名被革职，流放新疆。他在那年中秋节离开北京时曾有诗云：“怕听中秋月有声，要从菜市哭忠贞，幸予被遣为迁客，匹马秋风出帝城。”由兵丁押解离京，踏上远戍西域的旅途。一路艰辛，来到甘州（即今之张掖）。因病留甘州治疗，后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以年老多病，被赦回黔，已六十九岁。1902年贵州巡抚聘他主持贵州通世学堂讲席。那时学堂在贵州才是初办，仍保持着过去书馆的月课制度。李公觉得变法虽失败了，但萌芽新政必须推行，自己有责任充当西方新学的传播者，遂决定以奖掖后进、开通贵州风气为己任。他在主持月课时，以《卢梭论》、《培根论》命题，阐发西方的民权、自由思想。他将卢梭与中国的孔子、孟子相提并论。学生们对此闻所未闻，哗以为怪，并作竹枝词说：“康梁余党至今多，请尔常将颈子摸，死到临头终不悔，敢将孔孟比卢梭。”有的还指责他：“居心只想做奸臣，故把康梁分外亲，此君曾被康梁误，复把康梁再误人。”
李公不因受人诽谤而悔恨，只是为自己所讲的内容不能被人们理解而感遗憾，乃作联语一则，挂在学堂的墙上，以表心迹。联语云：“我犹未免为乡人，甫邀恩命释回，莫补前愆，敢冒藐躬堪表率。师不必贤于弟子，所愿英才崛起，突超先辈，庶几垂老睹文明。”师生们读后很感动，认为先生从远处着笔，对地方人才流露出一片真情的期望。李端棻在去世前不久还给*日本的梁启超去信说：“我虽年逾七十，志气尚如少年，天不死我，犹将从诸君子之后，有所尽于国家矣。”其中拳拳爱国之心，至今读来仍十分感人。 李端棻晚年在贵阳家中，于忧国忧民、执教讲学之余就是栽花种竹、饮酒赋诗。他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联合贵阳士绅于德楷、任可澄、唐文镛、华之鸿等将原设北书院的贵阳府中学堂移到南城的雪涯洞，改为贵阳中学堂，次年这个学堂改为通省公立中学堂。1908年该校又迁入河神庙新址，这就是现在贵阳一中的前身。临终前数月，他虽是年逾古稀，步履维艰，但仍由人搀扶巡视贵阳各学堂，并竭力捐资助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