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艺八德是孔子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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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4 0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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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艺含义有二：1.六种技能：礼、乐、射、御、书、数。2.指六经：《易》《书》《诗》《礼》《乐》《春秋》。
宋代有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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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艺：吉、凶、军、宾、嘉礼五科，是关于社交能力的学问；
乐艺：云门、咸池、大韶、大夏、大护、大武六科，是关于达情能力的学问；
射艺：白失、参连、剡注、襄尺、井仪五科，是关于知识能力的学问；
御艺：鸣和鸾、逐水曲、舞交衢、过君表、逐禽左五科，是关于主事能力的学问；
书艺：象形、会意、指事、转注、假借、谐声六科，是关于记述能力的学问；
数艺：方田、栗布、差分、少广、商功、均输、盈朒、方程、勾股九科，是关于数算能力的学问。
楚简的记载，证明六经的形成，源於孔子；早在先秦时期，《周易》就已与《诗》、《书》、《礼》、《乐》、《春秋》并列，进入儒家群经之中。说孔子乃至先秦儒家与《周易》无关，否定先秦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并列的事实，是完全错误的。指出执著於这些错误观点的疑古学者，应该反省、检讨自己的方*。
《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并称始於何时？是近代以来经学史、思想史、哲学史论争的一大热点。受疑古思潮影响的学者认为先秦没有“六经”或“五经”，到秦或西汉，《周易》才进入儒家系统，《诗》、《书》、《礼》、《乐》、《易》、《春秋》才开始并称，才有六经之说。[1]这种观点，在中、日两国学界影响极大，在讨论先秦秦汉学术和思想方面引起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很有认真地进行系统探讨的必要。
一
说先秦没有“六经”并称之说，是由孔子与《周易》无关说引发的。疑古学者认为《礼记》和《史记》关於孔子与《周易》的记载不足为据，对於《论语·述而》篇、《子路》篇以及《庄子·天运》篇、《天下》篇的有关记载他们又作了完全不同於前人的解释，因此，孔子与《周易》无关说似乎是天衣无缝了。但事实是无情的，不但传统文献的记载难以推倒，而且一系列新的出土材料更是直接证伪了此说。
1973年底，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十二多万字的帛书。其中有六篇易传，共一万六千馀字。这六篇帛书易传的第一篇是《二三子》，经拼接整理，共36行，2600馀字。帛书《二三子》记载的是孔子与他的学生“二三子”关於《周易》的问答，较为详尽地讨论了《周易》乾、坤等17卦卦爻辞的意义。第二篇是《系辞》，与今本《系辞》基本相似，只是较今本《系辞》少了一些章节而已，这其实是出土文献的通例，不值得大惊小怪。帛书《系辞》与今本《系辞》一样，有许多解《易》的“子曰”，这个“子”，上下文来看，当属孔子。第三篇是《衷》，约45行，共3100馀字，通篇记载“子曰”论《易》，其中有今本《系辞》下篇的许多章节和《说卦》的前三章。第四篇是《要》，共24行，记字数1648。虽有残损，但从保存较为完整的最后两章看，一是记“夫子”与“子赣”关於“老而好《易》”的辩论，一是记孔子向他的学生“二三子”讲解《周易》的损益之道。第五篇是《缪和》，共70行，第六篇是《昭力》，共14行，共记字数“六千”。《缪和》、《昭力》两篇基本上皆为缪和、吕昌、吴孟、庄但、张射、李羊、昭力等人向先生问《易》的记录，这个解《易》的先生之言称为“子曰”，也有一处称为“孔子曰”。
帛书易传的这些记载不但坐实了孔子有解《易》之事，而且还揭示了一段孔子思想变化的隐秘。帛书《要》记载：
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子赣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蘩。’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君子言以矩方也。前(剪)羊(祥)而至者，弗羊(祥)而巧也。察其要者，不?(诡)其福。《尚书》多仒矣，《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赐闻诸夫子曰：‘孙(逊)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倚(奇)於人也，而可乎?”子曰：“校(谬)哉，赐!吾告女(汝)，《易》之道……故《易》刚者使知瞿(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忘(妄)，僌(渐)人为而去诈。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避)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其知……”[2]
从“子赣”所称的“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蘩’”可知，孔子晚年之前对《周易》极为轻视，以《周易》为求“神灵”、讲“卜筮”之书，认为好《易》就会“德行亡”、“知谋远”。到晚年，孔子对《周易》的认识却为之一变，“老而好《易》”，居然到了“居则在席，行则在囊”的地步。为此，子赣不解，孔子回答道“《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易》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妄，?人为而去诈”，认为《周易》一书产生於“纣乃无道，文王作”的年代，是周文王”讳而避咎”之作，反映了文王的仁义思想(“文王仁”)和忧国忧*识(“其虑”)。孔子是“乐其知”，赏识蕴藏在《周易》一书里的文王之智才“好《易》”的。
上述帛书《要》篇还记载：
