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买身是属于哪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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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05-18 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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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07 06:22
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出借人交付的是金钱，债务人到期归还的标的物（本金及利息）也应为金钱。出借人所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债务人的偿债能力，因此必须有某种制约和保障机制将这种风险降到最低。一种是预先设定的债的担保，一种是到期后双方同意以其他替代物清偿，如以物抵债。
商周时期，债的担保主要表现为“盟誓”，即契约双方举行特定的仪式，借助于神或道德上的外在力量，对债务人形成精神约束力，以促其按期还款。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结盟、订约，一般习惯以国君之子为人质为盟约担保。民间借贷可能也受此启发，出现了债务人将其子女作为人质，或以其本人劳役为质获取借款并抵偿债务的形式，前者俗称“卖子”，后者俗称“卖身”。
由此可见，“卖身”实为一种债务担保方式。“卖身”的合意实际上在契约形成时就已预先达成，目的正是为了保障：若债务人无力清偿，债权人仍可通过执行债务人劳役或人质实现债权，无须等到债务到期后再协商清偿方式，这一点与担保的功能和价值完全一致。
所不同的是，现代法所谓债的担保，无论是物保还是人保，本质上都是以财产作为代偿客体的。而古代“卖身”或“卖子”的担保方式，则是以人身为客体的，提供劳役者以失去劳动自由甚至人身自由为代价。
债务人以劳役抵债的惯例，自产生以来即为官方所认可。至唐代，又衍生出一种新的、由法律明确规定的形式——“役身折酬”，也就是将债务人劳役折算为金钱以抵偿债务的意思。依唐《杂令》规定：“诸公私财物出举者，任依私契，官不为理……家资尽者，役身折酬，役通取户内男口。”也就是说，债务人到期不能清偿借债，债主先“牵掣家资”，即扣押债务人的家庭财产。家资尽者，方可“役身折酬”。同时也规定，若“负债者逃”，则“保人代偿”，即由担保人承担债务清偿义务。
汉代“卖身葬父”和唐代“役身折酬”在效果上都表现为以劳役清偿债务，但两者法律性质并不相同。前者与财产质押担保一样，借贷双方在契约形成之时即达成“卖身”的合意，将人身质于债主。而后者在借贷契约形成时并未形成“役身”的合意，只有当债务到期不能清偿时方可执行，可以理解为到期债务的强制执行方式，故“役身”之人，不仅包括债务人自己，也包括户内其他男性劳动力。
据此，唐代 “役身折酬”应更为接近于债务的清偿方式，而“卖身葬父”实为以人身为客体的债务担保方式，故称“劳役抵债”。其中之“抵”字，除了抵偿之义外，也有担保的意思。而“役”本来就有人身转移占有或控制的含义，类似于质押。
劳役抵债与人质担保的区别
从以上梳理也可以看出，在借贷契约中，除了债务人以本人劳役担保债务外，还存在以其子女为质的人质担保，在汉代称为“赘子”，如西汉初年，淮南王刘安曾上书：“间者,数年岁比不登，民待卖爵赘子，以接衣食。”又据《汉书》如淳注：“淮南俗，卖子与人作奴婢，名为赘子，三年不能赎，遂为奴婢。”两者相同点都在于“质”和“抵”，具有担保和抵债的双重效果。区别在于，“卖身葬父”中“卖”的是自己之身，“人质”担保中“卖”的是子女之身。
就债权实现效果而言，由于子女的劳动力明显优于债务人本人，故人质担保更有利于债权实现。但“卖子”与国人传统人伦观念相悖，面临较大的道德和*压力，对农业生产和优质劳动力也是一种极大地削弱，故历代官方一般禁止人质担保。如秦代《法律答问》：“百姓有责（债），勿敢擅强（人）质，擅强质及和受质者，皆赀二甲。”即无论强索人质为债务担保，还是双方同意以人质为债务担保，同样视为犯罪，处“赀二甲”之罚。唐律中也明确禁止“妄以良人为奴婢用质债”。
