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歆的主要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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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4 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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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二三四
时间：2022-06-19 06:37
刘歆在对今文经学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又竭力提倡古文经学。刘歆认为，当时太学中的博士们所传习的经典是在秦焚书之后、由汉初经师凭记忆口耳相传下来的，因此难免会有差错。所以这些用汉初文字记载下来的“今文经”是不完全的，不是全经，也不是真经。
“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所 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藏，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 编。传向民间，则有鲁国柏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识者之所惜闵，士君子之所嗟痛也。”
这就是说，在刘歆看来，只有“古文经”才是真经、全经；而“古文经”又有三个来源：一是鲁恭王在孔宅坏壁中的发现；二是宫庭秘府藏书的公开；三是民间经 师的传习。这三者比较起来，当然是从坏壁中和秘府中得到的经典更加可靠。因此刘歆竭力主张将“古文经”《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及《古文尚书》立 为博士，其重点又在《左氏春秋》。
因为刘歆认为，与通过“口说”流传下来而倍受尊崇的“公羊春秋”相比，《左氏春秋》是由左丘明执笔记录下来的孔子与左丘明一起研究鲁国历史的成果，因此它最能代表孔子的思想。
刘歆说：“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 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 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谷梁》立于学官，邹氏 无师，夹氏未有书。”
在这里，我们除了注意刘歆所谓只有《左传》才是孔门真传之外；我们还应特别注意的是，在古文经学家刘歆的笔下，孔子已由今文经学中“受天命”的“圣王” 和谶纬神学中作为“黑帝之子”的神还原成了一个研究古代制度文化的学者、还原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这是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谶纬神学的最大不同之处。
刘歆倡立古文经博士，在哀帝时未能实现。但平帝即位后，王莽为了改制代汉，开始推崇古文经，因此他为《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 《周官经》皆立了博士，古文经学在新朝时盛极一时，到东汉时又获得了更大发展，尤其是东汉后期，出了马融、许慎、郑玄等几位著名的古文经学大师，他们深究 经义，兼采今文之说，在学术上占有了压倒的优势。后来经过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今文经典丧失殆尽，而古文经学却流传不绝。事隔一千年之后，在清末时今文经 学才重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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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19 03:45
刘歆在经学史上的第一个贡献是发现了一批晚出先秦经书，使之免于佚失，由于刘歆的倡导宣扬，使这批古文经书为社会和士人广泛得知，遂转相传习不辍。
刘歆在经学史上的第二个贡献是开辟了以文字和历史解经的新方法，为了发扬古文经，刘歆等人重视训诂，不仅凭此以读经，且据古文的字体笔意以解经。
刘歆在经学史上的第三个贡献是打破了今文经学对儒学的垄断，开启了古文经学的发展道路。如果说是董仲舒开创了以微言大义说经的今文经学的话，那么重视名物制度的古文经学就是刘歆开其山门了。
刘歆对“五经”古文经典的整理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所特别爱好且最有研究的是《左传》。汉哀帝即位时，刘歆建议将《左氏春秋》及《毛诗》、《仪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下诏征询臣下对立《左传》博士的意见，同时让刘歆去跟今文经博士们讨论经义。 刘向、刘歆父子经过20多年的努力，*地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组织的大规模图书整理编目工作，在这次校理群书的工作中，刘歆创造出一整套科学的方法。为了对书籍的篇章文字等进行校正和勘定，他们首先兼备众本，广搜异本；然后选定篇目，去除重复；再后纠理错简，校雠文字；最后勘定书名，誊清新本，总共整理出图书33090卷，收藏于天禄阁、石渠阁，建立了第一个国家图书馆，并为先秦古籍的流传，为图书由官府收藏走向民间普及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系统的古籍整理方法，使校勘、辨伪、考据等学问开始产生。
刘歆在其父刘向编纂《别录》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工，编成了一部综合性的图书分类目录《七略》，为中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是具有学术史价值的著作。《七略》计七卷，其《辑略》为全书的叙录，其余六卷，有《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将著录的图书分为六个大类，38种，603家，13219卷。《七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每种每类都加小序，说明其学术源流、类别含义等，不仅对当时的学术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对后世的目录学更有着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目录书的典范。著《移书太常博士》，是经学史上重要文献，造有圆柱形的标准量器。根据量器的铭文计算，所用圆周率是3.1547，世称“刘歆率”。