孔子?（籀）至於损益一卦，未尚不废书而?（叹），戒门弟子曰：……故易又（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又（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柔刚；又（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为之以上下；又（有）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勿（物）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故易之为书也，一类不足以亟之，变以备亓（其）请（情）者也。故胃（谓）之易又（有）君道焉，五官六府不足尽称之，五正之事不足以至之，而诗书礼乐不[止]百扁，难以致之。不问於古法，不可顺以辤令，不可求以志善。能者?（由）一求之，所胃（谓）得一而君（群）毕者，此之（谓）也。[3]
孔子认为《诗》、《书》、《礼》、《乐》，卷帙繁多，不止百篇之数，从中获取“天道”、“地道”、“四时之变”和“人道”、“君道”，不是容易之事，“难以致之”。而《周易》有“阴阳”、“柔刚”以见天地之道，有“八卦”以见“四时之变”，有“上下”以见“人道”、“君道”，《诗》、《书》、《礼》、《乐》的精华都浓缩在《周易》的损益之道里。所以“?（由）一求之”、“得一而君（群）毕”，从《周易》的损益之道里可以尽得《诗》、《书》、《礼》、《乐》之精义，不必皓首穷经，把精力耗费在卷帙繁多的《诗》、《书》、《礼》、《乐》的繁文末节上。
孔子对群经态度的这种变化，势必会影响到其弟子和后学。帛书《要》篇记载子贡对孔子“老而好《易》”的激烈批评，就是证明。大而言之，孔子“老而好《易》”以前的弟子，如子贡等，受孔子轻视《周易》思想的影响，绝不会太看重《周易》。就是孔子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们也不见得就能接受。其称举群经，只称《诗》、《书》、《礼》、《乐》而不言《周易》是势所必然。而孔子晚年的一些弟子及其后学，受孔子“老而好《易》”的影响，就势必会将《易》与《诗》、《书》、《礼》、《乐》并称。但是，比较而言，孔子“老而好《易》”以前的弟子多而影响大，“老而好《易》”以后的弟子少而影响相对有限。所以，在先秦文献里，将《易》与《诗》、《书》、《礼》、《乐》并称自然会少些。
由此可见，在孔子晚年时《诗》、《书》、《礼》、《乐》、《易》、《春秋》就开始并称了，只不过《易》的价值是新定而《春秋》是新出而已。
二
1993年10月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了804枚楚简。考古专家从墓葬形制和器物特征判断，郭店一号墓具有战国中期偏晚的特点，因而断定其下葬年代当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至前3世纪初，其墓主人的身份为有田禄的上士。其竹简字体有明显的战国时期楚国文字的特点。[4]这些论定，都是可信的。现在这批楚简的照片和释文已全部公开发表。[5]我们可以据此进行讨论。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第15、16简说：时、箸、豊、乐，亓司出皆生於人。时，又为为之也；箸，又为言之也；礼、乐，又为?之也。[6]
“时”读为诗，“箸”读为“书”，“豊”读为礼，“司”读为始，“又”，读为“有”，“?”读为“举”。[7]这是说《书》与《诗》、《礼》、《乐》，它们的创作都产生於人，《诗》、《书》、《礼》、《乐》，都是反映人们的作为的。这里只称举《诗》、《书》、《礼》、《乐》四经，没有提及《易》与《春秋》。
但楚简《六德》篇第23至25简却记载：
古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客行亓?而??亡繇迮也。雚者?、箸则亦才?，雚者豊、乐则亦才?，雚者易、春秋则亦才?。[8]
“古”读为故，“客”读为各，“?”读为职，[9]“亡”读为无，“繇”读为犹，“迮”读为作，“雚”读为观，“者”读为诸，“?”读为诗，“箸”读为书，“才”读为在，“?”读为矣，“豊”读为礼。《郭店楚墓竹简》的这些释读都是正确的。但“?”应读为讪。《说文·言部》：“讪，谤也。”[10]“?”即夸之古文。《玉篇·言部》：“夸，逞也。?，古文。”[11]这里不但《诗》、《书》、《礼》、《乐》、《易》、《春秋》并称，而且说它们都是表达“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之理的。
楚简《语丛一》也有“六经”并称之语，只可惜有所残损。如依楚简《六德》篇所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序，将其第38、39、44、36、37、40、41简拼合，[12]则得：
《诗》所以会古含之?也者，[《书》者所以会]□□□□者也，[《礼》所以会]□□□□[也，《乐》所以会]□□□□[也]，《易》所以会天?人?也。《春秋》所以会古含之事也。[13]
楚简的“含”字，即“今”字。战国中山王?鼎铭“含”字3见，皆读为今。[14]包山楚简“邵行之大夫含执其倌人”，[15]信阳楚简“含卿大夫”，[16]“含”皆当读为今。
“?”，即志字，寸与含字的口一样，皆属於战国文字的繁化现象。信阳楚简“戋人刚?”，[17]“?”字人释作“恃”，[18]实际也应读作志，只不过多加了一个寸字部件罢了。
“?”字，亦见北宋郭忠恕所编《汗简》，云出自《尚书》；又见於北宋夏竦所编《古文四声韵》，云出自《古老子》、《古尚书》。他们皆释为“道”字。[19]此字又两见於石鼓文，清儒钱大昕据韵例认为当“读户郎切，即古行字”。罗振玉肯定钱说，指出商人卜辞亦有此字。[20]孙海波所编《甲骨文编》卷2第29页就收有8例甲文“?”字。今本《老子》之“道”字，荆门楚简多写作“道”，但亦有写作“?”的。如今本第37章“道常无名”之“道”，楚简就作“?”；第30章“以道佐人主者”之“道”，楚简也作“?”；第15章之“道”字，楚简也作“?”。[21]《尔雅·释宫》：“行，道也。”两者为同义词，故可通用。“天?人?”即“天行人行”，亦即天道人道。
这里，虽然残缺论《书》、论《礼》、论《乐》之语，但对本文的讨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里出现了论《易》、论《春秋》之语，它们与论《诗》之语并列，说明在郭店楚简中，《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并称，并非孤证，而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郭店一号墓的下葬年代是战国中期偏晚，约公元前300年左右。《六德》篇和《语丛一》的抄写当在这之前。其成书年代要早於抄写年代，因为迄今为止所有出土古籍，没有不属於抄本而为祖本的。[22]根据先秦时期的情况，一篇文章从写成到在社会上流传，需要一段不短的时间。所以，《六德》篇和《语丛一》的内容会早到战国前期，是很有可能的。笔者曾将楚简《六德》篇“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说与《论语·颜渊》、《中庸》、《荀子·王制》、《新书》诸说作过比较，认为楚简《六德》篇当成於子思《中庸》之前，当为孔子弟子之作。[23]帛书《要》篇记载孔子比较《易》与《诗》、《书》、《礼》、《乐》之短长，到了楚简所载孔子弟子的作品则《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并称，并论述了它们与“智信圣仁义忠”“六德”、“夫妇有辨、父子有亲、君臣有义”的“立身*三”及“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说的关系.这就告诉我们，先秦时期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六经并称起源於孔子，应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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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20 09:54
