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晚清到五四时期中国文学转型成功得是散文而不是诗歌?
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4-03-20 00:18
我来回答
共1个回答
热心网友
时间:2024-03-22 03:23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结束了闭关锁国的状态,被迫向西方开放。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平息了太平天国等一系列大规模的民间起义之后,清朝政府在一批改革派官僚知识分子的积极推动下,继续推行洋务运动,并加大力度引进西方物质生产技术,实现军事现代化。洋务运动是中国的第一次“改革开放”,是清政府在军事、外交和内政危机重重的情况下被迫实行的自强运动。但洋务运动的目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排斥西方的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的仅限于“器物”层面的改革,因此注定不能成功。1894年至1895年甲午战争的惨败,成为晚清洋务运动失败的象征。
甲午战争的失败,一方面使洋务运动遭到致命打击,清廷保守势力一时甚嚣尘上;另一方面,则促使现代化的新思维——制度改革——得以产生。以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力主实行君主立宪。他们在向光绪皇帝直接进言的同时,向全社会广泛宣扬宪政,呼吁改革。中国思想史因此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启蒙的时代。
维新派知识分子认识到,西方文明作为一个由器物到精神的统一形态,实在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从物质文化到精神文化向西方看齐,是中国谋求独立富强所不可摆脱的命运。西方的政治、法律、思想学说被视为拯救国家的良药。在康有为等向朝廷激烈上书、鼓吹政治改革的同时,严复、梁启超等则意识到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本”,改造国民精神的“新民”运动,遂成为思想启蒙的重心。 (1) 自此,一系列以传播西学、讨论变革、倡导启蒙为宗旨的思想文化阵地纷纷涌现:1895年,北京和上海强学会先后成立;1896年,梁启超、黄遵宪、汪康年在上海创办《时务报》;1897年,梁启超在上海创办大同书局,严复等在天津出版《国闻报》及《国闻汇编》;1898年至1899年,严复对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两部译著《天演论》和《群己权界论》出版;同时,林纾翻译的首部西方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问世。西方现代文化、思想及其价值观,作为“文明”即现代性的范本,被介绍到中国;输入新学、开启民智,成为维新思想界寻求的中国社会救亡图存的前提。
就是在这样一种充满深重忧患而又热烈期待的思想启蒙运动中,中国文学开始了它的现代转型。
晚清的文学革新运动,基本都是维新派所为。他们倡导文学革新,是力图让文学成为承载政治革新理念、促进思想启蒙的利器。维新派的文学革新,从“诗界革命”“新文体”到“小说界革命”,形成一种直面危机、抒写真情、表现现实、促进改革的风尚。
“诗界革命”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黄遵宪、谭嗣同、夏曾佑。他们一方面呼吁打破传统诗歌规范;另一方面尝试以全新的思想,表现对政治革新、国家现代化的追求。维新派实验的新诗,又叫“新学诗”,将“新学”(西学)作为诗歌阐发的内容,有时难免有些流于新名词的堆砌。谭嗣同《听金陵说法》中有这样的诗句:“纲伦惨以喀私德(Caset),法会盛于巴力门(Parliament)”;夏穗卿的绝句:“冰期世界太清凉,洪水茫茫下土方。巴别塔前分教种,人天从此感参商。”这些新概念所蕴涵的域外知识,对国人来说未免陌生,而且新名词的堆砌,亦非诗的正道。诗界革命中诗歌艺术性最强、成果最大的,当数黄遵宪。黄遵宪的诗一般采用五言古诗体,语言通俗、流畅,情感自然,故而流传颇广。
黄遵宪曾经做过中国驻日本、美国、英国等地外交官,广泛游历世界,其诗具有宏阔的境界。他的新诗结集为《人境庐诗草》。他在《杂感》一诗中写道:“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人境庐诗草》中的很多诗,都有黄遵宪宦游海外的经历与体验,充满对民族文化的反思和对民族命运的忧虑,如“道咸通商来,虽有分明约,流转四方人,何曾一字着?堂堂天朝语,只以供戏谑。譬彼犹太人,无国足安托?”“华民三百万,反为丛驱雀”“比闻欧澳美,日将黄种虐,向来寄生民,注籍今各各……”(黄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