当然，法律虽明令禁止，却仍然未能从根本上杜绝民间“卖子”乱象，而且在南北朝时期更为盛行，如《魏书》记载：北魏初年征敛苛重，薛虎子曾上书指出民间“或有货易田宅，质妻卖子，*道路，不可忍闻”。并出现了新的称法——“贴”，与质同义，在南朝称为“质子”“贴子”，《孝义传》中多有记载。
“劳役抵债”看似比人质担保更为合理，也在一定程度上绕开了“质妻卖子”的人伦悲剧。但从史籍中的记载可以看出，由于劳役的折抵标准极低（如秦律规定，一日劳役抵偿六钱），利息又逐年增长，债务人实际上很难还清借债，而沦为事实上债权人的奴婢。汉缣、绢价格为四五百钱一匹，董永若无七仙女相助，还清本利“缣三百匹”，可能得搭上一辈子。
即使按唐代“役身折酬”来执行，也容易导致类似情况。依唐律规定，劳役抵债一日计绢三尺，如此苛刻的折价标准，很多债务人也只能长期役身才有可能还清债务，实与“质身卖子”无异。
劳役抵债的消亡
借贷契约中的人质担保出现时间较早，作为一种古老的惯例，曾一度在民间流行，但由于历代统治者多加禁止，生存空间也越来越小，很早就退出历史舞台。而劳役抵债和“役身折酬”则长期是法律认可的偿债方式，直到明清以后才逐渐消亡。
实际上，劳役抵债的产生因素也正是促成其消亡的主要原因。宋代以前，社会商品经济的活力尚未激发，虽然也存在财物质（抵）押、保人代偿等非人身性的担保方式，但由于普通百姓所占有的财产相当有限，为生计所迫或在饥荒之年，只能选择“质身卖子”以担保债务。
至两宋，商品经济活跃，土地商品化普遍确立，百姓自有财产增多，民间私有化观念开始加强，法律对债务担保方式也作出了严格的*， 保人代偿和财产担保成为主要的担保方式。在法律层面，也取消了唐以来“牵掣家资”和“役身折酬”的抵债方式。另外，南宋时已有消费借贷和经营借贷的区分，利率及利息总额较前朝也有了明显下降。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人身性质的抵债方式失去了“市场空间”。尽管宋代民间也存在类似于“卖身”的“典身契”，但毕竟在官方层面，宋法并不支持。
明清以降，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种人身抵债方式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以“中人”充当担保人的“保人代偿”，以田宅担保债务的“抵契”，以及动产质押等主要以财产为代偿客体的担保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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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07 06:22
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出借人交付的是金钱，债务人到期归还的标的物（本金及利息）也应为金钱。出借人所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债务人的偿债能力，因此必须有某种制约和保障机制将这种风险降到最低。一种是预先设定的债的担保，一种是到期后双方同意以其他替代物清偿，如以物抵债。
商周时期，债的担保主要表现为“盟誓”，即契约双方举行特定的仪式，借助于神或道德上的外在力量，对债务人形成精神约束力，以促其按期还款。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结盟、订约，一般习惯以国君之子为人质为盟约担保。民间借贷可能也受此启发，出现了债务人将其子女作为人质，或以其本人劳役为质获取借款并抵偿债务的形式，前者俗称“卖子”，后者俗称“卖身”。
由此可见，“卖身”实为一种债务担保方式。“卖身”的合意实际上在契约形成时就已预先达成，目的正是为了保障：若债务人无力清偿，债权人仍可通过执行债务人劳役或人质实现债权，无须等到债务到期后再协商清偿方式，这一点与担保的功能和价值完全一致。
所不同的是，现代法所谓债的担保，无论是物保还是人保，本质上都是以财产作为代偿客体的。而古代“卖身”或“卖子”的担保方式，则是以人身为客体的，提供劳役者以失去劳动自由甚至人身自由为代价。