六艺含义有二：1.六种技能：礼、乐、射、御、书、数。2.指六经：《易》《书》《诗》《礼》《乐》《春秋》。
宋代有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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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艺含义有二：1.六种技能：礼、乐、射、御、书、数。2.指六经：《易》《书》《诗》《礼》《乐》《春秋》。
宋代有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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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艺：吉、凶、军、宾、嘉礼五科，是关于社交能力的学问；
乐艺：云门、咸池、大韶、大夏、大护、大武六科，是关于达情能力的学问；
射艺：白失、参连、剡注、襄尺、井仪五科，是关于知识能力的学问；
御艺：鸣和鸾、逐水曲、舞交衢、过君表、逐禽左五科，是关于主事能力的学问；
书艺：象形、会意、指事、转注、假借、谐声六科，是关于记述能力的学问；
数艺：方田、栗布、差分、少广、商功、均输、盈朒、方程、勾股九科，是关于数算能力的学问。
楚简的记载，证明六经的形成，源於孔子；早在先秦时期，《周易》就已与《诗》、《书》、《礼》、《乐》、《春秋》并列，进入儒家群经之中。说孔子乃至先秦儒家与《周易》无关，否定先秦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并列的事实，是完全错误的。指出执著於这些错误观点的疑古学者，应该反省、检讨自己的方*。
《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并称始於何时？是近代以来经学史、思想史、哲学史论争的一大热点。受疑古思潮影响的学者认为先秦没有“六经”或“五经”，到秦或西汉，《周易》才进入儒家系统，《诗》、《书》、《礼》、《乐》、《易》、《春秋》才开始并称，才有六经之说。[1]这种观点，在中、日两国学界影响极大，在讨论先秦秦汉学术和思想方面引起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很有认真地进行系统探讨的必要。
一
说先秦没有“六经”并称之说，是由孔子与《周易》无关说引发的。疑古学者认为《礼记》和《史记》关於孔子与《周易》的记载不足为据，对於《论语·述而》篇、《子路》篇以及《庄子·天运》篇、《天下》篇的有关记载他们又作了完全不同於前人的解释，因此，孔子与《周易》无关说似乎是天衣无缝了。但事实是无情的，不但传统文献的记载难以推倒，而且一系列新的出土材料更是直接证伪了此说。
1973年底，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十二多万字的帛书。其中有六篇易传，共一万六千馀字。这六篇帛书易传的第一篇是《二三子》，经拼接整理，共36行，2600馀字。帛书《二三子》记载的是孔子与他的学生“二三子”关於《周易》的问答，较为详尽地讨论了《周易》乾、坤等17卦卦爻辞的意义。第二篇是《系辞》，与今本《系辞》基本相似，只是较今本《系辞》少了一些章节而已，这其实是出土文献的通例，不值得大惊小怪。帛书《系辞》与今本《系辞》一样，有许多解《易》的“子曰”，这个“子”，上下文来看，当属孔子。第三篇是《衷》，约45行，共3100馀字，通篇记载“子曰”论《易》，其中有今本《系辞》下篇的许多章节和《说卦》的前三章。第四篇是《要》，共24行，记字数1648。虽有残损，但从保存较为完整的最后两章看，一是记“夫子”与“子赣”关於“老而好《易》”的辩论，一是记孔子向他的学生“二三子”讲解《周易》的损益之道。第五篇是《缪和》，共70行，第六篇是《昭力》，共14行，共记字数“六千”。《缪和》、《昭力》两篇基本上皆为缪和、吕昌、吴孟、庄但、张射、李羊、昭力等人向先生问《易》的记录，这个解《易》的先生之言称为“子曰”，也有一处称为“孔子曰”。
帛书易传的这些记载不但坐实了孔子有解《易》之事，而且还揭示了一段孔子思想变化的隐秘。帛书《要》记载：
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子赣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蘩。’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君子言以矩方也。前(剪)羊(祥)而至者，弗羊(祥)而巧也。察其要者，不?(诡)其福。《尚书》多仒矣，《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赐闻诸夫子曰：‘孙(逊)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倚(奇)於人也，而可乎?”子曰：“校(谬)哉，赐!吾告女(汝)，《易》之道……故《易》刚者使知瞿(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忘(妄)，僌(渐)人为而去诈。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避)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其知……”[2]
从“子赣”所称的“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蘩’”可知，孔子晚年之前对《周易》极为轻视，以《周易》为求“神灵”、讲“卜筮”之书，认为好《易》就会“德行亡”、“知谋远”。到晚年，孔子对《周易》的认识却为之一变，“老而好《易》”，居然到了“居则在席，行则在囊”的地步。为此，子赣不解，孔子回答道“《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易》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妄，?人为而去诈”，认为《周易》一书产生於“纣乃无道，文王作”的年代，是周文王”讳而避咎”之作，反映了文王的仁义思想(“文王仁”)和忧国忧*识(“其虑”)。孔子是“乐其知”，赏识蕴藏在《周易》一书里的文王之智才“好《易》”的。
上述帛书《要》篇还记载：
