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小事》给作者,作者是-鲁迅有什麼启发!拜托,快,快
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2-05-06 00:06
我来回答
共2个回答
热心网友
时间:2022-06-28 08:56
20世纪上叶的旧中国,人力车夫作为下层社会的一部分饱受歧视和压迫,他们既无银子更无“面子”,只能“坐在路边赤膊捉虱子”“退到马路边沿饿肚子,或者幸而还能够咬侉饼”。鲁迅曾经指出:“北京有一班文人,顶看不起描写社会的文学家,他们想,小说里面连车夫的生活都可以写进去,岂不把小说应该写才子佳人一首诗生爱情的定律都打破了吗?”还有些大学教授认为,“如果诗歌描写车夫,就是下流诗歌。”但鲁迅却以人力车夫为主人公,写下了震撼人们心灵的《一件小事》。
发表于1919年底的这篇小说,让人们充分感受到一个“下等人”的高尚人格的力量。寒风中,车夫搀扶着老女人向巡警分驻所走去,“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这篇小说或许有虚构的成分,但它所揭示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如此真实且具有代表性,显示了鲁迅作品对当时社会的切入之深。而实际上,鲁迅和车夫之间,曾发生过不少寻常而感人的故事。
据鲁迅日记记载:1913年2月8日,“上午赴部,车夫误蹍地上所置橡皮水管,有似巡警者及常服者三数人突来乱击之,季世人性都如野狗,可叹!”鲁迅痛感世道不公,人性扭曲,弱肉强食,无理可讲,其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1915年5月2日,“车夫衣敝,与一元。”
1916年5月17日,“下午自部归,券夹落车中,车夫以还,与之一元。”
1923年3月25日,“黎明往孔庙执事。归途坠车,落二齿。”此事在日记里述焉不详,但在《从胡须说到牙齿》一文中却有补忆:“天气很冷,所以我穿着厚外套,带了手套的手是插在衣袋里的。那车夫,我相信他是因为瞌睡,胡涂……自己跌倒了,并将我从车上摔出。我手在袋里,来不及抵按,结果便自然只好和地母接吻,以门牙为牺牲了。”鲁迅言语间幽而默之,并无任何责怪之意。而且这种事情无独有偶,1912年8月7日,“午归寓途中车仆堕地,左手右膝微伤。”鲁迅对此也仅是轻描淡写而已。后来鲁迅之所以对“坠车落齿”旧事重提,其实是为有关他缺齿的传闻澄清事实,以回击谣言和中伤。
上世纪20年代末,新兴的交通工具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开始在国内发展,很多人力车夫陷于无以谋生的困境。于是北京数千车夫组织*,上街捣毁电车,遭到当局的残酷*,许多车夫惨遭杀戮。鲁迅在1929年11月8日给章廷谦的信中愤慨地说:“近日之车夫大闹,其实便是失业者大闹,其流为土匪,只差时日矣。”
夏日的上海天气炎热,柏油马路上如火烤一般,人力车夫们嗓子焦渴,有时连话都说不出来。鲁迅和内山完造商定,在内山书店的门前设一茶桶,免费供给人力车夫等随时饮用。此事在鲁迅日记中亦有记载:1935年5月9日,“以茶叶一囊交内山君,为施茶之用。”
周晔(鲁迅的侄女)在《我的伯父鲁迅先生》中写了鲁迅晚年的另一件事:一个寒冷的黄昏,北风呼啸,周建人(周晔的父亲、鲁迅的兄弟)一家三口去鲁迅家串门。在离鲁迅家不远处,他们看到一个黄包车夫坐在地上*。原来他光着脚拉车,不小心踩在了玻璃上,玻璃片插进了脚底,鲜血淋漓,伤痛难忍,无法回家。周建人问明情况,赶快跑到鲁迅家里,不一会儿,就同鲁迅一起拿了药和纱布出来。“他们把那个拉车的扶上车子,一个蹲着,一个半跪着,爸爸拿镊子给那个拉车的夹出碎玻璃片,伯父拿来硼酸水给他洗干净。他们又给他敷上药,扎好绷带。”鲁迅还送给那个素不相识的车夫一些钱,嘱咐他在家多休养几天,并且把余下的药和绷带给了他。
鲁迅与车夫的这些事,对鲁迅伟大的一生来说,只是平凡小事,但也足以反映出鲁迅对下层民众朴素而深沉的爱。
《一件小事》的特点是短小精悍,内容警策深邃。全文仅一千字左右,作品描写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在五四运动时期能有如此认识是很不寻常的,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车夫的负责任和我的自私产生了强烈的对比,增加了我的渺小感,凸显出车夫的伟大。这种对比的妙处在于以间接而含蓄的笔墨突出劳动者的朴实无私。在表现形式上,本篇好似一篇速写画,又近于当代的“小小说”,短小精悍,清新可人而意味深长;情节真实可信,成为现代小说中传颂最广的名篇之一。追问可唔可以简短D啊?