债务人以劳役抵债的惯例，自产生以来即为官方所认可。至唐代，又衍生出一种新的、由法律明确规定的形式——“役身折酬”，也就是将债务人劳役折算为金钱以抵偿债务的意思。依唐《杂令》规定：“诸公私财物出举者，任依私契，官不为理……家资尽者，役身折酬，役通取户内男口。”也就是说，债务人到期不能清偿借债，债主先“牵掣家资”，即扣押债务人的家庭财产。家资尽者，方可“役身折酬”。同时也规定，若“负债者逃”，则“保人代偿”，即由担保人承担债务清偿义务。
汉代“卖身葬父”和唐代“役身折酬”在效果上都表现为以劳役清偿债务，但两者法律性质并不相同。前者与财产质押担保一样，借贷双方在契约形成之时即达成“卖身”的合意，将人身质于债主。而后者在借贷契约形成时并未形成“役身”的合意，只有当债务到期不能清偿时方可执行，可以理解为到期债务的强制执行方式，故“役身”之人，不仅包括债务人自己，也包括户内其他男性劳动力。
据此，唐代 “役身折酬”应更为接近于债务的清偿方式，而“卖身葬父”实为以人身为客体的债务担保方式，故称“劳役抵债”。其中之“抵”字，除了抵偿之义外，也有担保的意思。而“役”本来就有人身转移占有或控制的含义，类似于质押。
劳役抵债与人质担保的区别
从以上梳理也可以看出，在借贷契约中，除了债务人以本人劳役担保债务外，还存在以其子女为质的人质担保，在汉代称为“赘子”，如西汉初年，淮南王刘安曾上书：“间者,数年岁比不登，民待卖爵赘子，以接衣食。”又据《汉书》如淳注：“淮南俗，卖子与人作奴婢，名为赘子，三年不能赎，遂为奴婢。”两者相同点都在于“质”和“抵”，具有担保和抵债的双重效果。区别在于，“卖身葬父”中“卖”的是自己之身，“人质”担保中“卖”的是子女之身。
就债权实现效果而言，由于子女的劳动力明显优于债务人本人，故人质担保更有利于债权实现。但“卖子”与国人传统人伦观念相悖，面临较大的道德和*压力，对农业生产和优质劳动力也是一种极大地削弱，故历代官方一般禁止人质担保。如秦代《法律答问》：“百姓有责（债），勿敢擅强（人）质，擅强质及和受质者，皆赀二甲。”即无论强索人质为债务担保，还是双方同意以人质为债务担保，同样视为犯罪，处“赀二甲”之罚。唐律中也明确禁止“妄以良人为奴婢用质债”。
当然，法律虽明令禁止，却仍然未能从根本上杜绝民间“卖子”乱象，而且在南北朝时期更为盛行，如《魏书》记载：北魏初年征敛苛重，薛虎子曾上书指出民间“或有货易田宅，质妻卖子，*道路，不可忍闻”。并出现了新的称法——“贴”，与质同义，在南朝称为“质子”“贴子”，《孝义传》中多有记载。
“劳役抵债”看似比人质担保更为合理，也在一定程度上绕开了“质妻卖子”的人伦悲剧。但从史籍中的记载可以看出，由于劳役的折抵标准极低（如秦律规定，一日劳役抵偿六钱），利息又逐年增长，债务人实际上很难还清借债，而沦为事实上债权人的奴婢。汉缣、绢价格为四五百钱一匹，董永若无七仙女相助，还清本利“缣三百匹”，可能得搭上一辈子。
即使按唐代“役身折酬”来执行，也容易导致类似情况。依唐律规定，劳役抵债一日计绢三尺，如此苛刻的折价标准，很多债务人也只能长期役身才有可能还清债务，实与“质身卖子”无异。
劳役抵债的消亡
借贷契约中的人质担保出现时间较早，作为一种古老的惯例，曾一度在民间流行，但由于历代统治者多加禁止，生存空间也越来越小，很早就退出历史舞台。而劳役抵债和“役身折酬”则长期是法律认可的偿债方式，直到明清以后才逐渐消亡。
实际上，劳役抵债的产生因素也正是促成其消亡的主要原因。宋代以前，社会商品经济的活力尚未激发，虽然也存在财物质（抵）押、保人代偿等非人身性的担保方式，但由于普通百姓所占有的财产相当有限，为生计所迫或在饥荒之年，只能选择“质身卖子”以担保债务。
至两宋，商品经济活跃，土地商品化普遍确立，百姓自有财产增多，民间私有化观念开始加强，法律对债务担保方式也作出了严格的*， 保人代偿和财产担保成为主要的担保方式。在法律层面，也取消了唐以来“牵掣家资”和“役身折酬”的抵债方式。另外，南宋时已有消费借贷和经营借贷的区分，利率及利息总额较前朝也有了明显下降。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人身性质的抵债方式失去了“市场空间”。尽管宋代民间也存在类似于“卖身”的“典身契”，但毕竟在官方层面，宋法并不支持。
明清以降，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种人身抵债方式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以“中人”充当担保人的“保人代偿”，以田宅担保债务的“抵契”，以及动产质押等主要以财产为代偿客体的担保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