孔子?（籀）至於损益一卦，未尚不废书而?（叹），戒门弟子曰：……故易又（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又（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柔刚；又（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为之以上下；又（有）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勿（物）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故易之为书也，一类不足以亟之，变以备亓（其）请（情）者也。故胃（谓）之易又（有）君道焉，五官六府不足尽称之，五正之事不足以至之，而诗书礼乐不[止]百扁，难以致之。不问於古法，不可顺以辤令，不可求以志善。能者?（由）一求之，所胃（谓）得一而君（群）毕者，此之（谓）也。[3]
孔子认为《诗》、《书》、《礼》、《乐》，卷帙繁多，不止百篇之数，从中获取“天道”、“地道”、“四时之变”和“人道”、“君道”，不是容易之事，“难以致之”。而《周易》有“阴阳”、“柔刚”以见天地之道，有“八卦”以见“四时之变”，有“上下”以见“人道”、“君道”，《诗》、《书》、《礼》、《乐》的精华都浓缩在《周易》的损益之道里。所以“?（由）一求之”、“得一而君（群）毕”，从《周易》的损益之道里可以尽得《诗》、《书》、《礼》、《乐》之精义，不必皓首穷经，把精力耗费在卷帙繁多的《诗》、《书》、《礼》、《乐》的繁文末节上。
孔子对群经态度的这种变化，势必会影响到其弟子和后学。帛书《要》篇记载子贡对孔子“老而好《易》”的激烈批评，就是证明。大而言之，孔子“老而好《易》”以前的弟子，如子贡等，受孔子轻视《周易》思想的影响，绝不会太看重《周易》。就是孔子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们也不见得就能接受。其称举群经，只称《诗》、《书》、《礼》、《乐》而不言《周易》是势所必然。而孔子晚年的一些弟子及其后学，受孔子“老而好《易》”的影响，就势必会将《易》与《诗》、《书》、《礼》、《乐》并称。但是，比较而言，孔子“老而好《易》”以前的弟子多而影响大，“老而好《易》”以后的弟子少而影响相对有限。所以，在先秦文献里，将《易》与《诗》、《书》、《礼》、《乐》并称自然会少些。
由此可见，在孔子晚年时《诗》、《书》、《礼》、《乐》、《易》、《春秋》就开始并称了，只不过《易》的价值是新定而《春秋》是新出而已。
二
1993年10月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了804枚楚简。考古专家从墓葬形制和器物特征判断，郭店一号墓具有战国中期偏晚的特点，因而断定其下葬年代当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至前3世纪初，其墓主人的身份为有田禄的上士。其竹简字体有明显的战国时期楚国文字的特点。[4]这些论定，都是可信的。现在这批楚简的照片和释文已全部公开发表。[5]我们可以据此进行讨论。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第15、16简说：时、箸、豊、乐，亓司出皆生於人。时，又为为之也；箸，又为言之也；礼、乐，又为?之也。[6]
“时”读为诗，“箸”读为“书”，“豊”读为礼，“司”读为始，“又”，读为“有”，“?”读为“举”。[7]这是说《书》与《诗》、《礼》、《乐》，它们的创作都产生於人，《诗》、《书》、《礼》、《乐》，都是反映人们的作为的。这里只称举《诗》、《书》、《礼》、《乐》四经，没有提及《易》与《春秋》。
但楚简《六德》篇第23至25简却记载：
古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客行亓?而??亡繇迮也。雚者?、箸则亦才?，雚者豊、乐则亦才?，雚者易、春秋则亦才?。[8]
“古”读为故，“客”读为各，“?”读为职，[9]“亡”读为无，“繇”读为犹，“迮”读为作，“雚”读为观，“者”读为诸，“?”读为诗，“箸”读为书，“才”读为在，“?”读为矣，“豊”读为礼。《郭店楚墓竹简》的这些释读都是正确的。但“?”应读为讪。《说文·言部》：“讪，谤也。”[10]“?”即夸之古文。《玉篇·言部》：“夸，逞也。?，古文。”[11]这里不但《诗》、《书》、《礼》、《乐》、《易》、《春秋》并称，而且说它们都是表达“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之理的。
楚简《语丛一》也有“六经”并称之语，只可惜有所残损。如依楚简《六德》篇所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序，将其第38、39、44、36、37、40、41简拼合，[12]则得：
《诗》所以会古含之?也者，[《书》者所以会]□□□□者也，[《礼》所以会]□□□□[也，《乐》所以会]□□□□[也]，《易》所以会天?人?也。《春秋》所以会古含之事也。[13]
楚简的“含”字，即“今”字。战国中山王?鼎铭“含”字3见，皆读为今。[14]包山楚简“邵行之大夫含执其倌人”，[15]信阳楚简“含卿大夫”，[16]“含”皆当读为今。
“?”，即志字，寸与含字的口一样，皆属於战国文字的繁化现象。信阳楚简“戋人刚?”，[17]“?”字人释作“恃”，[18]实际也应读作志，只不过多加了一个寸字部件罢了。
“?”字，亦见北宋郭忠恕所编《汗简》，云出自《尚书》；又见於北宋夏竦所编《古文四声韵》，云出自《古老子》、《古尚书》。他们皆释为“道”字。[19]此字又两见於石鼓文，清儒钱大昕据韵例认为当“读户郎切，即古行字”。罗振玉肯定钱说，指出商人卜辞亦有此字。[20]孙海波所编《甲骨文编》卷2第29页就收有8例甲文“?”字。今本《老子》之“道”字，荆门楚简多写作“道”，但亦有写作“?”的。如今本第37章“道常无名”之“道”，楚简就作“?”；第30章“以道佐人主者”之“道”，楚简也作“?”；第15章之“道”字，楚简也作“?”。[21]《尔雅·释宫》：“行，道也。”两者为同义词，故可通用。“天?人?”即“天行人行”，亦即天道人道。
这里，虽然残缺论《书》、论《礼》、论《乐》之语，但对本文的讨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里出现了论《易》、论《春秋》之语，它们与论《诗》之语并列，说明在郭店楚简中，《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并称，并非孤证，而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郭店一号墓的下葬年代是战国中期偏晚，约公元前300年左右。《六德》篇和《语丛一》的抄写当在这之前。其成书年代要早於抄写年代，因为迄今为止所有出土古籍，没有不属於抄本而为祖本的。[22]根据先秦时期的情况，一篇文章从写成到在社会上流传，需要一段不短的时间。所以，《六德》篇和《语丛一》的内容会早到战国前期，是很有可能的。笔者曾将楚简《六德》篇“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说与《论语·颜渊》、《中庸》、《荀子·王制》、《新书》诸说作过比较，认为楚简《六德》篇当成於子思《中庸》之前，当为孔子弟子之作。