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宝典《左传》:昭公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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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06-11 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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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公十八年》
【原文】
【经】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须卒。夏五月壬午，宋、卫、陈、郑灾。六月，邾人入鄅。秋，葬曹平公。冬，许迁于白羽。
【传】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杀毛伯过而代之。苌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而毛得以济侈于王都，不亡何待!」
三月，曹平公卒。
夏五月，火始昏见。丙子，风。梓慎曰：「是谓融风，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风甚。壬午，大甚。宋、卫、陈、郑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库以望之，曰：「宋、卫、陈、郑也。」数日，皆来告火。裨灶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郑人请用之，子产不可。子大叔曰：「宝，以保民也。若有火，国几亡。可以救亡，子何爱焉?」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遂不与，亦不复火。
郑之未灾也，里析告子产曰：「将有大祥，民震动，国几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国迁其可乎?」子产曰：「虽可，吾不足以定迁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产使舆三十人，迁其柩。火作，子产辞晋公子、公孙于东门。使司寇出新客，禁旧客勿出于宫。使子宽、子上巡群屏摄，至于大宫。使公孙登徙大龟。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庙，告于先君。使府人、库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宫，出旧宫人，置诸火所不及。司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欣。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征。郊人助祝史除于国北，禳火于玄冥、回禄，祈于四鄘。书焚室而宽其征，与之材。三日哭，国不市。使行人告于诸侯。宋、卫皆如是。陈不救火，许不吊灾，君子是以知陈、许之先亡也。
六月，鄅人藉稻。邾人袭鄅，鄅人将闭门。邾人羊罗摄其首焉，遂入之，尽俘以归。鄅子曰：「余无归矣。」从帑于邾，邾庄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秋，葬曹平公。往者见周原伯鲁焉，与之语，不说学。归以语闵子马。闵子马曰：「周其乱乎?夫必多有是说，而后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无学，无学不害。』不害而不学，则苟而可。于是乎下陵上替，能无乱乎?夫学，殖也，不学将落，原氏其亡乎?」
七月，郑子产为火故，大为社祓禳于四方，振除火灾，礼也。乃简兵大蒐，将为蒐除。子大叔之庙在道南，其寝在道北，其庭小。过期三日，使除徒陈于道南庙北，曰：「子产过女而命速除，乃毁于而乡。」子产朝，过而怒之，除者南毁。子产及冲，使从者止之曰：「毁于北方。」
火之作也，子产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晋无乃讨乎?」子产曰：「吾闻之，小国忘守则危，况有灾乎?国之不可小，有备故也。」既，晋之边吏让郑曰：「郑国有灾，晋君、大夫不敢宁居，卜筮走望，不爱牲玉。郑之有灾，寡君之忧也。今执事手间然授兵登陴，将以谁罪?边人恐惧不敢不告。子产对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灾，君之忧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灾，又惧谗慝之间谋之，以启贪人，荐为弊邑不利，以重君之忧。幸而不亡，犹可说也。不幸而亡，君虽忧之，亦无及也。郑有他竟，望走在晋。既事晋矣，其敢有二心?」
楚左尹王子胜言于楚子曰：「许于郑，仇敌也，而居楚地，以不礼于郑。晋、郑方睦，郑若伐许，而晋助之，楚丧地矣。君盍迁许?许不专于楚。郑方有令政。许曰：『余旧国也。』郑曰：『余俘邑也。』叶在楚国，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国不可小，许不可俘，仇不可启，君其图之。」楚子说。冬，楚子使王子胜迁许于析，实白羽。
【译文】
十八年春季，周王朝历法的二月十五日，周朝的毛得杀死毛伯过，取代了他。苌弘说：“毛得必然逃亡。这一天正好是昆吾恶贯满盈的日子，这是由于骄横的缘故。而毛得在天子的都城以骄横成事，不逃亡，还等待什么?”