刘向、刘歆父子领导的校理群书的工作，创造出一整套科学的方法。为了对书籍的篇章文字等进行校雠和勘定，他们首先兼备众本，广搜异本；然后选定篇目，去除重复；再后纠理错简，校雠文字；最后勘定书名，誊清新本。总共整理出图书33，090卷，刘氏父子典籍整理的一个重要工作是编制目录，首先是在每一本书校勘誊清后，由刘向父子集其篇目，叙其旨意，写成叙录，也就是后代的提要。然后，又将各书的叙录集合一起，按部类抄成一书，称为《别录》。这主要是刘向完成的。最后是刘歆在《别录》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工，编成了一部综合性的图书分类目录《七略》。
刘歆本来从其父学习《诗》《书》《易》和《谷梁传》，在经学上很有造诣。在勘校中秘藏书的过程中，他发现了用先秦古文抄写的《春秋左氏传》，特别喜爱。于是，他一边向研治《左传》有师承的尹成和翟方进学习，请教书中的许多问题及其义理，同时，和父亲刘向一起讨论、辨析《左传》的内容。还以《左传》“教授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读诵。”将《左传》与当时已立于学官的《公羊传》《谷梁传》比较，他认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左传》的价值，在《公羊》、《谷梁》之上。
今文经学：刘歆作为西汉末期的著名学者，他曾对西汉中叶以来盛极一时的今文经学进行过尖锐批评。他认为今文经学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根本无法达到用日少而畜德多，以对人民进行道德教化的目的，因此他要求存其大体、玩*而已，尽快结束那种 一经说至百余万言的烦琐的章句学风。除此之外，刘歆还对今文经学的以家法传授的弊端进行了指责，认为他们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 ，他们这样做无非是要达到党同门，妒道真的*目的。刘歆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 自西汉晚期开始，古文经学的振兴是与刘歆的积极倡导分不开的。他在长期校理中秘书籍的过程中，接触到大批外人无法看到的古文经籍，从而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并做出了空前的成绩。具体地说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重新排列了六艺的次序，把《易》经提到首要的地位。同时，协助刘向将内朝秘藏中发现的《古文易经》校对当时通行的《易经》各种隶书本，把费氏《易》定为古文经典。自孔子以来，六艺次序总是以《诗》、《书》为先，然后一般是《礼》、《乐》、《易》、《春秋》。刘歆认为，“六艺之文，……《易》为之原”。他对《易》颇有研究，认为《易》经由上古伏羲、中古文王、下古孔子三位圣人才完成的，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因此，六艺之首当推《易经》。从此以后，历代志书和目录关于六艺的次序，均以刘歆的说法为准。至于《易》的流传，西汉施氏、孟氏、梁氏、京房、费氏《易》、高氏《易》等等，都是隶书的抄写本子。刘向、刘歆父子发现了战国遗存的古文本，用来校对各种隶书本，结果只有费氏《易》与古文本相同，于是确定费氏《易》为古文经典。
第二，首次披露了《古文尚书》和《逸礼》的来历，将秘藏的古文经本传出内朝，使更多的士人有机会学习。鲁恭王从孔子旧宅中发现了古文《尚书》与《逸礼》，后由孔安国献给朝廷，藏于秘府。向、歆父子整理时，发现古文《尚书》比今文本多出十六篇，并对欧阳氏、大小夏侯氏三家今文本作了校核，发现了一些脱字之处。刘歆在《移让太常博士书》中，首次披露孔壁古书的事实，使朝野士人都知道还有《古文尚书》与《逸礼》的存在。这对推动古文经典的广泛流传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首次把《毛诗》归于古文经典。刘歆少时通习今文《诗》学，后来才读到《毛诗》。他根据内朝秘府的资料，知道“又有毛公之学，在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
第四，首次把《周官》称为“经”，列入古文经典。《周官》名称，始见于《史记·封禅书》，原来不称“经”，与儒家经典没有什么关系。刘向、刘歆整理时，开始归入“六艺略”礼类，称之为《周官经》六篇。
第五，重新整理《左氏春秋》，探求全书的义理。从汉初直到汉成帝时，传习《左氏春秋》的有北平侯张苍、贾谊、赵人贯公、张禹、尹更始及其子尹咸、翟方进、房风等人。由于“《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访而已。”刘歆校“中秘书”时，看到《左氏传》古文本“大好之”。遂向丞相翟方进和亟相史尹咸学习《左氏春秋》，质问大义。 羲和，西汉时称太史令，王莽夺权后，把许多官名都改为上古时的官名。羲和是帝尧（约公元前21世纪）时的天文官，王莽就把太史令之称改为羲和。刘歆任天文官时，做了一项很重要的天文工作，这就是编制了三统历，他对天文学的贡献都记载在三统历之中。
三统历是根据太初历改编的，其中加入了许多新的内容。太初历是汉初天文学家邓平、落下闳等人编制的，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一直使用到西汉末。刘歆系统地叙述了太初历的内容，又补充了很多原来简略的天文学知识，并仔细分析考证了上古以来的天文文献和天文记录，写成了《三统历谱》。
最早提出“岁星超辰”计算法：三统历在中国天文学史上，首次提出了岁星超辰的计算方法。岁星就是木星，岁星超辰即：它在恒星背景上约每11.86年自西向东运行一周。由于11.86年与12年很接近，我国古代就认为它是12年一周天，因此把周天分为12分，称为12次，认为木星每年行经一次，12年正好运行12次，完成一周天。由于11.86年的周期较12年要快一点儿，因此经过若干年后，岁星的实际位置就较按12年一周天计算的位置超前一次，这就叫岁星超辰。设岁星经过X年超辰一次，按12年一周天计，岁星运行了X次；按照11.86年一周天计，岁星运行了12X/11.86-1，列成方程：x=（12x/11.86）-1，解这个方程，X=84.71，就是说，岁星每84年到85年超辰一次。
刘歆还是中国古代第一个提出接近正确的交食周期的天文学家。交食包括日食和月食。交食周期的最早记载，是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但由于可能是某些数字的错乱，在刘歆所处的年代很难确定它的周期值。刘歆坚信日月食都是有规律可循的自然现象，他通过分析各种书上的月食记载，提出了135个朔望月有23次交食的交食周期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