[23]帛书《要》篇记载孔子比较《易》与《诗》、《书》、《礼》、《乐》之短长，到了楚简所载孔子弟子的作品则《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并称，并论述了它们与“智信圣仁义忠”“六德”、“夫妇有辨、父子有亲、君臣有义”的“立身*三”及“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说的关系.这就告诉我们，先秦时期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六经并称起源於孔子，应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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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20 09:55
礼艺：吉、凶、军、宾、嘉礼五科，是关于社交能力的学问；
乐艺：云门、咸池、大韶、大夏、大护、大武六科，是关于达情能力的学问；
射艺：白失、参连、剡注、襄尺、井仪五科，是关于知识能力的学问；
御艺：鸣和鸾、逐水曲、舞交衢、过君表、逐禽左五科，是关于主事能力的学问；
书艺：象形、会意、指事、转注、假借、谐声六科，是关于记述能力的学问；
数艺：方田、栗布、差分、少广、商功、均输、盈朒、方程、勾股九科，是关于数算能力的学问。
楚简的记载，证明六经的形成，源於孔子；早在先秦时期，《周易》就已与《诗》、《书》、《礼》、《乐》、《春秋》并列，进入儒家群经之中。说孔子乃至先秦儒家与《周易》无关，否定先秦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并列的事实，是完全错误的。指出执著於这些错误观点的疑古学者，应该反省、检讨自己的方*。
《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并称始於何时？是近代以来经学史、思想史、哲学史论争的一大热点。受疑古思潮影响的学者认为先秦没有“六经”或“五经”，到秦或西汉，《周易》才进入儒家系统，《诗》、《书》、《礼》、《乐》、《易》、《春秋》才开始并称，才有六经之说。[1]这种观点，在中、日两国学界影响极大，在讨论先秦秦汉学术和思想方面引起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很有认真地进行系统探讨的必要。
一
说先秦没有“六经”并称之说，是由孔子与《周易》无关说引发的。疑古学者认为《礼记》和《史记》关於孔子与《周易》的记载不足为据，对於《论语·述而》篇、《子路》篇以及《庄子·天运》篇、《天下》篇的有关记载他们又作了完全不同於前人的解释，因此，孔子与《周易》无关说似乎是天衣无缝了。但事实是无情的，不但传统文献的记载难以推倒，而且一系列新的出土材料更是直接证伪了此说。
1973年底，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十二多万字的帛书。其中有六篇易传，共一万六千馀字。这六篇帛书易传的第一篇是《二三子》，经拼接整理，共36行，2600馀字。帛书《二三子》记载的是孔子与他的学生“二三子”关於《周易》的问答，较为详尽地讨论了《周易》乾、坤等17卦卦爻辞的意义。第二篇是《系辞》，与今本《系辞》基本相似，只是较今本《系辞》少了一些章节而已，这其实是出土文献的通例，不值得大惊小怪。帛书《系辞》与今本《系辞》一样，有许多解《易》的“子曰”，这个“子”，上下文来看，当属孔子。第三篇是《衷》，约45行，共3100馀字，通篇记载“子曰”论《易》，其中有今本《系辞》下篇的许多章节和《说卦》的前三章。第四篇是《要》，共24行，记字数1648。虽有残损，但从保存较为完整的最后两章看，一是记“夫子”与“子赣”关於“老而好《易》”的辩论，一是记孔子向他的学生“二三子”讲解《周易》的损益之道。第五篇是《缪和》，共70行，第六篇是《昭力》，共14行，共记字数“六千”。《缪和》、《昭力》两篇基本上皆为缪和、吕昌、吴孟、庄但、张射、李羊、昭力等人向先生问《易》的记录，这个解《易》的先生之言称为“子曰”，也有一处称为“孔子曰”。
帛书易传的这些记载不但坐实了孔子有解《易》之事，而且还揭示了一段孔子思想变化的隐秘。帛书《要》记载：
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子赣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蘩。’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君子言以矩方也。前(剪)羊(祥)而至者，弗羊(祥)而巧也。察其要者，不?(诡)其福。《尚书》多仒矣，《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赐闻诸夫子曰：‘孙(逊)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倚(奇)於人也，而可乎?”子曰：“校(谬)哉，赐!吾告女(汝)，《易》之道……故《易》刚者使知瞿(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忘(妄)，僌(渐)人为而去诈。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避)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其知……”[2]
从“子赣”所称的“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蘩’”可知，孔子晚年之前对《周易》极为轻视，以《周易》为求“神灵”、讲“卜筮”之书，认为好《易》就会“德行亡”、“知谋远”。到晚年，孔子对《周易》的认识却为之一变，“老而好《易》”，居然到了“居则在席，行则在囊”的地步。为此，子赣不解，孔子回答道“《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易》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妄，?人为而去诈”，认为《周易》一书产生於“纣乃无道，文王作”的年代，是周文王”讳而避咎”之作，反映了文王的仁义思想(“文王仁”)和忧国忧*识(“其虑”)。孔子是“乐其知”，赏识蕴藏在《周易》一书里的文王之智才“好《易》”的。
上述帛书《要》篇还记载：
孔子?（籀）至於损益一卦，未尚不废书而?（叹），戒门弟子曰：……故易又（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又（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柔刚；又（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为之以上下；又（有）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勿（物）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故易之为书也，一类不足以亟之，变以备亓（其）请（情）者也。故胃（谓）之易又（有）君道焉，五官六府不足尽称之，五正之事不足以至之，而诗书礼乐不[止]百扁，难以致之。不问於古法，不可顺以辤令，不可求以志善。能者?（由）一求之，所胃（谓）得一而君（群）毕者，此之（谓）也。[3]