三月，曹平公去世。
夏季，五月，大火星开始在黄昏出现。初七日，刮风。梓慎说：“这就叫做融风，是火灾的开始，七天以后，恐怕要发生火灾吧!”初九日，风刮得很大。十四日，风刮得更大。宋国、卫国、陈国、郑国都发生火灾。梓慎登上大庭氏的库房远望，说：“这是在宋国、卫国、陈国、郑国。”几天以后，四国都来报告火灾。裨灶说：“不采纳我的意见，郑国还要发生火灾。”郑国人请求采纳他的意见，子产不同意。子太叔说：“宝物是用来保护百姓的。如果有了火灾，国家差不多会灭亡。可以挽救灭亡，您爱惜它干什么?”子产说：“天道悠远，人道切近，两不相关。如何由天道而知人道?灶哪里懂得天道?这个人的话多了，难道不会偶尔也说中的?”于是就不给。后来也没有再发生火灾。
郑国还没有发生火灾以前，里析告诉子产说：“将要发生大的变异，百姓震动、国家差不多会灭亡。那时我自己已经死了，赶不上了。迁都，可以吗?”子产说：“即使可以，我一个人不能决定迁都的事。”等到发生火灾，里析已经死了，没有下葬，子产派三十个人搬走了他的棺材。火灾发生以后，子产在东门辞退了晋国的公子、公孙，派司寇把新来的客人送出去，禁止早已来的客人走出宾馆的大门。派子宽、子上巡察许多祭祀处所以至大宫。派公孙登迁走大龟，派祝史迁走宗庙里安放神主的石匣到周庙，向先君报告。派府人、库人各自戒备自己的管理范围以防火。派商成公命令司宫戒备，迁出先公的宫女，安置在火烧不到的地方。司马、司寇排列在火道上，到处救火。城下的人列队登城。第二天，派野司寇各自约束他们所征发的徒役不散开，郊区的人帮助祝史在国都北面清除地面修筑祭坛，向水神、火神祈祷，又在四城祈祷。登记被烧的房屋，减免他们的赋税，发给他们建筑材料。号哭三天，停止开放国都中的市场。派行人向诸侯报告。宋国和卫国也都这样。陈国不救火，许国不慰问火灾，君子因此而知道陈国、许国将先被灭亡。
六月，鄅国国君巡视农奴耕种，邾*队入侵鄅国。鄅国人将要关闭城门。邾国人羊罗把关闭城门人的脑袋砍下，用手提着，就因此进入鄅国，把百姓全都俘虏回去。鄅子说：“我没有地方回去了。”跟随他的妻子儿女到了邾国。邾庄公归还了鄅君的夫人而留下了他的女儿。
秋季，安葬曹平公。去参加葬礼的人见到周朝的原伯鲁，跟他说话，发现他不爱学习。回去把情况告诉闵子马。闵子马说：“周朝恐怕要发生*了吧!一定是这种说法很多，然后才影响到当权的人。大夫们担心丢掉官位而不明事理，又说：‘可以不学习，不学习没有坏处。’认为没有坏处就不学习，得过且过，因此就下面驾凌上面，上面废弛，能不发生*吗?学习，如同种植一样，不学习就如草木一样枝叶要堕落，原氏大概要灭亡了吧!”
七月，郑国的子产因为火灾的缘故，大筑土地神庙，祭祀四方之神解除灾患，救治火灾的损失，这是合于礼的。于是精选士兵举行盛大检阅，将要进行清除场地。子太叔的家庙在路的南边，住房在路的北边，庙寝庭院不大。超过期限三天，他让清除场地的小工排列在路南庙北，说：“子产经过你们这里，下命令赶快清除，就向你们面对的方向动手拆除。”子产上朝，经过这里而发怒，清除的人就往南毁庙。子产走到十字路口，让跟随的人制止他们，说：“向北方拆除居室，不要拆庙。”
火灾发生的时候，子产登上城墙的矮墙颁发武器。子太叔说：“晋国恐怕要来讨伐吧?”子产说：“我听说，小国忘记守御就危险，何况有火灾呢?国家不能被轻视，就因为有防备。”不久，晋国的边防官吏责备郑国说：“郑国有了火灾，晋国的国君、大夫不敢安居，占卜占筮、奔走四处，遍祭名山大川，不敢爱惜牺牲玉帛。郑国有火灾，是寡君的忧虑。现在执事狠狠地颁发武器登上城墙，将要拿谁来治罪?边境上的人害怕，不敢不报告。”子产回答说：“像您所说的那样，敝邑的火灾，是君王的忧虑。敝邑的政事不顺，上天降下火灾，又害怕*的人乘机打敝邑的主意，以引诱贪婪的人，再次增加敝邑的不利，以加重君王的忧虑。幸亏没有灭亡，还可以解释。如果不幸而被灭亡，君王虽然为敝邑忧虑，恐怕也是来不及了。郑国如果遭到别国的攻击，只有希望和投奔晋国，已经事奉晋国了，哪里敢有二心?”