热心网友
时间:2022-06-28 08:56
《一件小事》虽然不是鲁迅小说中最好的作品——仅从艺术形式上看,也许还是不成熟的作品之— ——
却是非常重要的作品,无论从现代小说史还是从鲁迅小说创作的道路看,都是如此。但是,由于传统的研究方法的局限,长期以来,这篇近乎随笔的小说,不是被从*、伦理学的角度过分地拔高,就是被粗心地加以否定,以至其独特的内涵未能得到恰当的揭示。
小说最早的推崇者当推茅盾,在《鲁迅论》中,茅盾指出,鲁迅既老实不客气地解剖别人,也老实不客气地解剖自己,并且说《一件小事》和《端午节》,“便是自己分析和自己批评”:
《一件小事》里的意义是极明显的,这里,没有颂扬劳工神圣的老调子,也没有呼喊无产阶级最*的口号,但是我们却看见鸠首因形的愚笨卑劣的代表的人形下面,却有一颗质朴的。热而且跳的。在这面前,鲁迅感觉得自己的“小”来。
在这段分析之后,茅盾引证了小说最后一节文字。此后的肯定此小说的批评家,基本上就着茅盾这一评论中的两点发挥:一是反映了劳动人民的优良品质(后来逐渐引申出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的优良品质的描写的宏论),一是表现了鲁迅自我解剖的精神(后来引申出提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我改造,向工人阶级学习的宏论)。
根据我们在第一部分的梳理,毫无疑问,茅盾的评论中混淆了作者(鲁迅)、叙述者我、故事中的人物我之间的区别,将三者视为同一的。在茅盾之前,成仿吾在《(呐喊)的评论》中,则毫不客气地指《一件小事》为“即称为随笔也很拙劣”,可以说是一笔抹杀。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应如何看待?我们不妨先将这些问题悬置,对小说作一番考察。
按照叙述学的基本假定,叙述文本是叙述者对叙述底本进行叙述加工的结果。以《一件小事》中的叙述而言,稍加分析便可以看出底本与述本的关系。小说开头这样写道:
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一转眼已经六年了。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
这里的故事讲述者是人物“我”。从时间上看,在底本中的“六年”在叙述时被变形了:底本的时间长度在叙述时被一句话的篇幅所代替;从人物“我”的经历的事件看,“六年”中的细节是无限的,在人物“我”的叙述中同样给变形了,这里的人物的回忆性述本与底本中的差异应该是很清楚的,而如果与第二部分所叙述的“一件小事”相比,在时间与细节量的处理上,叙述加工的程度就更鲜明,与对“六年”的叙述加工不同,“一件小事”的时间与细节量是通过选择而加以强化了的。
“一件小事”的叙述加工。最重要的是关于老女人跌倒的叙述。“刚近S门,忽而车把上带着一个人,慢慢地倒了。”接着一段有两种成分,一是对跌倒前的情况的叙述,这包括两个因素,车夫让开道、有点停步和老女人过马路、破棉背心已被风吹得外展,这些叙述的内容在底本中本来是跌倒前的情况,现在被放在跌倒后叙述,这是第一个层次的叙述加工——改变时序,这种改变时序的叙述加工,除了技术上的原因(若不改变时序,叙述起来就很平直,文章没有起伏了,改变时序后,形成了节奏。),还有情节构成上的原因:先述事故,事故发生前的情况被作为原因(确定责任的依据)而叙述,从而形成因果链。这可以视为第二个层次上的叙述加工,这个层次的叙述加工比较隐蔽,但仔细分析仍然可以发现,事故发生前的情况在被叙述时,已经被“我”加工了。老女人过马路速度应该不是很快,快的是车夫(“车夫也跑得更快”),但在“我”的叙述中是“伊从马路边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向车前”这个介词和方位词构成的短语,具有方向目的意味,而“突然”、“横截”都包括了叙述者的评论,强调了老女人出现的突发性与无道理,突发、无道理而又似乎专找车前走,这里叙述者对于底本的加工是渗透了老女人不该如此的意向和对老女人厌恶的情感,在这种情感意向下歪曲了底本。这种叙述的目的,是将事故的责任指向老女人自己。“车夫已经让开道”则进一步开脱了车夫的责任。但另一个叙述者也许可以强调车夫因为拉得快,对路况注意不够,等到发现有人,慌忙让道停步,但还是挂着了老女人的衣服,将她拉倒在地。在“我”叙述时,却是因为棉背心向外展开“所以终于兜着车把”,主动者是棉背心,而不是车把。试比较:棉背心兜着车把
/ 车把挂住棉背心
“车把”在叙述中被处理为被动者,责任推向老女人。接下来的一句评论性更强:“幸而……否则伊定要栽一个大斤斗,跌到头破血出了。”似乎老女人应该庆幸、感激。到底是棉背心兜住车把还是车把挂住了棉背心,这个句式中主语位置的分配,正是事故中肇事者位置的隐喻,也是这一段叙述结构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