孔子认为《诗》、《书》、《礼》、《乐》，卷帙繁多，不止百篇之数，从中获取“天道”、“地道”、“四时之变”和“人道”、“君道”，不是容易之事，“难以致之”。而《周易》有“阴阳”、“柔刚”以见天地之道，有“八卦”以见“四时之变”，有“上下”以见“人道”、“君道”，《诗》、《书》、《礼》、《乐》的精华都浓缩在《周易》的损益之道里。所以“?（由）一求之”、“得一而君（群）毕”，从《周易》的损益之道里可以尽得《诗》、《书》、《礼》、《乐》之精义，不必皓首穷经，把精力耗费在卷帙繁多的《诗》、《书》、《礼》、《乐》的繁文末节上。
孔子对群经态度的这种变化，势必会影响到其弟子和后学。帛书《要》篇记载子贡对孔子“老而好《易》”的激烈批评，就是证明。大而言之，孔子“老而好《易》”以前的弟子，如子贡等，受孔子轻视《周易》思想的影响，绝不会太看重《周易》。就是孔子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们也不见得就能接受。其称举群经，只称《诗》、《书》、《礼》、《乐》而不言《周易》是势所必然。而孔子晚年的一些弟子及其后学，受孔子“老而好《易》”的影响，就势必会将《易》与《诗》、《书》、《礼》、《乐》并称。但是，比较而言，孔子“老而好《易》”以前的弟子多而影响大，“老而好《易》”以后的弟子少而影响相对有限。所以，在先秦文献里，将《易》与《诗》、《书》、《礼》、《乐》并称自然会少些。
由此可见，在孔子晚年时《诗》、《书》、《礼》、《乐》、《易》、《春秋》就开始并称了，只不过《易》的价值是新定而《春秋》是新出而已。
二
1993年10月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了804枚楚简。考古专家从墓葬形制和器物特征判断，郭店一号墓具有战国中期偏晚的特点，因而断定其下葬年代当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至前3世纪初，其墓主人的身份为有田禄的上士。其竹简字体有明显的战国时期楚国文字的特点。[4]这些论定，都是可信的。现在这批楚简的照片和释文已全部公开发表。[5]我们可以据此进行讨论。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第15、16简说：时、箸、豊、乐，亓司出皆生於人。时，又为为之也；箸，又为言之也；礼、乐，又为?之也。[6]
“时”读为诗，“箸”读为“书”，“豊”读为礼，“司”读为始，“又”，读为“有”，“?”读为“举”。[7]这是说《书》与《诗》、《礼》、《乐》，它们的创作都产生於人，《诗》、《书》、《礼》、《乐》，都是反映人们的作为的。这里只称举《诗》、《书》、《礼》、《乐》四经，没有提及《易》与《春秋》。
但楚简《六德》篇第23至25简却记载：
古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客行亓?而??亡繇迮也。雚者?、箸则亦才?，雚者豊、乐则亦才?，雚者易、春秋则亦才?。[8]
“古”读为故，“客”读为各，“?”读为职，[9]“亡”读为无，“繇”读为犹，“迮”读为作，“雚”读为观，“者”读为诸，“?”读为诗，“箸”读为书，“才”读为在，“?”读为矣，“豊”读为礼。《郭店楚墓竹简》的这些释读都是正确的。但“?”应读为讪。《说文·言部》：“讪，谤也。”[10]“?”即夸之古文。《玉篇·言部》：“夸，逞也。?，古文。”[11]这里不但《诗》、《书》、《礼》、《乐》、《易》、《春秋》并称，而且说它们都是表达“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之理的。
楚简《语丛一》也有“六经”并称之语，只可惜有所残损。如依楚简《六德》篇所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序，将其第38、39、44、36、37、40、41简拼合，[12]则得：
《诗》所以会古含之?也者，[《书》者所以会]□□□□者也，[《礼》所以会]□□□□[也，《乐》所以会]□□□□[也]，《易》所以会天?人?也。《春秋》所以会古含之事也。[13]
楚简的“含”字，即“今”字。战国中山王?鼎铭“含”字3见，皆读为今。[14]包山楚简“邵行之大夫含执其倌人”，[15]信阳楚简“含卿大夫”，[16]“含”皆当读为今。
“?”，即志字，寸与含字的口一样，皆属於战国文字的繁化现象。信阳楚简“戋人刚?”，[17]“?”字人释作“恃”，[18]实际也应读作志，只不过多加了一个寸字部件罢了。
“?”字，亦见北宋郭忠恕所编《汗简》，云出自《尚书》；又见於北宋夏竦所编《古文四声韵》，云出自《古老子》、《古尚书》。他们皆释为“道”字。[19]此字又两见於石鼓文，清儒钱大昕据韵例认为当“读户郎切，即古行字”。罗振玉肯定钱说，指出商人卜辞亦有此字。[20]孙海波所编《甲骨文编》卷2第29页就收有8例甲文“?”字。今本《老子》之“道”字，荆门楚简多写作“道”，但亦有写作“?”的。如今本第37章“道常无名”之“道”，楚简就作“?”；第30章“以道佐人主者”之“道”，楚简也作“?”；第15章之“道”字，楚简也作“?”。[21]《尔雅·释宫》：“行，道也。”两者为同义词，故可通用。“天?人?”即“天行人行”，亦即天道人道。
这里，虽然残缺论《书》、论《礼》、论《乐》之语，但对本文的讨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里出现了论《易》、论《春秋》之语，它们与论《诗》之语并列，说明在郭店楚简中，《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并称，并非孤证，而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郭店一号墓的下葬年代是战国中期偏晚，约公元前300年左右。《六德》篇和《语丛一》的抄写当在这之前。其成书年代要早於抄写年代，因为迄今为止所有出土古籍，没有不属於抄本而为祖本的。[22]根据先秦时期的情况，一篇文章从写成到在社会上流传，需要一段不短的时间。所以，《六德》篇和《语丛一》的内容会早到战国前期，是很有可能的。笔者曾将楚简《六德》篇“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说与《论语·颜渊》、《中庸》、《荀子·王制》、《新书》诸说作过比较，认为楚简《六德》篇当成於子思《中庸》之前，当为孔子弟子之作。[23]帛书《要》篇记载孔子比较《易》与《诗》、《书》、《礼》、《乐》之短长，到了楚简所载孔子弟子的作品则《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并称，并论述了它们与“智信圣仁义忠”“六德”、“夫妇有辨、父子有亲、君臣有义”的“立身*三”及“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说的关系.这就告诉我们，先秦时期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六经并称起源於孔子，应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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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艺含义有二：1.六种技能：礼、乐、射、御、书、数。2.指六经：《易》《书》《诗》《礼》《乐》《春秋》。