楚国的左尹王子胜对楚平王说：“许国对于郑国，是仇敌，而住在楚国的土地上，由此对郑国无礼。晋国和郑国正在友好，郑国如果进攻许国，而晋国帮助他们，楚国就丧失土地了。君王何不把许国迁走?许国不为楚国专有，郑国正在推行好的政令。许国说：‘那里是我们原来的都城。’郑国说：‘那里是我们战胜而获得的城邑。’叶地在楚国，是方城山外边的屏障土地不能轻视，国家不能小看，许国不能俘虏，仇恨不能挑起，君王还是考虑一下!”楚王很高兴。冬季，楚平王派王子胜把许国迁移到析地，就是原来的白羽。
扩展阅读：
史学地位
《左传》的瞩目成就，首先在于它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而内容详实的史学钜编，在古代史学发展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春秋战国之际，我国文化的发展尚处于早期阶段，史学的演进也是如此。就可靠文献来看，此前先后问世的少量著作，不论是今存《尚书》中的部分编帙，还是各诸侯国编纂的史籍（诸如《春秋》之类）等，内容一般都比较零散、简约，载事也往往只是列述一些纲目。而《左传》以近二十万言的规模，全面、系统记载春秋一代大事，广泛涉及周王朝和晋、鲁、楚、郑、齐、卫、宋、吴、秦、越、陈等十多个诸侯国，并且屡见追记西周与商殷、甚至有夏以前时期的史实。它采用编年记事的方式，虽然以《春秋》为纲，然而其记事范围之广，叙述内容的具体、详赡，则大大超出了《春秋》。《左传》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史书的编纂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左传》为后世所提供的春秋及其以前阶段之大量的思想史、经济史、社会史以及其它学术史的重要资料，是此前或相同时期的任何其它一部史所难以企及和不能比拟的。它对于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大事的可靠记载，填补了空白，有助于后人对中国古代文明进程的全面了解，弥足珍贵。
作为一部编纂于两千多年前的史著，《左传》另一引人注目之点，是它在记事中还体现了有积极意义的指导思想和撰写原则，从而开创了我国古代史书编纂的优良传统。首先，《左传》面对纷纭史实敢于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所记事件与人物具有很高的历史真实性。全书对于周王与诸侯、诸侯之间以及诸侯国内部的明争暗斗的具体载述，对于此一时期众多人物崇高与卑下、光明与丑恶之不同表现的真切叙写，都体现出一种真正史家的目光与胆识。班固称司马迁为“良史”，其实早自《左传》，可以说这种“良史”精神已经始发其端了。其次，《左传》在真实记事的基础上又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不仅在史料取舍或事件的叙述中往往表现出爱憎与臧否的不同态度，而且，还常以“君子曰”形式直接评人论事，或给予谴责，或表示痛惜，或加以赞扬等等。这些评论，有的是作者的“自为之辞”，有的也许是“出自时人”而“为左氏认同”之语，都显示着鲜明的是非评价，展现了《左传》作者的史识和史德。再次，《左传》对历史人物的褒贬，集中体现了对仁、义、礼、德等道德规范的肯定。由于这类道德观念大体属于儒学的范畴，而两汉以后，儒学被定于一尊，此道德观念逐渐融入正统思想，成为传统文化之相当重要的评价体系，由是决定了后世史家对于《左传》的上述道德观也总是持认同和承袭的态度。另外，《左传》虽未完全否认天命鬼神，却极力强调人事作为，重视民心向背的重大*作用，反对“困民之主”，都突出地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思想。发轫于春秋战国（或稍前）的民本思想，经《尚书》、《左传》以及《国语》、《孟子》等典籍的推重，不断得到后世史家的继承、发扬，形成了贯穿于我国古代史学精神传统的一条引人注目的红线，其积极意义已不限于史学此一领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