宋代有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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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艺：吉、凶、军、宾、嘉礼五科，是关于社交能力的学问；
乐艺：云门、咸池、大韶、大夏、大护、大武六科，是关于达情能力的学问；
射艺：白失、参连、剡注、襄尺、井仪五科，是关于知识能力的学问；
御艺：鸣和鸾、逐水曲、舞交衢、过君表、逐禽左五科，是关于主事能力的学问；
书艺：象形、会意、指事、转注、假借、谐声六科，是关于记述能力的学问；
数艺：方田、栗布、差分、少广、商功、均输、盈朒、方程、勾股九科，是关于数算能力的学问。
楚简的记载，证明六经的形成，源於孔子；早在先秦时期，《周易》就已与《诗》、《书》、《礼》、《乐》、《春秋》并列，进入儒家群经之中。说孔子乃至先秦儒家与《周易》无关，否定先秦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并列的事实，是完全错误的。指出执著於这些错误观点的疑古学者，应该反省、检讨自己的方*。
《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并称始於何时？是近代以来经学史、思想史、哲学史论争的一大热点。受疑古思潮影响的学者认为先秦没有“六经”或“五经”，到秦或西汉，《周易》才进入儒家系统，《诗》、《书》、《礼》、《乐》、《易》、《春秋》才开始并称，才有六经之说。[1]这种观点，在中、日两国学界影响极大，在讨论先秦秦汉学术和思想方面引起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很有认真地进行系统探讨的必要。
一
说先秦没有“六经”并称之说，是由孔子与《周易》无关说引发的。疑古学者认为《礼记》和《史记》关於孔子与《周易》的记载不足为据，对於《论语·述而》篇、《子路》篇以及《庄子·天运》篇、《天下》篇的有关记载他们又作了完全不同於前人的解释，因此，孔子与《周易》无关说似乎是天衣无缝了。但事实是无情的，不但传统文献的记载难以推倒，而且一系列新的出土材料更是直接证伪了此说。
1973年底，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十二多万字的帛书。其中有六篇易传，共一万六千馀字。这六篇帛书易传的第一篇是《二三子》，经拼接整理，共36行，2600馀字。帛书《二三子》记载的是孔子与他的学生“二三子”关於《周易》的问答，较为详尽地讨论了《周易》乾、坤等17卦卦爻辞的意义。第二篇是《系辞》，与今本《系辞》基本相似，只是较今本《系辞》少了一些章节而已，这其实是出土文献的通例，不值得大惊小怪。帛书《系辞》与今本《系辞》一样，有许多解《易》的“子曰”，这个“子”，上下文来看，当属孔子。第三篇是《衷》，约45行，共3100馀字，通篇记载“子曰”论《易》，其中有今本《系辞》下篇的许多章节和《说卦》的前三章。第四篇是《要》，共24行，记字数1648。虽有残损，但从保存较为完整的最后两章看，一是记“夫子”与“子赣”关於“老而好《易》”的辩论，一是记孔子向他的学生“二三子”讲解《周易》的损益之道。第五篇是《缪和》，共70行，第六篇是《昭力》，共14行，共记字数“六千”。《缪和》、《昭力》两篇基本上皆为缪和、吕昌、吴孟、庄但、张射、李羊、昭力等人向先生问《易》的记录，这个解《易》的先生之言称为“子曰”，也有一处称为“孔子曰”。
帛书易传的这些记载不但坐实了孔子有解《易》之事，而且还揭示了一段孔子思想变化的隐秘。帛书《要》记载：
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子赣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蘩。’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君子言以矩方也。前(剪)羊(祥)而至者，弗羊(祥)而巧也。察其要者，不?(诡)其福。《尚书》多仒矣，《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赐闻诸夫子曰：‘孙(逊)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倚(奇)於人也，而可乎?”子曰：“校(谬)哉，赐!吾告女(汝)，《易》之道……故《易》刚者使知瞿(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忘(妄)，僌(渐)人为而去诈。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避)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其知……”[2]
从“子赣”所称的“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蘩’”可知，孔子晚年之前对《周易》极为轻视，以《周易》为求“神灵”、讲“卜筮”之书，认为好《易》就会“德行亡”、“知谋远”。到晚年，孔子对《周易》的认识却为之一变，“老而好《易》”，居然到了“居则在席，行则在囊”的地步。为此，子赣不解，孔子回答道“《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易》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妄，?人为而去诈”，认为《周易》一书产生於“纣乃无道，文王作”的年代，是周文王”讳而避咎”之作，反映了文王的仁义思想(“文王仁”)和忧国忧*识(“其虑”)。孔子是“乐其知”，赏识蕴藏在《周易》一书里的文王之智才“好《易》”的。
上述帛书《要》篇还记载：
孔子?（籀）至於损益一卦，未尚不废书而?（叹），戒门弟子曰：……故易又（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又（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柔刚；又（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为之以上下；又（有）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勿（物）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故易之为书也，一类不足以亟之，变以备亓（其）请（情）者也。故胃（谓）之易又（有）君道焉，五官六府不足尽称之，五正之事不足以至之，而诗书礼乐不[止]百扁，难以致之。不问於古法，不可顺以辤令，不可求以志善。能者?（由）一求之，所胃（谓）得一而君（群）毕者，此之（谓）也。[3]
孔子认为《诗》、《书》、《礼》、《乐》，卷帙繁多，不止百篇之数，从中获取“天道”、“地道”、“四时之变”和“人道”、“君道”，不是容易之事，“难以致之”。而《周易》有“阴阳”、“柔刚”以见天地之道，有“八卦”以见“四时之变”，有“上下”以见“人道”、“君道”，《诗》、《书》、《礼》、《乐》的精华都浓缩在《周易》的损益之道里。所以“?（由）一求之”、“得一而君（群）毕”，从《周易》的损益之道里可以尽得《诗》、《书》、《礼》、《乐》之精义，不必皓首穷经，把精力耗费在卷帙繁多的《诗》、《书》、《礼》、《乐》的繁文末节上。
孔子对群经态度的这种变化，势必会影响到其弟子和后学。帛书《要》篇记载子贡对孔子“老而好《易》”的激烈批评，就是证明。大而言之，孔子“老而好《易》”以前的弟子，如子贡等，受孔子轻视《周易》思想的影响，绝不会太看重《周易》。就是孔子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们也不见得就能接受。其称举群经，只称《诗》、《书》、《礼》、《乐》而不言《周易》是势所必然。而孔子晚年的一些弟子及其后学，受孔子“老而好《易》”的影响，就势必会将《易》与《诗》、《书》、《礼》、《乐》并称。但是，比较而言，孔子“老而好《易》”以前的弟子多而影响大，“老而好《易》”以后的弟子少而影响相对有限。所以，在先秦文献里，将《易》与《诗》、《书》、《礼》、《乐》并称自然会少些。
由此可见，在孔子晚年时《诗》、《书》、《礼》、《乐》、《易》、《春秋》就开始并称了，只不过《易》的价值是新定而《春秋》是新出而已。
二
1993年10月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了804枚楚简。考古专家从墓葬形制和器物特征判断，郭店一号墓具有战国中期偏晚的特点，因而断定其下葬年代当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至前3世纪初，其墓主人的身份为有田禄的上士。其竹简字体有明显的战国时期楚国文字的特点。[4]这些论定，都是可信的。现在这批楚简的照片和释文已全部公开发表。[5]我们可以据此进行讨论。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第15、16简说：时、箸、豊、乐，亓司出皆生於人。时，又为为之也；箸，又为言之也；礼、乐，又为?之也。[6]
“时”读为诗，“箸”读为“书”，“豊”读为礼，“司”读为始，“又”，读为“有”，“?”读为“举”。[7]这是说《书》与《诗》、《礼》、《乐》，它们的创作都产生於人，《诗》、《书》、《礼》、《乐》，都是反映人们的作为的。这里只称举《诗》、《书》、《礼》、《乐》四经，没有提及《易》与《春秋》。
但楚简《六德》篇第23至25简却记载：
古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客行亓?而??亡繇迮也。雚者?、箸则亦才?，雚者豊、乐则亦才?，雚者易、春秋则亦才?。[8]
“古”读为故，“客”读为各，“?”读为职，[9]“亡”读为无，“繇”读为犹，“迮”读为作，“雚”读为观，“者”读为诸，“?”读为诗，“箸”读为书，“才”读为在，“?”读为矣，“豊”读为礼。《郭店楚墓竹简》的这些释读都是正确的。但“?”应读为讪。《说文·言部》：“讪，谤也。”[10]“?”即夸之古文。《玉篇·言部》：“夸，逞也。?，古文。”[11]这里不但《诗》、《书》、《礼》、《乐》、《易》、《春秋》并称，而且说它们都是表达“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之理的。
楚简《语丛一》也有“六经”并称之语，只可惜有所残损。如依楚简《六德》篇所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序，将其第38、39、44、36、37、40、41简拼合，[12]则得：
《诗》所以会古含之?也者，[《书》者所以会]□□□□者也，[《礼》所以会]□□□□[也，《乐》所以会]□□□□[也]，《易》所以会天?人?也。《春秋》所以会古含之事也。[13]
楚简的“含”字，即“今”字。战国中山王?鼎铭“含”字3见，皆读为今。[14]包山楚简“邵行之大夫含执其倌人”，[15]信阳楚简“含卿大夫”，[16]“含”皆当读为今。
“?”，即志字，寸与含字的口一样，皆属於战国文字的繁化现象。信阳楚简“戋人刚?”，[17]“?”字人释作“恃”，[18]实际也应读作志，只不过多加了一个寸字部件罢了。
“?”字，亦见北宋郭忠恕所编《汗简》，云出自《尚书》；又见於北宋夏竦所编《古文四声韵》，云出自《古老子》、《古尚书》。他们皆释为“道”字。[19]此字又两见於石鼓文，清儒钱大昕据韵例认为当“读户郎切，即古行字”。罗振玉肯定钱说，指出商人卜辞亦有此字。[20]孙海波所编《甲骨文编》卷2第29页就收有8例甲文“?”字。今本《老子》之“道”字，荆门楚简多写作“道”，但亦有写作“?”的。如今本第37章“道常无名”之“道”，楚简就作“?”；第30章“以道佐人主者”之“道”，楚简也作“?”；第15章之“道”字，楚简也作“?”。[21]《尔雅·释宫》：“行，道也。”两者为同义词，故可通用。“天?人?”即“天行人行”，亦即天道人道。
这里，虽然残缺论《书》、论《礼》、论《乐》之语，但对本文的讨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里出现了论《易》、论《春秋》之语，它们与论《诗》之语并列，说明在郭店楚简中，《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并称，并非孤证，而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郭店一号墓的下葬年代是战国中期偏晚，约公元前300年左右。《六德》篇和《语丛一》的抄写当在这之前。其成书年代要早於抄写年代，因为迄今为止所有出土古籍，没有不属於抄本而为祖本的。[22]根据先秦时期的情况，一篇文章从写成到在社会上流传，需要一段不短的时间。所以，《六德》篇和《语丛一》的内容会早到战国前期，是很有可能的。笔者曾将楚简《六德》篇“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说与《论语·颜渊》、《中庸》、《荀子·王制》、《新书》诸说作过比较，认为楚简《六德》篇当成於子思《中庸》之前，当为孔子弟子之作。[23]帛书《要》篇记载孔子比较《易》与《诗》、《书》、《礼》、《乐》之短长，到了楚简所载孔子弟子的作品则《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并称，并论述了它们与“智信圣仁义忠”“六德”、“夫妇有辨、父子有亲、君臣有义”的“立身*三”及“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说的关系.这就告诉我们，先秦时期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六经并称起源於孔子，应是不争的事实。
